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下半年，周恩来同志因手臂骨折来苏联治疗。跟他同来的有邓颖超同志，他们的干女儿孙维世作为他的秘书也来了，还有一些需要治病的同志也随同乘飞机来了。其中有苏井观 、陈昌浩，还有不少同志我只知其化名，如彭建、李坚、余方等，有一位外号"博士"的，原名和化名我都不知道。这批治病的同志都安排在七部，没有参加我们的学习。七部顿时住满了。
有一天，周恩来偕同邓颖超和孙维世来七部看望我们，给一向寂静的校园带来了兴奋和欢乐的气氛。我清楚地记得他们一来，维世立即教我们大家唱延安流行的歌曲。学员中大部分人五音不全，但也都十分认真地学唱。最好笑的是刘亚楼同志，他一本正经地跟着大家唱，完全不顾什么调子，等于是大声背诵。至今我还记得他"背诵"的那首"月儿弯弯影儿长"的歌，一字不差，但只是大声背诵而已。维世后来每来一次，我们就有一次文娱活动。我十分喜欢她那活泼又诙谐的性格，第一次见面就邀她到我房间聊天。我们各自向对方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家人情况，觉得十分投缘，立即成了朋友。
1940年初，我在党校的学习即将结束时，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同志跟我谈了一次话。弼时同志指示，因我年龄不大，党校学习结束后可继续留在苏联，多学点东西，不必急于和其他老同志一道回国，还告诉我孙维世也将留下学习，我们二人将住在一起，我十分高兴。
1940年3月的一天，我从郊外去市里的"留克斯"（共产国际宿舍），和即将回国的周恩来等同志告别。当时，共产国际干部部的马尔特维诺夫也在座，恩来同志把我和维世当面托付给他，说以后这两个孩子要留在莫斯科生活、学习，请他照顾。马尔特维诺夫立即表示要关照我们，同时向恩来同志提出，要我们加入苏联国籍，以便日后在苏联人中间过组织生活。关于这点，我和维世以后并未遵从，因为不愿意做"老面包"-﹣这个称呼来自八部、七部，是当时来自中国的"老干部"学员为加入苏联籍的中国翻译取的绰号，意思是说他们没有回国参加艰苦的革命斗争，而在苏联娶妻生子，享受现成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这样挖苦他们并不公平。其实他们中不少人是十分向往回国的，他们大多数于大革命前后来苏联，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安排他们留苏工作，不得不在苏联定居，并非心甘情愿当"老面包"。当然也有几个人祖国观念较弱，但不能一概而论。我却完全接受"老干部"的看法，坚决不愿入苏联籍，维世也是如此。
我们所讲的"老干部"，并非指年龄而言，他们中小的只有二十六七岁，最大的如蔡干妈，1938年时也只有三十八岁。但他们都经历过许多艰难困苦的岁月，经历过斗争的磨炼并肩负重任，事实上他们是我们的长辈。在党校学习结业之后、他们回国之前，我们时常往来。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是最可信赖的、亲切的老同志。对于他们，我至今怀念，有的老同志，如蹇大姐，我们至今还经常来往（蹇大姐已于2004年逝世）。
在这里，我应该记下给我印象深刻的几位老同志的一些事迹，特别是当时与我接触甚多的女同志的情况。
我首先要写的是蔡畅同志。
前文已说过，她是我大革命时期认下的干妈。她对我们的家庭相当了解。她告诉我1926年在广州，1927年以后在上海和我们一家的交往。她谈到长征途中和我父亲一同行军的一些经历。她说，一方面军在长征中只允许我父亲在夜行军时提一盏马灯。这是因为他年长而对他的照顾。夜行军中，马灯上罩了一件衣服，照射在路上的只有一个小小的光圈。蔡干妈则总是跟在父亲的后面，看着马灯的光圈，走起路来便觉得脚下稳当。此情此景，一直索绕在我的脑海中，我多么想作出一幅画来纪念他们。可惜此愿今生难酬。
蔡干妈出生于湖南，自幼家境贫困，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辍学，找工作以帮助养家。她在十四岁那样小的年纪就不得不在周南女校做体育教员。那时班上的不少学生都比她大，总是欺负她。她硬着头皮执教。她说那时毛泽东也在长沙，曾特地去观摩她教课，并鼓励她，说她教学有方。
