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一生著作丰富，精通多国语言，在众多民国女作家中，绝对属于气质学识俱佳的一位才女。她翻译的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文笔优美细腻，被誉为国内最好的译本。

杨绛

生于1911年的杨绛毕业于清华大学，1935年与著名作家、学者钱钟书结婚，随后陪同丈夫前往欧洲留学。1938年夫妻俩人携一岁的女儿回国，誓与当时正处于抗战中的国家共命运。

回国后，由于战争动乱，生活一度比较艰难，杨绛在上海一边教书一边撰写剧本维持生活。全国解放后，杨绛一家回到北京，她在北京大学任研究员。在文革中，夫妻俩都被下放到河南的干校接受劳动和学习。1981年，杨绛将干校的生活经历写成了散文集《干校六记》。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丈夫钱钟书和女儿相继离世，杨绛在93岁时出版了满怀深情的散文回忆录《我们仨》，96岁写出充满人生感悟和思考的《走在人生边上——自问自答》，102岁整理出版《杨绛文集》八卷本，于2016年105岁时去世。

杨绛、钱钟书和女儿

杨绛与大她一岁的钱钟书相识于清华大学，俩人一生伉俪情深，婚姻生活幸福美满。钱钟书评价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可谓令人十分羡慕。

1943、1944年，杨绛的剧本在上海上演的时候，张爱玲在上海正当红，也是她一生经济最富足的时期。由于从小受留欧的母亲影响，张爱玲在衣着审美方面和其他人很是不同，她经常穿着在别人看来是“奇装异服”的打扮招摇过市，引来路人侧目。

1940年代的张爱玲

当时俩人虽然同在上海，但未见杨绛和张爱玲有任何往来。然而在两人都已去世的新世纪，杨绛写给朋友的一封信被公之于众，其中杨绛评论张爱玲的一番话引起巨大争论。

事情源于2016年，当时杨绛刚去世，为了纪念，她的挚友钟叔河先生应《湖南日报》之约，在报纸上刊登了由王平先生代写的怀念文章《用生命之火取暖——杨绛致钟叔河信两封》，其中有杨绛谈及张爱玲的一段话：

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我对她有偏见，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我的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难看，一脸‘花生米‘’(青春豆也)，同学都看不起她。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她笔下的女人，都是性饥渴者，你生活的时期和我不同，你未经日寇侵略的日子，在我，汉奸是敌人，对汉奸概不宽容。‘大东亚共荣圈‘’中人，我们都看不入眼。夏至（志）清很看中张爱玲，但是他后来对钱钟书说，在美初见张爱玲，吓了一跳，她举止不自然，貌又可怕。现在捧她的人，把她美化得和她心目中的自己一样美了(从照片可证)。我没有见过她。

张爱玲中学毕业照

这段文字由杨绛口中说出实在令人有些惊异，她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那么优雅、温和、大度，并且与文坛一直有距离感，但对张爱玲的评价确实如她自己所说，充满了偏见。

对于熟读张爱玲作品的人来说，她的“奇装异服”已是成名后的事了，念中学和大学时的张爱玲，由于家庭原因，也由于没有经济权，她对于服装几无选择的自由。在读贵族学校圣玛利女校时，她经常穿继母的旧衣服，甚至因此而自卑，又何来奇装异服呢？

杨绛说到张爱玲的长相，也是因为有照片为证，客观说，张爱玲虽然算不上很漂亮，但绝对不难看。青春期的少女长青春痘，也是正常现象，但也不能归到长得丑上面去。至于汉奸一说，显然杨绛将张爱玲归到胡兰成一类去了，这对张爱玲来说有点冤枉，她是一个对政治十分不敏感的人。但在胡兰成逃亡后，张爱玲也确实背上了“汉奸之妻”的罪名，一向对自己行为不大解释的张爱玲，特意因此写了文章来澄清，直言她和卖国行径未有任何沾染。

张爱玲穿着改制过的清代样式服饰

杨绛评价张爱玲的作品意境卑下，实在过于刻薄了。张爱玲和杨绛的作品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着力揭露人性的复杂和灰色，一个只写散文小品，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了。

从杨绛这整段话来看，她对张爱玲何止是偏见，几乎是彻底否定，不仅从相貌、性格，更从作品等各方面都充分否定了张爱玲，很明显失去了理性、客观和公正的立场。至于杨绛为何如此评价素未打过交道的张爱玲，实在让人有所不解。

张爱玲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离国赴美后，对大陆文坛也是有所关注的。台湾《联合文学》前总编辑丘彦明曾给张爱玲寄去杨绛的《干校六记》，张爱玲看后在回信中如此评价道：“新近的杨绛‘六记’真好，那么冲淡幽默。而有昏蒙怪异的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感”。

张爱玲上世纪50年代在香港时期的照片

张爱玲的眼光一向比较严苛，但她对杨绛的作品还是持肯定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