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废止中医轩然大波
先要追溯到民国十七年（1928），废止中医这件事，那时刚是北伐成功开府南京，汪精卫在汉口时最出风头，他到处演说日本明治维新，第一件事是废止汉医。他自以为革新派领袖，屡次演讲表达他的意思，报纸上常常有这种零星的消息发表。我们中医界对他起了很大的反感，认为中医中药是全国人民的健康所赖，历史悠久，那时节西医全上海也不过六七百名，其他通都大邑，不过数十人。至于小的县、市、镇、乡，可能一个都找不到，所以对他的主张，认为纸上空谈，绝不会现诸事实。岂知后来他们的确不是空谈，先由褚民谊出面推动，经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集了一个中央卫生会议，延揽各市的卫生局长、各省的医院院长、国立省立的医学院院长，以及各地著名的西医共一百二十人为委员，开会三天。那时褚民谊奔走活动及宣传，着着领先。
这个会议，通过了一个议案，是要逐渐淘汰中医，原案是留日医家余岩(云岫)所起草提出，他们设想得很周到，深恐引起全国反对，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已经开业的中医，一次发给执照，以后中医的产生就要绝迹了，原来的议案节录如下：
提案人：余岩。议题：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理由：……人体医学，其对象在于个人，其目的在于治病，今日之卫生行政，乃纯粹以科学新医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者也，今旧医所用理论，皆凭空结构，阻遏科学化，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云云。办法：一、处置现有旧医，现有旧医为数甚多，个人生计，社会习惯，均宜顾虑，废止政策不宜过骤，爰拟渐进方法六项如下：甲、由卫生部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经营。乙、政府设立医事卫生训练处，凡登记之旧医，必须受训练之补充教育，授以卫生行政上必要之智识，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得永远享受营业之权利，至训练证书发给终了之年，无此项证书者，即应停止其营业。丙、旧医登记法，限至民国十九年底为止。丁、旧医之补充教育，限五年为止，在民国二十二年取消之，是为训练证书登记终了之年，以后不再训练。戊、旧医研究会等，任其自由集会，并且由政府奖励，惟此系纯粹学术研究性质，其会员不得藉此为业。己、自民国十八年为止，旧医满五十岁以上，且在国内营业至二十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予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且此项特种营业执照，其有效期间，以整十五年为限，满期不能适用。二、改革思想，操之不能过激，宜先择其大者入手，谨举三项于下：宜明令禁止，以正言论而定趋向。甲、禁止登报介绍旧医。乙、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旧学之宣传。丙、禁止旧医学校之开设。
这里所说的旧医，就是指中医，因为那时我们中医自称是“国医”，这是表示中国固有的国家医术，等于国语、国文、国旗、国徽、国术、国剧一类的名称。西医对这个称呼，大为不满，可是已经通行，亦没奈何，因此他们就议决把中医的名称改“旧医”，他们自己叫做“新医”。这表示中医是旧式的医术，不久要消灭的，他们的医药是现代化新生的，将来会新陈代谢的。当时西医们，也不愿意人家称他做“西医”，因为“西”字，就表示从西方来的医术，隐隐衬托出中医是中国的国家医术，所以他们一切的公私文件，一律不称“西医”两字，而对中医的名称绝对不称国医，一律叫做旧医。整个提案，含有深刻意义。这一个议案，一经各报披露，舆论界首先加以抨击，认为中医中药万不可废，要是实行的话，是行不通的。