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被打倒的老一代奴隶主和新一代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新奴隶主,总想结合共同完成复辟行动。
但西汉时期的法家是反奴隶制的,面对新老奴隶主的复辟行动,他们会进行什么样的政策?
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变化
从战国以来,六国的旧贵族是新兴地主阶级反复辟的主要对手,他们为了颠覆封建制,复 辟奴隶制,曾经进行过十分疯狂而又阴险的活动。但是较量的结果,他们被新兴地主阶级打 败了。特别是秦末农民战争的革命风暴,不仅暴露了他们那戴着形形色色面具的狰狞面目, 而且粉碎了赵高的复辟政权,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
他们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到了西汉时 期,他们已经无力作为奴隶主阶级的主力与新兴地主阶级相抗衡了。而奴隶主阶级的另一部 分——工商业奴隶主则开始作为复辟势力的主力而出现。这些工商业奴隶主都是“六国彊 宗”及“故贾人”的后裔,不仅反动阶 级的烙印深,而且很有经济实力。
然而,工商业奴隶主只有强大的经济势力,没有政治势力,他们再也不能象六国旧贵族 那样有可供利用的残存的政治特权和混入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内部篡权复辟的有利条件。因为 封建制已进一步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法家经过赵高复辟的教训,十分警惕赵高式的人物,加 强了防范。
因此,他们的复辟活动必须改变策略,即一方面,极力利用自己积累的巨额财富 “兼并农人”,把农民重新沦为奴隶,从经济领域向新兴地主阶级发 动进攻,瓦解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挖封建制的墙脚;另方面,利用金钱物质去拉拢地主阶 级的当权派,“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从地主阶级内部寻找政治代 理人。老一代奴隶主阶级这一变化,必然要在地主阶级内部产生新的影响,发生新的斗争。
地主阶级内部的变化情况
经过秦末的农民战争,以刘邦为首的法家政治家对于反复辟斗争的认识提高了,注意了 组织上巩固的问题。他们仍然生气勃勃地推行法家革新进步路线,“汉承秦制”,努力完成秦 始皇开创的统一的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事业。他们代表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本质和主流。 但是,西汉时期的地主阶级已发生分化,出现了地主阶级的保守派。
地主阶级的这种分化是 必然的。正如恩格斯在分析历史上一切少数人的革命——即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 级的革命 — 时所指出的:“在第一次大成功之后,胜利的少数通常是发生分裂,其中一部 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
但这些刚刚分化出来的地主阶级保守派要反对革新进步的潮流,他们的势力是薄弱 的,经验也是缺乏的。因此,他们必然要向社会上寻找自己的同盟军,和社会上反对革新进 步潮流的奴隶主阶级同病相怜,相依为命,并且在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影响下,蜕化成代表老 一代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新的奴隶主阶级分子。
西汉时期“七国之乱”的头子吴王濞等同姓王 以及淮南王刘长、刘安,衡山王刘赐等就是这样一小撮新的奴隶主阶级分子。处于这样的历史情况下的西汉法家,要取得维护封建制反对奴隶制复辟斗争的胜利,就 不仅要继续反对老奴隶主阶级,而且要反对新产生出来的新奴隶主阶级分子;也不仅要从事 政治思想领域的反复辟斗争,还必须把经济领域的反复辟斗争也抓起来。
这样,西汉时期的 复辟反复辟斗争就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 “阶级间的关系的变化就是历史的变化”。以上情况说明,西 汉的确是我国历史上地主阶级反复辟斗争向纵深发展的历史时期。
西汉初年,刘邦先后分封了七个异姓王和九个同姓王,在郡县制的基础上实行部分分封 制。他这样做当然是有客观原因的,但主要的还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刘邦没有正确总结秦亡的 教训,认为分封同姓王可以“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企图用血缘亲族 关系来屏藩汉室,巩固“刘氏”封建王朝。刘邦会有这样的看法,不仅说明了当时社会上奴 隶制残余还很大,影响还很深,连法家人物也受到它的影响和毒害,同时也说明了地主阶级 法家存在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在政治上,他们推行的是一条与封建中央集权完全背道而驰的倒退复辟路线,疯狂叫嚣 “存亡继绝”。在经济上,他们勾结工商业奴隶主,疯狂瓦解封建政权的经济基础,卡封建中央集权的 脖 子 。
这些同姓诸侯王本来就有收取“夸州兼郡,连城数十”的封国的赋税特权,在经济上很 有势力,后来又通过合法的和大量非法的活动霸占了盐铁和铸钱等经济部门,迅速变成了经 济上的暴发户。封建国家的主要经济部门被这些野心勃勃的同姓王所垄 断,他们的复辟活动就更加疯狂。凭借着雄厚的财富,无孔不入,无罪不作。
可见,这些新的奴隶主在颠覆封建制,复辟奴隶制时,一点也不比老奴隶主逊色。他们 是西汉封建王朝更危险的敌人,是老奴隶主在地主阶级内部的政治代理人。新兴地主阶级和新的奴隶主阶级分子的斗争,实质上是当时社会中两 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场复辟反复辟的严重斗争,而绝不是新兴地主阶级内部的权 力之争,因此,这场斗争是直接关系到巩固封建制还是倒退回奴隶制的重大问题。如果新兴 地主阶级不和新的奴隶主阶级分子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奴隶制的复辟将是随时可能 的,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巩固只能是一句空话。
