1975年1月，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李庆霖作为四届人大代表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李庆霖在今天也许默默无闻，但在40年前可以说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的出名之处在于他当年曾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上过程中的问题，毛主席后来看到信后十分动容，不光是写了回信，而且还从稿费中抽出300元给他。
可能就连毛主席也没想到，李庆霖的一生也因为这封回信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一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旁休息，当时时任外交部部长的王海容转来一封信，这封信虽然是给王海容的，但信实际上是寄给毛主席的。
这个写信的人就是时任福建莆田某小学教员的李庆霖。
李庆霖原信写的非常长，主要反映的是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以下两点：
一、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口粮供应以及生活费断发后，知识青年生活出现了困难；
二、一部分地方上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下乡时间不长的子女们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
据李庆霖多年之后回忆称，当时他所想写的内容还有很多，但出于担心信可能寄不出去，所以经过他再三斟酌，还删掉了部分内容。
当然，李庆霖并不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不过，李庆霖的信中反映的情况基本上符合客观，因为他儿子本身就是一名之情，可事实上情况可能比他写的还严重。
从酝酿写这封信再到寄出去，李庆霖也做了很长时间思想斗争，考虑到直接寄给毛主席，毛主席可能收不到，但他常听说毛主席在接见外宾时，翻译王海容就在她身边，所以把信寄给她，就等于是寄给了毛主席。
李庆霖把信寄出去以后，还担惊受怕了好几天。
1973年5月1日，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来莆田，询问李庆霖是不是给毛主席寄了封信，李庆霖回答是，记者又要求看底稿，但李庆霖说没有留底稿。
就是这么简单的几句对话，把李庆霖吓得够呛。
可让李庆霖没想到的是，毛主席不仅收到了信，还直截了当的表示对他信里所写内容的赞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李庆霖在信中针砭时弊的谈了自己的几点看法，无疑是非常大胆的。
毛主席事后把汪东兴叫来，明确指示要给他写封回信，还随信附赠了300元。
不光如此，毛主席还问：
“李庆霖是不是共产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选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为党员。如果没有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他还说，可考虑将李庆霖的信编入中学课本。”
就在记者上门后不久，即1973年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是一个大的牛皮纸信封，上面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李庆霖本能的感到，应该是自己之前寄出信的回信。
果不其然，李庆霖拆开信后，果然是毛主席给他写的回信：
“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应该指出的是，基于重大历史文件的保管，李庆霖收到的不是毛主席的原件，原件保管在中央办公厅，他收到的是复印件，同时回信还附着他给毛主席写的信的打印件，并注明是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学习讨论的。
同年5月10日，李庆霖收到了毛主席寄来的300元现金，他一分没花，一开始拿红布包着，吊在自家房梁上，后来又存在银行。
终其一生，李庆霖都没花这300元钱。
二李庆霖因为这封信，也引来了很大的麻烦，因为“阎王好过，小鬼难缠”，当时地方上一些公权私用的干部，开始针对李庆霖。
据说县信访办一个负责人还把李庆霖的儿子叫来批评：
“你这二流子，不好好劳动，还欺骗毛主席寄钱！”
不过，因为有毛主席回信在，所有人都不敢拿李庆霖怎么样。
当时福建莆田地位在就李庆霖信中所提到的问题，派出工作组在下属四个县展开调查，发现知识青年遇到的问题比李庆霖提出的还要严重的多。
这一情况上报中央后，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
1973年4月27日，就在毛主席给李庆霖复信的第二天，周总理主持召开了会议，统筹研究了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派出国家机关干部分赴全国十三个省市调查。
从1973年以后，由于有了中央的政策，全国知识青年的生活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一些违法乱纪的问题得到了杜绝。
也正因为如此，李庆霖在全国知识青年中有了很高的名望，一直到许多年以后，还有当年的知情在打听到他的住址后，专程登门拜访。
李庆霖也有了好几个外号，比如“李大胆”、“李青天”
不光是如此，李庆霖在家喻户晓后，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全国各地知青寄来的信，除了感谢慰问外，不少知青也把他这里当成一个反映问题的窗口。
令李庆霖印象深刻的是来自黑龙江和云南知青给他写的信，信中反映她们女知识青年被玷污迫害的经历，李庆霖心里很不安，直接把信转寄给了国务院，半年后，李庆霖收到了国务院有关部门回复。
当然，改变的李庆霖。
李庆霖1957年时曾被错划为右派，后来因给毛主席写信出名后，他把这件事情反映给了接他到福州的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
韩先楚当场就表了态：
“教学生不比种庄稼，成绩基础差，短时间怎能拔高，把白旗插在小学教师身上是错误的。”
李庆霖本来是福建莆田一中学校长，被错划右派后，降任某小学任教员，但随着身上的问题得以说清后，李庆霖陆续出任莆田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莆田县“知青办”副主任、县教育组副组长、福建省高考招生办副主任、国务院知青办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三李庆霖因一封信而名声鹊起，却也因这封信而受牵连。
应该指出的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像李庆霖这样的“反潮流英雄”不可避免的被卷入风波中，可他对政治根本就不了解，所以在后来几年时间里，他到处发言讲话，因此惹了很多麻烦，这些麻烦在多年之后，来了一次彻底集中的爆发。
从客观心态上来看，李庆霖应该是好人。
李庆霖身居高位之后，并没有忘本，而是处处把关，特别是他任高校招生办副主任期间，严词拒绝了许多企图走后门的人，虽然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但也得罪了不少人。
1976年10月拨乱反正后，李庆霖也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1日被正式逮捕。
差不多一年后，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宣判，李庆霖以“反革命”罪判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对于这个罪名，李庆霖自始至终也不认可，他觉得自己只是犯了点错误，绝不至于有如此大得罪则，只是他的申诉始终没有一个结果。
李庆霖劳改期间一直受到照顾，周围的人也知道他就是几年前闻名的“反潮流英雄”，私下里也都很敬重他。
李庆霖在狱中表现的也很好，因此获得了减刑。
1988年，李庆霖减刑至十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
1994年3月，李庆霖获准提前出狱。
李庆霖晚年生活逐渐安逸，福建省委、莆田县委也很照顾他，每个月给他210元生活费，后来又涨到了500元。更令他欣慰的是，还是有不少人都记着他，特别是随着到了九十年代以后，知青热兴起以后，不少知青都在打听他的情况，他在服刑期间，就有人不断地来探望他，还给他写信寄钱治病。
只是有一点，李庆霖还是有遗憾，每次到莆田县信访局反映申诉，工作人员都是客客气气的和他聊天，至于他申诉的问题，则是无人理会。
李庆霖晚年身体逐渐每况愈下，基本上都是在病痛中度过，特别是1997年，李庆霖的老伴儿患肺气肿去世，给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尽管许多热心的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但李庆霖还是在2004年2月19日撒手人寰，享年7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