那时一般中医界，似乎并不重视这件事，唯有各自大发牢骚，痛骂国民政府措置不当，此外，只是听其自然，静观其变而已。这个议案中有一项，检查报纸杂志的，即是指我刊行《康健报》而发，我正在想如何去应付?同学张赞臣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老陈，你见到这个新闻吗?”我说：“已经见到。”他又说：“你的态度如何?”我说：“我当然反对，但我要想知道令尊翁的态度如何?”他说：“家父年事已老，连这个议案都看不明白，他认为已开业的仍能开业，也就算了。”我就对他说：“这件事不是这样看法，我要和你从长计议，这件事需要我们这些后起青年中医来想办法。”他听了，连说：“对，对，对。”当即约定于门诊完毕之后，一同到南京路五芳斋二楼叙谈。(按：张赞臣的父亲是张伯熙，乃常州老名医，我拜姚公鹤为师，就是他老人家引荐的。)
电话约定之后，我一面应诊，一面想办法，我认为老一代的中医，由于习惯关系，都是安分守己以不问他事为主旨，所以要他们出面领导反抗，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老中医对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很大，一定要借重他们的声望与地位作为号召；做实际工作，是要我们年轻一代来做的。当天下午五时，我们两人先后到了五芳斋，一见面就滔滔不绝地谈论起来，最后我提议召集全国中医代表到上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抗争会。五芳斋是上海有名的点心店，主要的业务以出卖汤团、糕饼、糖山芋、糯米藕，兼卖点心菜肴。我们两人随便叫了些点心，一边吃一边讲，所花费的代价铜元十余枚，大家讲得很起劲，不知不觉已钟鸣六下。我俩主张先请谢利恒老师来讨论一下，听听他的意见如何，再定进行方针，于是摇了一个电话(按：那时上海的电话，是要用手摇、喊号码、再接线的)给谢老师，请他到五芳斋来吃饭，谢老师一口答应，立刻搭电车到五芳斋来。谢老师素有“美髯公”之称，飘飘然地直登楼座，他为人风趣得很，开口就说：“你们请我吃点啥?”我们说：“知道老师喜欢吃‘鳝糊过桥面’(按：所谓过桥，即是面浇头，另装一盆)，所以请老师到这里来。”老师笑说：“为何大家不饮一些酒?”我们齐声说：“好”。于是大家就边饮边吃，言归正传了。
谢老师也知道国民政府要逐步废止中医，他说：“我们老一辈的还不受影响，你们年纪尚轻，对此作何打算?”我们就把召集全国中医举行抗争会的事，详详细细地说给他听，他听了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说：“全国中医向无联络，究竟总共有多少中医团体，也不知道，召集起来恐怕有困难。”我们两人默默无言，认为这倒是一个难题。正在思考之时，我忽想起我办的《康健报》，各省各县市，都有中医订阅，张赞臣办的一本《医界春秋》杂志，订户也是中医，就根据我们两人所有订户地址，在各省各市各县挑出二人，将抗争通电交给他们，转呈当地中医公会。谢老师说：“好，这样，事情就有眉目了。”二、全沪停诊开会集议那时节，上海本来有三个中医团体，酝酿着要组织一个统一的“上海市中医协会”，公推丁仲英老师为召集人，那时还没有正式成立，无形中内定丁老师做理事长，谢老师当监事长，于是我们就提出由丁、谢两位老师具名召集紧急会议，谢老师说：“好。”我们吃罢了之后，付款一元还有得找。谢老师叮嘱我们快快把全国中医地址名单开列出来，我们两人就说：“今晚我们开夜车，把全部名单摘录出来。”谢老师连声称是说：“明天晚上就可以召集三个团体先开一个会议。”我们回说：“遵命。”于是大家分手。我与张赞臣两人，立刻各回家中，把订户名册细细查阅，查到南京、杭州、苏州、天津、北京、广州都有中医团体，没有团体的就选择二三人作为该地通讯员。我的一张名单，做到半夜三时才告完毕，计算下来，全国有三百个省县市，都有了地址。次晨，我向丁老师处做说客，丁老师一口应允，并说：“事不宜迟，要做就做。”于是各人分别摇电话，约定在一家番菜馆聚会，那天到会的不过二十多人。