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阅制度起源于一次意外的文件误会。历史上，我党领导人批阅文件时仅用一个勾作为标记，但这种方式曾导致毛主席与秘书叶子龙之间的误解。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叶子龙创新了一种全新的批阅方法，即在文件上圈名。这种简单而有效的改变如何影响了领导层的工作效率，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一探究竟。

1914年陈永贵诞生于山西省昔阳县沾城镇的一个农家，这个时期中国正面临剧烈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困顿。他的家庭因生活贫困而陷入绝境，陈永贵的父亲陈志如，为了勉强维持家中的生计，被迫作出极端的决定：卖掉了家中的女儿和妻子。

带着年幼的陈永贵，陈志如逃离了家乡，辗转来到了大寨，两年的艰苦挣扎并未改变他们的命运，绝望中的陈志如选择了自尽，留下年仅七岁的陈永贵面对苦难的世界。

小小年纪的陈永贵见证了父亲的自尽，这一幕深深刻在他的心里。他独自一人，在大寨挣扎生存了五年，随后寻找到了他的母亲，可惜重逢的喜悦被生活的艰辛所掩盖，他母亲无力再抚养他。

陈永贵继续他的流离生活，试图与姐姐团聚，却因为同样的经济困境未能如愿。最终他返回大寨，决定在这里定居并自力更生。他开始与大寨的成年人一起耕作，尽管身体瘦弱，但他展现出超乎常人的坚韧和毅力。

虽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中，陈永贵却没有屈服于命运。他听闻共产党致力于为农民和工人阶级争取权益，这激发了他的反抗意识。他梦想着加入这场斗争，改变自己和同胞的命运。

1940年当陈永贵26岁时，日军的入侵进一步加剧了华北地区的苦难，也正是如此陈永贵目睹了许多无辜民众惨死，1943年，八路军在大寨建立联络点时，陈永贵成了秘密的联络人，勇敢地为抗日努力提供信息支持。尽管他的行动最终被日军发现，陈永贵在被捕和审问中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勇气和冷静，幸运地因缺乏证据被释放。

直到1945年，昔阳县才迎来了真正的解放。大寨村位于山西省昔阳县的太平山区，面临着严峻的自然环境挑战。这里的土地由于长期水土流失，变得贫瘠难耕。全村拥有的800多亩耕地被不利的地形条件分割成4700多块，这些碎片化的土地大小不一，最大的仅约3亩，最小的不足半亩，往往几块小地才能合成1亩的规模。

陈永贵深知大寨人面临的困境。每当雨季来临，坡陡地滑的耕地常常遭受雨水侵袭，肥沃的土壤和即将成熟的作物随雨水流失，导致大寨村的年均粮食产量仅为每亩30到50公斤，远远不能满足村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1953年陈永贵酝酿了一项大胆的改革计划——《十年造地计划》。他提议通过在山沟建造石坝，并用土填平，将杂乱无章的耕地整合成梯田。这不仅能阻止水土流失，还能增加耕地的有效使用面积。

到1962年，陈永贵的“造地”愿景基本实现，原先零散的4700多块耕地成功整合为2900块肥沃耕地。村中还新建了180多条石坝、两条盘山渠和两个水库，以及3000多个蓄水的鱼鳞坑。曾经的陡坡已变为层层叠叠的梯田，新增了80多亩肥沃土地。这些改变使得大寨的粮食产量在这一年达到了387公斤/亩，几乎是十年前118.5公斤/亩的三倍，显著提高了村民的生活质量。

1963年大寨村面临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一连串的灾难几乎摧毁了这个村庄。尽管遭遇了连续的大洪水、多次风灾、雹灾、以及严重的霜冻，还有春播前的涝灾和之前的干旱，大寨村民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和自力更生的精神，他们不仅重建了家园，还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农业成就。

那一年，大寨的粮食单产达到了704斤，总产量高达56万斤。更令人钦佩的是，他们没有接受任何国家救济，反而上缴了24万斤商品粮。到了年底，大寨村民终于告别了住在土窑洞的生活，搬进了坚固的石窑新居，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居住条件。

1964年3月，在邯郸火车站，毛主席听取了来自河北和山西两省省委书记的汇报。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详细介绍了陈永贵的工作和成就。他提到，陈永贵虽然晚年才学会阅读，但他的见解和言论深刻体现了毛主席思想和辩证法的精髓。

赵树理对陈永贵的评价尤为高度：“他虽未直接引用毛主席的言论，但其所言所行却深深根植于毛主席思想之中，没有明说哲学，却处处显示出辩证法的运用。”毛主席对此印象深刻，随即要求将陈永贵的事迹广泛传播。

毛主席的指示得到了中央的积极响应，邓小平在审阅了陈永贵的材料后，同样对他的贡献赞不绝口。陈永贵不久后受邀至北京，他的报告会场座无虚席，影响深远，邓小平对此表示极大的满意。

中央多名领导人纷纷前往大寨实地考察，亲自见证并肯定了大寨模式及陈永贵的领导力。1964年底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生日宴会上，特意邀请了陈永贵参加，将他安排在自己身边，以示对其成就的特别认可。宴会上，毛主席亲切地称赞陈永贵是“农业专家”，尽管语言的障碍让陈永贵一度误解，但这一场面成为了两人友谊的象征。

