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庭延 来源：《外交官说事儿》

作者简介

张庭延 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中国首任驻韩国大使。

我生长在北京，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朝鲜语专业，后分配到外交部工作。我最大的荣幸是，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三位伟人做过翻译，永生难忘。

毛主席考我北京话

1970年6月26日是我最紧张，也是最难忘的一天。这天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朝鲜党政代表团。当身材魁梧的毛主席穿着灰色的中山装出现在接见厅时，我兴奋激动不已。这是我第一次为毛主席做翻译，也是第一次那么近地看到他老人家。

客人到达时，毛主席在门口迎接，与他们一一握手，然后落座开始交谈，我坐在毛主席身后。翻译前，我就听说主席的湖南口音很重，加上翻译时高度紧张，有的话没听懂。参加陪见的王海容同志在我旁边重述。

开始不久，毛主席发现我听不懂他的话，就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问道：“你是哪里的人？”

我答：“北京人。”

毛主席又问：“那么我考考你北京话，这个叫什么？”说着，他举起了桌上的火柴盒。

我忙答：“火柴。”

主席摇了摇头。

我又答：“洋火。”

毛主席仍然摇了摇头。

不知哪儿来的灵犀，我突然答道：“取灯儿。”

这时，主席点了点头，笑了。在座的人也随着笑了起来。这时我感到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听毛主席的话也好像容易了许多，完成了这天的翻译任务。

会见后，周总理很关心，对我说：“要放松，不要那么紧张嘛！”我知道，这是对我的批评，也是对我的鼓励。

当年7月上旬，毛主席在上海接见朝鲜军事代表团，我又一次为他做翻译，工作比较顺畅。会见结束后，毛主席幽默地问我：“你是朝鲜人？！”我赶忙摇摇头，这时毛主席笑了。

当年10月上旬，金日成首相秘密来北京，会见毛主席、周总理。金日成是北京的常客，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正式或非正式访华达40次。对这次金日成来访，毛主席很重视，准备设宴为他接风。按国际习惯，毛主席可在自己的住地招待金日成，但为了显示中朝的特殊友好关系，毛主席决定去金日成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十八楼为他设宴。

当年的钓鱼台国宾馆十八楼虽是最高档次，多下榻外国首脑，但与后来重新改造相比，条件并不是很好。进门后是一个长长的走廊，比较窄憋，走到底向右拐，是一个大的会客室，可以举行会晤和会谈，而缺少一个设宴招待客人的地方。好在走廊尽头有一个大房间，可以摆一圆桌，招待金日成。地点选定后报告了周总理，获得首肯。当日请客的菜单也是周总理过目后确定的。我的记忆里有红烧肉，是毛主席的最爱，也是金日成的最爱。

金日成得知毛主席要来十分兴奋，很早就更衣下楼，到门厅等候。金日成与毛主席、周总理交情很深。晚7时许，毛主席乘车到达，金日成迎上前去，热烈握手。毛主席与金日成并肩走向走廊。毛主席问：“几年没见，你还好吧？”金日成回答：“我很好，还年轻。主席的气色很好。”

这天晚上，毛主席陪金日成吃了饭。席间，毛主席还给金日成夹了一块红烧肉。金日成感谢，说多年没吃了，很香。

饭后，毛主席陪金日成到会客室，坐下交谈。金日成说，他这次来，就是想听听毛主席对国际形势的分析。

毛主席说：“美苏争霸，天下不太平。”

主席分析国际形势后对金日成说：“我们目标一致，站在一条战线上。”金日成点点头。

毛主席又说：“你这次来多住几天，让周总理和你好好谈一谈。”金日成笑看周总理，表示完全同意。

这次金日成秘密访华后，之后的几年他每年来北京，有时一年还来两次。

日理万机的真正含义

1971年7月14日，我作为翻译随同周总理乘专机秘密赴平壤，会见金日成首相，通报基辛格访华情况和中美关系变化。此前我已多次为周总理做过翻译，最早是1963年，周总理在西花厅家里设午宴招待朝鲜艺术团。那之后，我出国到平壤中国驻朝鲜使馆工作。回国后，从1970年起又为周总理做翻译。

1970年7月26日，周恩来总理会见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大将。中为朝鲜语翻译张庭延。

周总理在与客人的交谈中都谈到当时的日本形势，一次提到“佐藤政府”，我一下子卡了壳，不能准确译出“佐藤”，幸好客人懂日语解了围。事后，周总理交代，编一本日语人名、地名手册，给不懂日语的英语、法语翻译提供方便。我感到自责，也背了不少日语人名和地名，后来给周总理做翻译就比较顺畅。随同周总理赴平壤会见金日成，我深感肩上任务之重。

周总理日理万机，之所以决定赴平壤，是因为7月上旬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外交特别助理基辛格刚刚结束对北京的访问，中美关系将要出现一个转折性的变化。这是毛主席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周总理与基辛格多次会谈，即将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长期互相敌视和对立，一旦松动和改善，一些国家可能不理解。周总理决定在百忙中前往平壤面见金日成，通报基辛格访华有关情况，主要是这个原因。

周总理和金日成的关系非同一般。金日成每次来北京，除会见毛主席外，都要与周总理长时间会谈，深入分析国际形势发展。两人除在北京见面外，1958年冬天，周总理还曾访问朝鲜，与金日成会谈后宣布，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将于当年撤出朝鲜。可见，周总理和金日成情谊深重。