她和母亲及哥哥蔡和森曾一同赴法勤工俭学。她法国做过女工，也上过大学。她讲道，在大学里洋溢着民主气氛，大学校长经常和学生在一个食堂进餐，平易近人，随便和学生交谈，常说些有趣的事引大家发笑。她怀着思念之情谈她的母亲。这位母亲思想进步，鼓励子女走革命道路，并同子女一同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时，她以自己精湛的刺绣技术使法国人惊叹不已，并以此获得一些收入补贴家用。这位可敬可亲的老人在大革命失败后还承担了抚养孙儿的责任。
蔡干妈像说故事一样谈她惟一的女儿特特，她对烈士子女和晚辈们都给予温馨的母爱。孩子们都称她"蔡妈妈"。
干妈对我关怀备至。在共产国际党校期间，她因多病，常出外接受治疗。但是只要她返校，总要来看我，找时间和我一同散步、谈天。她嘉许我学习认真，但同时要求我保持青年人的朝气﹣﹣大约我那时埋头读书，显得老气横秋吧。前面提到我因受了批评而思想上困惑消沉。她从疗养院回来后，便立即来抚慰我、鼓励我，并向旁人为我解释。她和党校的同志们之间很团结，因而在改选支部书记时大家一致投她的票。她是一位坚强的革命者，又是一位集中、西文化优秀素质于一身的极具风度的女性。我回国后，只要有机会，她总是召我去见面，在哈尔滨如此，在北京也是如此。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同她的联系没有以前那样频繁了，但我心里，却经常地、永远地怀念她。
在八部和我同屋住过的有几位女同志。最早的是刘英同志，她到莫斯科较早。我们在一起住了不到一个月她就回国了。这短短的期间，她作为一位长辈，关照我、帮助我。回延安后，又把我的消息带给父亲。后来父亲来信中说到她谈过我们的情况，使他放心。我和刘英同志在她2003年逝世前一直有交往。她始终关心我们姐妹（在我写完这篇怀念时，刘英同志竟不幸长逝。仅以此记下我对她永远的哀思）。
和我同屋居住最久的是蹇大姐﹣﹣蹇先任同志。她是贺龙同志的妻子。我们在七部、八部都住同一间屋子，为时近一年半。她当时改名林芳，来莫斯科比我们晚一点，也是1938年。她当时年纪还轻，不过二十八九岁，但经过游击战争和长征的艰辛岁月，疾病缠身，常常咯血。她虽瘦弱憔悴，但却面庞秀丽。为她看病治疗的医生都认为她年轻，称她"姑娘"。她是我实际上的政治启蒙老师，使我开始懂得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和党内生活的初步知识。关于她本人在游击战争和长征中的经历，她说得娓娓动听而又惊心动魄。从她的经历中，我体会到做一个革命者需要多么坚忍不拔的毅力和牺牲精神。她的革命生涯应该有真正的大作家为之铺排描述，本人因能力和篇幅所限只能极其简略地写下一些片段。
蹇先任大姐于1926年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加入红军，在湘鄂西一带参加游击战争。那时，她与贺龙同志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因为不便和主力部队一起行军作战，就留在了后方。所谓后方，是还不巩固的游击区，常受到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武装﹣﹣民团的袭击和围剿。她背着孩子在山林丛莽中奔波。孩子太小，不堪磨难而不幸死去。而她自己则在一次民团的追捕中被几个团丁截住，被带到乡长那里。因为天晚，乡长来不及审讯，就把化装成农妇的她带回家中，交给他女儿看守。他女儿瞌睡了，就把她安排在床里边，和自己并排躺着，不久便鼾声大作。蹇大姐轻手轻脚地爬起来，跨过那女子的身子下了床，轻轻拨开门门跑了出去，在田埂上飞奔。一路上只听得犬吠声此起彼伏，疑是民团的人追赶她。于是她连跳了三层田坎。跳到最后一层时，脚踝受了伤，不能走路，她勉强挣扎到附近河边，不慎跌入水中，昏迷过去。待她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片沙滩上，原来淌流的河水冲着她到了这一片浅滩，搁浅在河滩上。这时炫目的阳光照射着她，已是白天。她朝旁边一望，是长满树木的山崖。她爬了过去，捡起一根树枝当拐杖，艰难地爬到山上，找了一个山洞。此时她已是精疲力竭，躺下来昏睡了过去。夜里醒来，听到野兽的嗥声，不禁毛骨悚然。但她无力动弹，就这么躺着，迷迷糊糊地时睡时醒。后来自己估算，大约睡了三天三夜。