有陆仲安、夏应堂、殷受田、郭柏良等，大家看到我们所列的全国中医地址名单，认为这是“法宝”，不管我们上海市中医协会成立与否，先用这个名义发出“快邮代电”。那时本有电报通讯的设备，但是要用电报来通知全国，计算起来，这笔费用太大了。有一种方式叫做“快邮代电”，只是用电报式的红格笺纸，上面印明“快邮代电”四字，实际即是快信而已。所谓快信，要比平信多贴五分邮票，这种信，邮局不放在普通邮包中，优先发出，优先送递，都是赶快车(所谓快车，即小站不停的通车)，我们用这种方式急速通知各地，这笔费用并不太大，可是日程计算起来，快信到北京要七天(那时津浦路尚未通车)，到山西大同要十天以上，因此我们决定对较远的省份，只好打电报，这些费用暂时由丁老师垫付。快邮代电的原稿，由我执笔起草，大家看了，认为字句很够激愤，又经谢老师改了几个字，格外活泼生动。我们商讨之时，药业中有一位很激烈的青年叫做张梅庵，他主动来参加，他说：“我们先要在上海召集中医师及中药店开一个大会，要全体停业半天，举行一个上海医界联合抗议大会。”他这句话一出，大家热血沸腾，一致赞成。就定期在六马路仁济堂施诊大厅举行。到了那天，中医界有一千多人都停诊，药店老板及职工也有几百人参加，把一个仁济堂挤得水泄不通，不但大厅满坑满谷，连天井中也站满了人。这一次集会，大家都慷慨激昂地抢着讲话，气氛很是热烈，只是站得稍远的人，什么话都听不到，唯有张梅庵利用口号的方式，领导大家跟着他的口号一句一句高呼，显得万众一心，对于中央卫生会议议决的议案要反对到底。最后由谢利恒老师演讲，大家肃静恭听，谢老师就把已拟定的通电读出，定于三月十七日假座上海总商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一时掌声雷动。跟着提到经费问题，请会众自由捐助，即时大家争先恐后，各尽其力地捐到四千多元，药业方面的代表说：“他们也准备开会集议，再送一笔款子来支持这项运动。”当天会议开到七点钟，我们几个核心人物，就在仁济堂附近，草草地吃了晚饭，丁仲英老师说：“看来经费不成问题，应该在通电上说明，各地代表的旅费自备，到了上海，食宿费均由上海医界招待。”因为从前各地到上海来的人，都是住在普通的小旅馆，较豪华的人才敢入住惠中旅馆等处，普通的旅馆，每天的房金不过大洋一元四角至二元，照各地代表人数计算一下，要预先包定几家普通的旅馆，那时这种旅馆都集中在泥城桥平乔路一带。预定开会三天，各代表的两餐，也由上海医药界指定菜馆凭券招待，计算起来，我们上海医药界还负担得起，所以后来才在通电中注明这个办法，同时也声明若愿意自动捐款者，亦表欢迎。三、各地响应云集沪上这个快邮代电发出后，不到六七天，南京、苏州、杭州均有复电寄来，都说决计参加，香港也有一个团体，叫中华医药会(地址在德辅道中)，他们来电说明不派代表，但是汇寄了捐款港洋一百元表示响应。从此，我们天天开筹备会，组织了秘书组、总务组、财务组、宣传组、接待组、干事组，推选有办事能力的同道，分别负担各组事宜。我本来是中医协会的秘书主任，到了这个时候，有几组都由我负责，幸亏有一位江湾办报出身的医界人士蒋文芳，他动笔很快，我们在商量之下，请他担任秘书，这样一来，我可以省出许多时间来策划各组事宜。这次仁济堂的筹备大会之后，我便拟了一段极长的新闻稿，亲自送到各报馆，要求他们全部刊登，从前报馆的编辑们，一向都是信赖中医的，他们对废止中医这件事深表愤怒，一收到这篇新闻稿，都一字不删地刊登在本埠新闻版的显著地位。当时上海最大的五家报纸，还兼写社论，阐述中医是不可废止的，这一来给我们增加了不少力量。
从前上海有许多社会团体，如总商会、商联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各地旅沪同乡会，每逢社会上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他们都要发表通电表示意见，此次废止中医问题，他们激于义愤，都有通电发表，是一致拥护中医中药的。这种反应，本来对我们中医很是有利，可是却因此而刺激了上海西医界的反感，当时西医界中最会动笔墨的是余云岫、汪企张、庞京周、范守渊四人，他们就出奇制胜地在各报发出反对中医的言论，于是我们也推出四人，由一人应付一人，如打擂台一般在报纸上展开笔战，本来我是应付庞京周的，两人笔战，大家认为我措辞得体，笔锋锐利。