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信源:The Guardian(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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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危机正带来更多的风暴,更冷的冬天和更干燥的夏天,这可能会摧毁蒙古草原上的整个生活方式
回想去年冬天,甘卓里·特伦伦(Ganzorig Tserenchimed)一脸痛苦。凛冽的寒风吹过草原,地面上结起厚厚的霜。霜冻之下的稀疏小草,动物们无法触及。气温骤降至零下35摄氏度以下。
几十头因饥饿而虚弱的牲畜冻死了。另一些则因在围栏拼命挤在一起取暖而窒息。为了救下剩下的牲畜,甘卓里开了几百英里去寻找牧场。这几个星期里,他睡在自己的车里。这次经历几乎打破了他的决心。
“这种游牧的生活方式是我们的遗产,我很自豪能继续这种生活方式。”甘卓里一边说,一边在他的蒙古包前递着一碗发酵的母马奶,“但由于极端天气,这变得非常困难。我快50岁了,有时我会想:‘在这些艰难时期,放牧有什么意义?’我可以干脆把它们卖掉,在城里找份工作。”
在蒙古国的近350万人口中,约有30%的人是牧民,他们随着季节的变化穿越草原,为他们的动物寻找新鲜的牧场。就连城市居民也为国家与畜牧业的联系感到自豪。
“我们与牲畜紧密相连。”甘卓里所在的蒙古国中部省份前杭爱省一名官员Byambadorj Sainjargal说道,“游牧文化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
然而,气候崩溃和管理不善正在破坏蒙古国的草原,90%的草原都受到荒漠化的影响。数十万牧民放弃了他们的羊群,向城市的吸引力投降。
甘卓里·特伦伦和他的妻子开车穿过草原,前往他们的蒙古包。摄影:弗雷德·哈特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自1940年以来,地处内陆的蒙古国气温上升了2.2摄氏度,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其年降雨量却急剧下降。这种变化带来了更干燥的夏季,随之而来的是极其寒冷的冬季——这是蒙古独有的天气现象,在当地被称为“暴风雪”。
据联合国称,自1940年以来,内陆蒙古的气温上升了2.2摄氏度,远远高于全球平均增长,而年降雨量则急剧下降。这种转变带来了更干燥的夏天,随后是惩罚性的寒冷冬天——这是蒙古特有的天气现象,在当地被称为若尔盖(dzud)。
不久之前,每十年或二十年,会有一次公布的若尔盖。“现在几乎年年都有。”甘卓里说。他列举了最近的艰难冬天:2019、2020年、2021年、2022年。
夏季雨水的减少意味着草原上的草变少,这使得动物们难以为冬天储备养分。而真下雨的时候,它会下得又大又快,冲走表层土壤。冰雹、沙尘暴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也变得越来越频繁。
“气候变化正在发生。”救助儿童会的蒙古国负责人Bayan-Altai Luvsandorj说,该组织为牧民提供紧急帮助,“除非政策制定者立即采取行动,否则这种游牧的生活方式将会消亡,这个国家将失去身份认同。”
在搭着甘卓里的蒙古包的平缓起伏的平原上,这种影响显而易见:从沙质土壤中冒出的稀疏草束又短又干又脆。几英里外,在孙辈们把家里的山羊赶到羊圈里过夜时,甘卓里的邻居贾布·纳夫甘(Jamb Navgan)回忆起她年轻时的生活是多么不同。
“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父母在草丛中找不到我,当时的草有那么高。”这位68岁的老人说,“在夏天,我们有很多野花和很多雨,但在过去10年,我们几乎没什么草。”
像许多牧民一样,贾布的家人也负债购买饲料。去年冬天,贷款总额达到1300万蒙古图格里克,约合3000英镑。一家人原本希望在春天卖掉羊羔和小山羊来还清这笔钱,但他们营养不良的动物很少繁殖。现在,他们正在讨论用一笔新贷款来偿还旧贷款。“这就像一个循环。”贾布说,“我们生产的东西永远不够还债。”
目睹了父母的艰辛之后,很少有蒙古年轻人愿意步他们的后尘。在附近小镇桑特(Sant)的一所中学,学生们想成为老师、警察和医生,而不是牧民。“在恶劣的天气下,这太难了。”15岁的Shirnentuya Enkhtur说。
然而,气候崩溃并不是唯一的问题。过度放牧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根源在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