到了1967年的五一劳动节，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再次公开表达对陈永贵的赞赏，这一场合被媒体广泛报道，增强了陈永贵在民众中的崇高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永贵的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大，他从大寨党支部书记逐渐升至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以及山西省委副书记等多个重要职位，充分展现了他的领导才能和对党的忠诚。

在1973年，陈永贵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变，从一个普通农民跃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了副国级的高级干部。这种变化对他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他从未梦想过会有这样的荣誉降临到自己头上。

两年后，陈永贵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在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专程找到他，严肃地告诉他需要准备接受更重要的职责——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将大寨的革命精神推广至全国。周总理的话让陈永贵感到意外和不安，他谦虚地表示自己学识有限，恐怕难以担此重任。

周总理坚定地回应道：“永贵同志，你是党的成员，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安排。”面对总理的坚决态度，陈永贵只得接受了这一职务，从此他的生活和工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作为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每日的任务包括审阅大量文件、发布指示和准备报告。由于文化程度限制，他常让秘书先阅读文件，然后根据同意与否在文件上划圈标记。秘书对陈永贵如何如此迅速做出决策表示好奇，陈永贵坦言他会参考华国锋、李先念等人的意见，信赖他们的判断。

陈永贵更倾向于通过会议表达自己的思路，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处理文书。在1975年春天陈永贵向毛主席递交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其中他表达了一个独特的工作安排请求，希望能分三个阶段安排自己的工作与生活：一部分时间在昔阳县进行地方工作，另一部分时间巡视全国各地了解实际情况，最后的时间则留在北京处理国务。这种创新的时间管理方式被称为“三三制”，他还请求从官邸钓鱼台搬出，理由是希望过上更朴素的生活。

毛主席对陈永贵的这些请求给予了全力支持，并幽默地批示道：“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毛主席不仅赞赏了陈永贵的“三三制”工作模式，还对他的谦逊生活态度表示敬佩。

8月陈永贵搬进了位于交道口的一个简朴的小院。尽管他是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的生活却十分节俭。家中的食物常常不足，他时常将普通面粉混入粗杂粮中以节省开支。对于收到的任何礼物，陈永贵坚决退回，显示出他的廉洁自律。这些行为成为了他传为佳话的廉政故事之一。

陈永贵的形象深入人心：那张布满沟壑的老农脸，手上那因长年劳作而形成的厚茧，以及他那引人入胜的演讲能力。他讲话时无需文稿，能够即兴发挥，讲话内容既深刻又生动，常常让听众不论老少都听得津津有味，几小时不觉乏味。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的去世对陈永贵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深感失落，痛哭流涕，数日间几乎无法进食。这段时间他几乎与世隔绝，深切地体会到了一个时代的结束。陈永贵的这种情感表达，反映了他对毛主席及其理念的深厚情感与忠诚。

1980年，随着年岁增长和健康状况的持续恶化，陈永贵主动向中央提出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并希望退出政治舞台。考虑到他的贡献和情况，胡耀邦积极倡导中央为陈永贵提供适当的退休待遇，确保他的晚年生活无忧。

为此，中央决定将陈永贵的工资依照国家规定的高级行政级别发放，并为他保留了必要的生活支持人员，如警卫员和炊事员。此外，为方便他的生活和医疗保障，中央还批准将他和家人的户口从山西迁至北京。

尽管安排已定，陈永贵并未急于将家人搬至北京。他待到1980年底，才将家人迁至首都，这使得他能在更安稳的环境中关注孩子们的教育安排。在家人团聚后不久，陈永贵便提出要搬出原先的公务员住所，坚称自己作为已退休的老干部，不应继续享受国家提供的住房。他的这一坚持最终得到了满足，全家搬进了一处干部公寓。

退休生活的突然空闲让一向忙碌的陈永贵感到不适应。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每日阅读报纸，关注国内外时事。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媒体和文件中获悉的关于大寨的负面评价让他倍感压力和不快。每当读到这些报道，他都会感到愤懑和失落。

情绪的波动引起了他秘书的关注，后者将情况上报给了李先念。为了减少对陈永贵情绪的负面影响，李先念指示不再向他送达任何可能引起不快的文件。

为了不让自己闲置，陈永贵向中央申请分配一份工作。很快，中央安排他在北京东郊的一个农场担任顾问，这份工作既符合他的专长也符合他的兴趣。

1985年，陈永贵被确诊患有肺癌。在住院期间，华国锋专程前往医院看望，两人亲切交谈，陈永贵感慨道：“人终有一死，但我自认为没给毛主席丢脸，从农民到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是何等的荣光。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他生前曾多次叮嘱家人，不要办隆重的葬礼，也不要广邀吊唁，仅将骨灰返送大寨即可，华国锋还是专程前来八宝山告别室，向他的遗体肃然三鞠躬，表达了深切的哀悼，随后与家属简短交谈后默默离开。这一刻虽然现场显得冷清，但充满了对这位老农民领袖的尊重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