料不到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来，此人就是当时所谓党国要人褚民谊，他拟好了一篇很长的谈话，送到报馆发表。从前报界对中央要员的谈话是很重视的，这段谈话稿送到报馆是下午三时，《申报》编辑赵君豪接到褚民谊这篇文稿以后，马上打电话给我，要我先去看一看，说：“这篇谈话，来势很凶。你要不要先看一下?”我说：“好。”我就立刻到《申报》编辑部，先把原稿抄了下来(可怜那时是没有复印机的)，直奔姚公鹤老师家中，商讨对策。姚老师说：“照报馆立场，褚民谊的谈话一定一字不易地刊出，你要应付他的话，最好当夜，拟写一稿送去，那么次晨就可以同时刊登于报端，否则的话民间人士反驳中央委员的文稿，未必会刊出。”我说：“好。”马上就在姚家小房间中起稿驳复，又请姚老师修改了一下，连夜油印了十份，分送各报，次晨果然遑遑然全部登出，与褚民谊的谈话，相映成趣。医界中人看了无不拍案叫绝，说我做得既快且好。(按：有两家报纸对所谓中委褚先生怕得很，隔了一二天才补登我的稿件。)从这个时候起，各报不断发表来自各方面的文稿，其中十分之七都是指责西医和租界上的医院怎样的腐败！怎样的以人命为儿戏！希望西医对医术方面要改善，其他零零星星的文字，都是说西医看不好的病，竟被中医看好的事实。所以在声势上，中医比较占上风；但也有一部分文字，是骂中医太保守，不能跟着时代走。我忙了几天之后，款接组长余鸿孙来对我说：“各省各县的医师都有信来。说有代表三五人至六七人，广州代表陈任枚来电要订高级旅馆房一间。那么平乔路的小旅馆似乎不相宜了。”问我怎样办?我说：“款接组不能照规定的办法来做，大部分小县份代表送平乔路，小部分有钱的代表尽管为他们开第二级的惠中旅馆，或是第一流的大东旅馆，这些代表日后都有大宗捐款，我们多花一些招待费，是不会落空的。”款接组的组员，都是年轻的医生，有二十多人听候余鸿孙指挥，某日某时到车站或码头，迎接时每组由八人等候，手执鲜明旗帜，报纸上天天都有登载各地代表抵沪的消息，只是那时没有摄影记者，所以报上没有登载图片，但已声势浩大得很。每一地方的代表到达上海，当天晚上一定到大西洋西餐馆进餐，由丁老师、谢老师等坐候着做主席，并且发表演说。宾主双方，言论都很激烈，说这次大会，非推翻议决案不可。到了三月十七日，计算已到的代表已经有十五省代表，二百四十三县的县代表，四个市的市代表共计正式代表二百八十一人。其中四川、云南、陕西等偏僻的省市代表，因为时间上赶不到，未能出席，可是都汇来了捐款。这次全国中医师抗争大会，假座天妃宫桥的上海总商会大厅举行，这个会场是上海最宏伟的，有很宽畅的座位，到了这么多的代表还坐不满，于是由上海三个中医学校和药业职工会补充了全部空座，连楼上楼下两旁都站满了人，会期为三天。四、三月十七召开大会这一次大会，本来准备全上海的三千中医停诊，九百家药店停业，一同参加的；但是这样一来，总商会的大厅容纳不下这么多人。所以只好向医家与药店分发几种标语、旗帜、横幅等张贴在门口，以示响应。我同一辈青年中医当天上午就到总商会内外布置一切，并且还组织了纠察队维持秩序，款接组招待各地代表莅场。到了下午一时开会时间，各地代表均依时到达，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大会开幕，先由蔡济平报告筹备经过，后由谢利恒老师主持，接着有六个省代表致词，可是最大问题，就是方言不统一，南方人不懂江浙人的话，江浙人不懂河南、河北的话，有两个代表，说得声泪俱下，而台下听的人竟然一句也听不懂，忽然间有一位福建代表跳上台来，碰台拍凳地大骂卫生会议的议决案，大家虽然也不懂他的话，但是见他那种慷慨激昂的神情，大为感动。我那天担任大会的司仪，见到这般情况，认为要大家一致，唯有喊口号，可以鼓动全体的热烈情绪，以及统一意旨，标语是预先拟定写好的，于是就照标语请张梅庵领导喊口号，张氏那时很年轻，中气充沛，声如洪钟，由他先念一句，大家跟着高喊一句，一时响彻行云，好多人热血沸腾。接着由蒋文芳宣布：“今天请各地代表拟就提案，于明天大会时交来。”这天的秩序极为良好。第二天会议，把各方面送来的提案，搜集起来，逐件讨论，由丁仲英老师任主席。这一天，各地的代表都先后登台发表演讲，从前集会还没有话筒(即麦克风)，所以代表发言，往往只是前面的人听到，懂不懂还大成问题。