从西汉时期反复辟斗争的情况来看,奴隶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思想的影响,是新奴隶主阶级分子的产生和罪恶活动的政治思想根源,分封制和没有实行封建化改造的工商业是他们 一代又一代产生的经济基础。因此,新兴地主阶级要开展并取得反对新老奴隶主复辟斗争的胜 利,就必须进一步打击内外的奴隶主复辟派,就必须对工商业的所有制实行封建化的改造, 同时还必须铲除分封制这块奴隶制孽生的旧基地。
西汉时期的法家从刘邦到汉武帝虽然对这 些斗争的认识在程度上有深浅的不同,在行动上有轻重之别,但他们都坚持法家革新进步路 线,进行了反对奴隶制复辟巩固封建制的斗争。关于这种斗争的情况,下面分别从经济、政 治和军事上略加描述:西汉法家对工商业奴隶主的抑制打击政策和对工商业实行封建化改造的斗争。
强本抑末:
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以后,封建土地所有制代替了奴隶制的井田制,在土地所有制方面 说来已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在奴隶制社会时“工商食官”, 即手工业和商业都由奴隶主国家或奴隶主贵族经营的状况到了封建社会后并没有多少改变。
虽然,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后,出现了一些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但工商业的所有制仍然是奴 隶制,不是封建制。工商业仍然操纵在奴隶主贵族的手中,他们继续在这块世袭领地上为非 作歹,横行霸道。
对于这一情况,地主阶级法家人物从商鞅开始就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他们一直奉行一条 “强本抑末”的政策,即加强农业,抑制和打击奴隶主工商业的政策。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就 曾猛烈地推行过这一政策,不准商人倒卖粮食,规定“商无得余”。 他有意提高“关市之赋”、“酒肉之价”,限制商人的活动。他还规定要按照工商奴隶主的 家庭人口(包括役使奴隶的数量)摊派赋役。
商鞅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使“农逸(安 定)而商劳”,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和商业“可以富家”,手工业“可以糊口”对农业人口的 引诱,稳定和增加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以保证封建农业经济的发展。商鞅以后的法家从韩 非到秦始皇,从刘邦到汉景帝都基本上是执行这一政策的。当然这些后来法家在推行这一政 策时,在程度上有所发展,在内容上有所增添,如秦始皇统一货币、度量衡,强迁天下豪富 和在征徭政策上实行“七科谪”,重点打击工商业奴隶主。
而刘邦则另立“市籍”,把工商 业奴隶主入另册,对工商业奴隶主实行“三不准”政策——不准衣丝乘车,东游西逛;不准 占有土地和不准其进入封建政府做官等等。但是,他们主要是从发展封建农业经济就必须 限制工商业对农业的分解作用这个方面来看的,都还没有触及要对工商业所有制实行封建化 改造这个核心问题和认识这一改造对反对奴隶制复辟,巩固封建制的严重意义。
后来,随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尤其是有汉文帝放松封建政府对工商业的 抑制,放任工商业奴隶主冶铁煮盐,卒致酿成吴楚七国之乱的严重教训,到了汉武帝时,法 家才慢慢地认识了对工商业实行封建化改造的严重意义,进行了使工商业封建化的斗争。汉 武帝和桑弘羊等法家认为,封建国家必须对工商业的所有制实行封建化的改造,把工商业大 权从工商业奴隶主的手中夺回来。
汉景帝时,中央集权和封国的新的奴隶主阶级分子的斗争更激化了。法家晁错继承贾谊 的思想,向汉景帝提出了“削藩策”,建议削减甚至取消他们的封地,特别强调要首先打击 力量最强、野心最大的吴王濞。他清醒地看到这种斗争的形势,接受了晁错的建议,首先向吴王濞开刀,削掉 他的摇钱树——豫章郡。果然吴王濞立即勾结其他诸侯王叛乱,汉景帝迅即加以严厉镇压。
平定七国之乱后,汉景帝把封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统统收归中央,并裁减封国的官吏, 降黜他们的秩位,封国的独立地位被取消了,变成了如同中央直接统辖的郡县一样。分封制 这块新的奴隶主阶级分子的滋生地第一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诸侯王自后连行政权也没有, 只能衣食封国的租税而已。诚然,这次毁灭性的打击并没有结束这一斗争,但它对于法家取 得这场斗争的完全胜利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西汉时期法家一捶重过一捶的打击,封国这块滋生新奴隶主的基地被逐步铲除了,到了汉哀帝时,此类王侯的后裔们已“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无异”了。
西汉时期法家在一代接一代地坚持法家革新进步路线,在人民的支持下,经过了 一百多年反对新老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终于换来了新兴封建制对 奴隶制的胜利。今天,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而且和过去一切 剥削阶级的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结语:
西汉时期地主阶级 法家反对新老奴隶主复辟派的斗争经验,对于认识我们今天的斗争还是有借鉴作用的。
西汉法家反对新老奴隶主复辟的斗争告诉我们,新制度要代替旧制度,只能通过斗争, 新制度的胜利只能是长期斗争的结果。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革命只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 种剥削制度的革命,斗争尚且如此尖锐复杂,社会主义革命是要实行从有阶级的社会向无阶 级的社会——共产主义过渡,这样一次革命必然要艰巨得多,长期得多,因此,我们必须坚 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我们既要和毒草斗争,也 要深翻改土,铲除毒草孽生的土壤。只有这样,我们就一定能“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 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不断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 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