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有两个亲弟弟，大弟早逝，小弟周恩寿（改名周同宇）就是周恩来最亲近的人了。周恩来一生没有孩子，对小弟的6个子女视为亲生骨肉。小弟工资微薄，养家糊口捉襟见肘，周恩来曾有长达18年的时间，每月从他400元的工资中，拿出一半的钱去支助6个侄子辈成员。

周秉建是家里的老小，排行老六，周恩来亲切地叫她“小六”。周秉建称周恩来为“伯伯”或者是“老爷子”。周恩来在周秉建的心里有着极高的威望，她和哥哥姐姐们遇到大事，都要征得伯伯的同意。

1968年，还未满16岁的周秉建由于学校停课，只好呆在家中。当时，面临社会和家庭动荡（周同宇还在接受审查），周秉建选择了随大流——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为向往蓝天白云，周秉建最后去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的伊和高勒公社当牧民。

报告被批准后，周秉建给周恩来写信，想到中南海看看伯伯。周恩来给她回信，让她在走之前的任何一天下午来都可以。见面以后，周恩来问侄女准备情况怎么样？然后就唠家常。在西花厅住了一晚，第二天周秉建和北京33中的15名同学，一起被送去了内蒙古新保利格大队。

他们主要负责放牧，周秉建和3个姑娘为一组，分两班倒管理一千五六百只羊，白天放牧，晚上看羊群。隔一段时间后，周秉建就会给伯伯写信，信不会写“周恩来收”，而是写“周恩来秘书的名字”。周恩来看过信后，给周秉建回信，亲切的称呼她：“贫下中牧的丫头”。

2年后的1970年，周秉建第一次回家探亲。她一去西花厅，弄得一院子全是膻味。原来周秉建在内蒙古没机会照相，想回北京穿着民族服装留个念想。于是她返京时，向老乡借了全套的蒙古袍，包括腰带、马靴，清洗后一晒，导致满院子都是羊肉味。这一次，周秉建在天安门前留下了一张特殊穿着的纪念照片。

不久，内蒙古来了征收女兵的部门，周秉建被推荐当了兵。在有关部门的照顾下，周秉建办妥了入伍手续。她所在部队的新兵连驻扎在北京郊区，正式训练前，领导给她们放了一天假，要各自都回家看看。

周秉建去见伯伯时，周恩来第一句话就是“能不能脱下军装，重新回到内蒙古继续当牧民？”周秉建一听脑袋“哗”地一下大了，然后小声说了句“可以”。周恩来向她说明原因：内蒙古青年人那么多，为何要挑选周秉建参军，而不是其他牧民子弟？关键的原因是，周秉建有个当总理的伯伯。

周秉建觉得伯伯说得有理，便不再说话。周恩来告诉周秉建明天回部队，继续参加新兵连训练，什么时候回内蒙古听候通知。周秉建觉得面子过不去，毕竟被退回去会被认为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所以，她提出要换个没有北京知青的大队。就这样，周秉建去了西乌珠穆沁旗吉林高勒公社下的一个大队。

周秉建19岁时，作为知青代表被派往大寨参观学习，路过北京时，她去西花厅看望伯伯。周恩来问她“能不能在内蒙古找个蒙古族的青年？”周秉建回答：“可以。”这次谈话对周秉建后来与蒙古族小伙拉苏荣走在一起产生了影响。

1975年，内蒙古团委要调周秉建担任宣传部干部。为此，周秉建给伯伯打电话告知此事，并说出了她自己的想法：她不愿当干部，想去上学。周恩来赞成侄女的想法，只有上学学好了蒙古文字，蒙古话，以后才有可能从事宣传工作。上学更有利于未来的工作和发展。就这样，周秉建进入了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

一个学期后，周恩来逝世了。周秉建接到一个电报：听到消息后，千万不要回京。但校领导十分关心周秉建，派了专人陪同她乘坐飞机赶赴北京。周秉建赶上了伯伯最后一天吊唁，参加了十里长街送总理。周秉建后来回忆说，若非及时赶到，她一辈子都会感到内心不安。

在蒙古大学上学期间，周秉建认识了青年歌手拉苏荣。拉苏荣之前有过一段婚姻，有包办的因素。当年拉苏荣从内蒙古艺校毕业的时候，家里人给他发电报，让他回去结婚。1979年，周秉建嫁给了拉苏荣，当时，拉苏荣前妻留下一个儿子已经到了上学年纪，以及拉苏荣的母亲身体有病，拉苏荣的两个妹妹还是未成年。尽管如此家境，周秉建还是选择出嫁。

1994年，周秉建离开内蒙古回到北京。当有人问她一生谁对她影响最大？大多数人的想法都是“周恩来”，但周秉建的回答却令人想不到，她说是“牧民”。自从周秉建到了内蒙古之后，有很多次机会从那边调回北京。此外，她也有很多次机会晋升为干部。但是周秉建听从伯伯的安排，扎根内蒙古，从最基层的工作，一步步地往上走，不走后门，不打着伯伯的名头办事。

从牧民们的身上，周秉建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她嫁给了牧民，成为了蒙古族家庭的一员。周秉建在内蒙古生活了26年，度过了她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这也是她说“牧民”对她影响最大的最关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