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牲畜由国家管理。牧民可以拥有少量牲畜,但大部分由政府协会饲养。当铁幕落下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对私有财产的限制被取消了。同时取消的还有牲畜税和规范牧场的法律。
因此,全国牧群的规模飙升:历史上,这一数据徘徊在2000万左右,而到2022年,这个数字增加了两倍多,达到7100万。荒漠化意味着,这里有更多的动物正在更少的土地上吃草。
过度放牧的牧场上的绵羊和山羊。摄影:弗雷德·哈特
与此同时,受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需求的推动,全球羊绒价格飙升。这使得蒙古国的牧民争相购买更多的山羊。山羊有吃根和种子的习惯,对草原的破坏比绵羊和牛更大。
蒙古国牧民已变得依赖他们的羊绒。贾布估计,她家80%的收入来自羊毛,并说,只要他们能买更多的山羊,他们的财务状况就会改善。“在这个地区,没有其他选择。”她说,“肉类没有市场。”
更糟糕的是大型畜群的出现,它们通常是富裕的城市居民和企业家的投资。政府数据显示,大概80%的牧民拥有不到500头牲畜,他们的牲畜占全国畜群的45%。而剩下55%的牲畜。则为最富有的20%牧民所有。
“在我看来,政府做得还不够。”牧民权益组织“草原与蹄”(Steppe and Hoof)的负责人尼亚姆泰万•奥东格列尔(Nyamtaivan Odongerel)说,“我们无法控制天气,但我们可以出台政策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至关重要的是,蒙古国缺乏关于放牧地管理的立法。已有几项法案起草出来;最新的法案将很快在议会进行讨论。法规在牧民中将极不受欢迎,而农村议员担心失去他们的选票,这阻碍着决策。
“这对议员们来说是个大问题。”全国牧场用户团体联合会(NFPUG)的负责人Burmaa Dashbal说,“牧民有强大的声音,当他们作为一个集体说话时,没人能打败他们。”
目前,蒙古国的牧民可以把他们的牲畜带到任何地方。新立法将改变这种情况,牧民将拥有对当地牧场的权利,也能阻止外人在其上放牧。理论上,牧民将能全年轮换牧场,使其有时间恢复。
牧民准备传统的水煮羊肉餐。摄影:弗雷德·哈特
Burmaa说,草原与蹄和全国牧场用户团体联合会都在鼓励使用人工授精和现代兽医的方法来提高个体动物的价值,使牧民能够在减少畜群规模之时不损失收入。
“他们都认识到土地退化是一个问题,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但是他们无法就采取什么措施达成一致。”她补充道。
与此同时,大量人口正在向首都乌兰巴托迁移。乌兰巴托是一个交通堵塞的城市,到处都是摇摇欲坠的苏联建筑、公寓楼和冒着烟的发电站。大多数人在“蒙古包区”搭起了帐篷,“蒙古包区”是位于城市边缘的一系列缺乏卫生设施和服务的贫困社区。
为了保暖,他们的居民烧煤。这些烟雾被乌兰巴托周围的山脉困住,变成浓重的雾霾,使这座城市成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首都之一。
“不平等正在加剧,因为已经有人在城市里建立了城市家庭,然后又有从农村涌入的移民试图谋生。”Bayan-Altai说,“他们几乎没有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还经常被雇主剥削。”
2010年,巴特巴特尔·乌尔兹巴特(Bartbaatar Ulzibat)采取了行动。那一年,一场破坏性极大的若尔盖夺去了蒙古国各地800万只动物的生命,并引发了近年来最大的一波向乌兰巴托迁移的浪潮。“我们有40匹马,40头牛,大约350只山羊和绵羊。”43岁的巴特巴特尔说,“然后突然间,一场若尔盖把一切都带走了。”
在乌兰巴托,巴特巴特尔当过警卫、工人和叉车司机。他的蒙古包挂在两个塔架下。这是个新蒙古包,由救助儿童会提供。他的旧蒙古包在8月被洪水冲走了。
“污染是最糟糕的部分,特别是冬天。”他说,“晚上,我感到肺部剧痛,每当我吐痰时,颜色都是黑色的。”
人们蒙古乌兰巴托的一座山上战争纪念馆前在俯瞰城市。摄影:弗雷德·哈特
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巴特巴特尔计划在这座城市呆很短一段时间,只要能挣点钱然后重新开始就行了,但他从来没能攒下钱。现在,他不得不住在孩子们的学校附近。
他坚持着一个模糊的梦想,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到空气清新、开阔的草原之国,但他不知要怎么实现。“在我以前住的地方,牧民已经很少了。”他说,“每个人都在往这个城市里搬。”
作者:Fred Harter是常驻东非的自由记者,文章曾发表在《泰晤士报》、《卫报》、BBC等媒体上。
译者:Yaqi,可能即将失业的新闻工作者。感兴趣的议题包括国际政治、性别研究、身份政治及它们的交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