1958年，正值春节期间，周总理在与金日成商谈了公事之后留在朝鲜，与金日成一起过年。期间，二人痛饮了不少中国的茅台。

周总理乘坐专机清晨起飞，直飞平壤。我看到，周总理在飞机上也没有休息，还在阅读文件、思考问题，心里深感不安。那几年，我除为总理做翻译外，还不止一次参加过总理主持的会议，而且时间多在夜间，也就是总理结束白天的繁忙日程后腾出时间来开会，这使我懂得了日理万机的真正含义。专机飞行最短的航线只一个小时多一点，即降落在平壤顺安机场。

金日成首相亲自到舷梯旁迎接周总理，他用中文说：“欢迎，欢迎！”周总理说：“首相迎接，不敢当。”在去宾馆的路上，金日成担心周总理劳累，请他上午休息一下，下午会谈。周总理表示感谢，但说吃过早点后就可以开始谈，不知首相时间如何。金日成表示，没有问题。金日成一直把周总理送到下榻的平壤酒岩山宾馆。这座宾馆坐落在流经平壤的大同江畔，依山傍水，环境优雅，是当时外国领导人访朝的最好住处。

这天上午10时，金日成再次来到宾馆，周总理与他开始了会谈。周总理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深入地说明了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的考虑，详细介绍了基辛格来访会谈的主要内容，用了整整一个上午。午饭后，周总理稍事休息，下午4时又与金日成举行第二次会谈，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金日成自始至终注意倾听周总理的发言，感谢周总理在百忙中亲自来平壤通报情况，表示朝党中央政治局将讨论这一问题。

当晚，金日成设宴款待周总理，并挽留他在平壤休息一夜。周总理婉谢金日成的好意，称有不少问题等待处理，还是当晚飞离平壤，回到北京已是午夜时分。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正式访问中国后，周总理又一次前往平壤，向金日成首相通报有关情况，也是当日往返。周总理不辞辛苦、为国操劳，不愧是国人的榜样。

邓小平与金日成会谈一整天

1978年9月9日，是朝鲜建国30周年，朝党和政府决定隆重庆祝。应朝鲜党和政府邀请，考虑到中朝传统友好关系，中央决定派邓小平副总理率领党政代表团前往平壤，参加朝鲜方面举行的庆祝活动。

邓小平与金日成的关系很深。这不仅是因为1975年金日成访华时周总理会见金日成时说过，请他以后有事找邓小平，还因为在此之前邓小平就与朝鲜领导人有着多次交往。

1962年朝鲜劳动党召开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邓小平总书记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前往平壤参加，受到金日成首相的热情接待。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邓小平又秘密访朝，与金日成就国际共运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1975年4月金日成主席正式访华，这是他根据1972年12月朝鲜修改宪法，由多年担任内阁首相改任国家主席后第一次正式访华，除毛主席在中南海寓所、周总理在医院会见外，欢迎宴会和会谈均由邓小平主持，两人就两国关系和广泛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不仅如此，金日成到南京访问，邓小平又专程赶到那里迎接并陪同乘船游览长江。

当时，我正准备结束在北京的休假，返回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外交部把我留下，安排随团访朝，为邓小平做翻译，使我得到这个难得的机会。

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出席平壤各界举行的欢迎大会。

经过繁忙的准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9月8日乘专机前往平壤。专机于上午11时许抵达平壤顺安机场，迎接邓小平副总理的是朝鲜国家副主席朴成哲，机场还有上千人的群众欢迎队伍。根据朝方的安排，邓小平下专机后直接前往主席府，与金日成主席会晤。

远观锦绣山议事堂（2012年更名为锦绣山太阳宫）

新建的主席府坐落在平壤市东郊，又称“锦绣山议事堂”，是金主席居住、办公、会见外宾的地方。刚落成不久的这座建筑，规模宏大。宽大的前厅可安排国宾检阅仪仗队。楼上有会见厅、会谈厅和宴会厅，还有金主席的办公室。主楼西侧是大型宴会厅，可以举行近百桌宴会。整座建筑气势恢宏，金碧辉煌，系传世之作。

邓小平到达主席府时，金日成满面笑容迎接。两人长时间握手问候，之后检阅了仪仗队。登上二楼，两人落座亲切交谈，之后金日成设午宴欢迎邓小平及代表团全体成员。邓小平送了一件国礼，宴会前他陪金日成观赏了近一人高的雕漆花瓶，金日成一再致谢。

1978年9月，邓小平与金日成观赏雕漆花瓶。

朝鲜这次国庆活动，除中国贵宾外，还邀请了几个国家的总统前来参加。高级代表团来的也很多，但是朝方给予邓小平的礼遇最高。无论是庆祝宴会，还是报告大会、庆祝演出，邓小平都被安排坐在金日成身边，位置显赫。朝方还安排邓小平由李钟玉总理陪同，前往朝鲜的咸兴市访问，并参加数万人的欢迎集会，邓小平发表了讲话。

更重要的是，金日成在繁忙的国事中还专门抽出一整天时间，分上午和下午两次，在邓小平住地举行会谈，就中朝关系和国际形势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金日成介绍了朝鲜国内情况，饶有兴趣地听了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看法。

此次访问朝鲜，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实际上邓小平将他改革开放的构思最早告诉了金日成。

随同邓小平访朝担任翻译时，我已年过四十。访问回来后，我基本结束了翻译工作，而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朝鲜半岛形势调研和事务处理工作之中。不过，就我一生而言，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三位伟人做翻译的经历，将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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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 《筚路蓝缕》（2024年3月出版）

作者 | 张庭延

图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贾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