醒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找到红军部队。她拄着树枝，下得山来，看到河边有个老妇正在洗衣。见附近没有旁人，她便大着胆子上前招呼。那老妇见到她吓了一大跳，问道："你是人是鬼？"并要她自己朝水面照照。她看到水中的自己披头散发，满脸血痂，衣服破烂不堪，真的不像个人样。她编了一个故事，说自己因不堪虐待，是从湘西的一个臭名远扬的军阀家里逃出来的。老妇信了，要她等着，回去取饭给她吃。这段时间，她思虑重重，万一那老妇人是叫人来抓她的怎么办？于是又躲进树丛中。老妇终于来了。蹇大姐看到后面并无他人，才走了出来。老人带来了一篮子饭，还有一个梳头盒子。蹇大姐吃了饭，在水边洗了脸，梳了头。分手时老人把篮子送给她，好让她沿路乞讨回乡。她咬牙强忍骨折的剧痛，柱着树枝，告别了善良的老人，走上了征途。
她考虑，要找到部队谈何容易，必须先找自己的父亲寻求帮助。她朝着家乡慈利县的方向，拖着伤残的脚，沿路乞讨，常常因虚脱而倒在人家的门口。屋内主人怕她死在自家门前，便把她拖到路边扔下。就这样历经坎坷，终于回到家乡慈利。白天不敢进县城，晚上进城后，因父亲家里人多，不敢直接去，便先到自己的寡姊家，由寡姊找来父亲。父亲把她藏在一条船上，一面治伤，一面打听红军下落。经过几乎一年的时间，才终于找到了部队。她的经历是很好的革命教材，可以写成一部不朽的文学作品。至今我讲给我的家人和朋友们听，听者无不动容。
她的长征经历也极为不凡。她是带着一个尚在哺乳的婴儿跋涉过来的。背着出生不久的孩子行军，过河时水深过膝，她的两条腿齐大腿根都肿得难以举步，但还得继续跋涉，而且前面还有重重困难等待着她。像她这样带着孩子长征的妇女，其所受的磨难令人难以想像。但她克服了千难万险，终于走过来了，这简直是奇迹。解放战争时期她在华北一带工作。作为县委书记，在遭遇国民党军队时，她横刀立马与敌军迂回周旋。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积极投身于拨乱反正的工作，为许多含冤负屈的同志平反昭雪，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
那一两年我所接触的女同志，不论职位高低，每一个人都有不平凡的故事。她们谈起往事，毫无自得炫耀之意，只是平平淡淡地说着，令旁边听着的我感叹、敬佩不已。就以当时住在七部的王美兰（李六如夫人）而言，她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她在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的经历却是不凡的。红军主力部队离开苏区，留下坚持斗争的同志处境极其困难，不少人被捕，其中就有李六如同志。国民党认为他是要犯，要押解他去南京。王美兰为了尽可能地照顾他，竟随着押解他的差役，徒步行走，肩上挑着一副担子，随时做点零工，以维持生活。国民党差役认为她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家庭妇女，未予逐赶。就这样沿途走去，有时失去李六如的踪迹，她便百方寻觅。有一次失去踪迹的时间太久，她绝望了，竟投身河中。对于她，这不只是殉夫，而是以身殉她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然而，她被好心人救出，又默默地追随着丈夫的足迹走去，直至走到南京。天无绝人之路，李六如被老朋友覃振营救，保释出狱。他们相聚了，并等待时机回到了革命队伍中来。
和我们一同学习的还有贺子珍同志。她比我们早一些到达莫斯科，之后不久生下一男孩。在八部时，孩子放在托儿所，她一边学习，一边课间喂奶。可惜孩子先天不足，出生后只是一般喂养，终于夭折。贺子珍忍受着失子痛苦，照样坚持学习。她在长征中被国民党飞机轰炸受伤，背上留有不少弹片，在苏联治疗也未能取出。她长期患头疼，医治效果不明显。但她学习认真，我们一起课堂讨论时，她和别的学员争得面红耳赤。有一次和我辩论，我年幼气盛，不肯退让，她也指着我大声争辩。但是后来待我依然如旧，仍把我当晚辈。她性情直率、刚强。这也几乎是长征过来的女同志的共同性格。贺子珍同志忍辱负重的坚毅性格也是令我佩服的。
关于她的婚变的情况我们原来都一无所知。1939年的一天晚上，大家坐在俱乐部大厅听翻译读报，其中一段是塔斯社记者在延安采访毛主席的报道。其中这样写道："夜深了，我们告辞，毛泽东和她的妻子送出来，在月光照耀的山坡上，我们边走边谈……"大意如此。我们不禁大为震惊。全场，包括贺子珍同志在内，都没有料到这种情况。大家沉默着，贺也不作声。她非常镇定，直到读完报，大家散去，她也没有流泪，没有悲诉。过了一段时间，她向其他红军中过来的女同志述说她的家庭生活经历。从他人的转述中，我只听到她从井岗山直到延安的怀旧之情，和她在离延安之前一段日子的情况。当时由于误会，她和毛主席两人之间有过争吵，但没有料到会根本分手。她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自己的尊严，默默咽下了苦水。
周恩来同志来时给她带来了一箱书、一封信。又过了若干时日，给她送来了惟一的女儿娇娇（即李敏）。苏联卫国战争时，她和娇娇都住在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由于语言不通，院方领导完全不了解她。加上她作风泼辣，性格刚直，说话急躁，不顾对方反应就大声争执，后来竟被院方视为有精神病，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些情况发生在战时，原来七部的同志，除我之外，均已离莫。我和维世对伊凡诺沃的事一点也不知道，直至1946年罗荣桓、王稼祥同志来莫养病，才了解到有关情况。她大约于1947年回到哈尔滨，以后到了上海定居。
七部的女同志中，结局最惨的是金维映同志。她是和我们一同从西安到迪化，接着又到莫斯科的。她在苏联时的化名叫李莎。我只是零星听到过一些关于她的情况。我听说她在中央苏区时就担负过重要的工作，长征中路过少数民族地区时，为了做统战工作，她和一位女酋长喝血酒，拜把子。我又听说，茅盾的《子夜》中写过一位党的女地下工作者阿金，就是以她为原形。此事我问过她。她认可，但说小说中对党的地下工作描述得不尽真实。她曾告诉我她出身很苦，小时被裹过脚，很早就被迫嫁人，因为不堪忍受，还曾出家为尼，最后走上了革命道路。遗憾的是我没有详细问她这些经历。
她在八部时是党组织的总干事（相当于支部书记），身体很不好，但学习很认真。有一次她对我说，很想念她留在延安的孩子。搬到七部后，她渐渐地变得郁郁寡欢。有一次在俱乐部读报时，我恰巧坐在她旁边，只听她自言自语地说："哼，看不起我。"我很诧异，问她："谁看不起你？"她未答复，当时也就过去了。谁知过了一些时候，她竟终夜不眠，而且抱着与她同屋居住的蔡畅同志大哭。蔡畅不禁陪她落泪。由于无法休息，蔡只得搬到另一间屋子。后来她的病情竟一天天恶化，直至精神崩溃。这期间组织上曾安排她去医院检查诊治，但无效。后来发展到白天睡觉，夜里从屋子出来在楼上楼下行走，手里拿着一根滑雪杆，还走出屋外。当时院子里有一只巡夜的狼犬，会咬人。为了不致伤害她，把狗拴住了。她却走到狗舍边，用滑雪杆去撩逗那只狼犬。学员们都很担忧，夜里也都不能入睡。经过多次检查、诊断，组织上终于决定送她入精神病院治疗。
入院后，我们学校的学员轮流去探视她。有一次，蔡畅同志和我去探视，只见她身穿一件灰色呢质外套，头发却被剃光了。她和我们很和蔼地谈话。以后医院传话过来，说两位名叫罗莎和莉莉的同志去看过后她的情绪稳定，要这两位同志多去。1940年蔡干妈要回国，就叮嘱我多去探视李莎。当时只有我和孙维世住在莫斯科，我们两人就定期去看她。这所医院位于索科尔尼克公园的旁边，在当时算是莫斯科的郊区，现在则是市中心区了。后来我们的印象，感到她和我们谈话完全正常。当时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全走了，不知找谁反映。后来，苏德战争爆发不久，我和维世再去看她，医院已撤走。我们向共产国际负责中国问题的苏联同志反映，他们无暇顾及。这位曾为党做过不少工作的能力很强的女同志就此下落不明。1941年我和孙维世也从莫斯科疏散至乌拉尔山下的乌发城。1942年我们随共产国际机关返回莫斯科后又去找她，但她的医院仍没有搬回，我们也投诉无门，没有人管外国人的事。
和她差不多同样情况的还有一位刘群先同志，原是博古的夫人，来莫时似乎已有精神病，组织上没有把她安排在七部，她住在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我和她不熟，以后她也是下落不明。
我们很同情这些战时流落在苏联的病人。在异国他乡，失去组织的照顾，其苦况不问可知，而且以后也必然地下落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