这一天，大家讲的话，无非是诉说各地中西医家的情况，讲者谆谆，听者藐藐，有人看这个情形不对，说主张提出一个紧急的办法，要派代表到南京去请愿，看看政府当局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到上午便把这个提议通过了。第三天的会议，就是讨论代表人数和人选的问题，一谈到人数，麻烦事情就跟着来了，有人提出一个办法：每一省要推出一个代表。那时到会的省份有十三省，应该是十三位代表，这个提案一下子就通过了，陆渊雷振臂而起，要十三省当场选出代表，上台来各作五分钟讲话，他的含意就是要考验代表的人才和能力，这一下子，却暴露出各省选出的代表都是高龄的名医，一登上了台，连口都不会开，这样一来，就把已通过的第一个办法推翻了。接着又有人主张，不应该以省为单位，要注重人才，而代表的人数须贵精不贵多。大家又一致拥护这个办法，并且当场推选代表，第一个是谢利恒老师，由他做团长；第二个是南京代表隋翰英，由他作南京的领导，第三个是上海药业代表张梅庵，第四个是丁仲英老师，丁老师坚决不就，说：“我情愿留守在上海，还有好多事要办，推荐蒋文芳做秘书。”大家也通过了。第五个代表，各方面提出的十几人，大家争执到面红耳赤，没有解决办法，最后由谢利恒老师发言说：“这次运动，是陈存仁首先推动起来的，我需要他来做总干事，帮助我们做各种内部工作，有了他，我们的组织就健全了。”谢老师此言一出，会场掌声雷动，于是就把这个难题解决了。当晚在大西洋餐馆举行了一个惜别宴作为饯行，各省代表都勉励我们，只许成功，不能失败。我们被感动得眼泪都流了下来。山西代表时逸人振臂大呼说：“我们这次受到上海医界招待，本身用不到多少钱，我们都应该随愿捐款。不但支持抗争运动，而且我们可借此团结全国，组织‘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从事于种种改进事宜。”此言一出，捐款的人风起云涌，当堂就捐到两万多元。五、五人代表赴宁请愿五个请愿代表推定后，就在当晚先开了一次小组会议，大家觉得这次请愿，前途未许乐观，因为这一次中央卫生会议，出席的人都是西医，会议开幕时，蒋介石派员出席读一篇训词，希望国府成立之后，改善卫生行政，由全国专家提出建议。那时卫生部部长薛笃弼，所说的大致也是如此。可是汪精卫一派的褚民谊，演词就不同了，他说：“中国卫生行政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医中药，要是行政上了轨道，如果不把中医中药取消不能算是革命。日本能够强大，全靠明治维新，明治维新能够面目一新的民间运动，就是废止汉医汉药。所以要由卫生会议负起责任，通过全国专家所拟订的提案，交由政府执行，才能算是完成革命大业。”看来褚民谊在集会时有绝大的领导力，而且这一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实际就是要废除中医。中国人往往有一种积习，认为勾结上一两个要人之后，便气焰大盛，不可一世。如今卫生会议既有一百二十位专家，中间加上了一个“中央委员”褚民谊在内，更是如虎添翼，认为废止中医案一经通过，只要交政府执行，便可以安然达到目的，所以在开会的情绪看来，认为中医废止，已在命运中注定了。万不料这一个提案通过发表之后，引起全国上下的反感，成为全国的一个轩然大波，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那时上海是一个经济的枢纽，也是舆论中心，当时的新闻界就发觉到外国的大药厂，对这一个运动，显然有经济上的支援，因为中医中药一经废除之后，西药一定会畅销全国，当时谣言满天飞，但具体的事实，笔者恐记忆不准确，未便写出。隋翰英是南京代表，他建议一定还要邀请两个人来做协助工作，一个是上海的陆仲安，一个是南京的张简斋，那么五位请愿代表到了南京，许多中央委员都会接见，否则就恐怕到处碰壁，一事无成。他这个建议，我们五人都表示赞成，我说：“陆仲安住在蒲石路（今长乐路），我去过他家，不如我们现在就到他家中去。”我们说罢就走。陆仲安是北方人，爽直得很，他说：“既然你们要我出力，我绝无推辞之理。”于是次日他也跟着我们出发了，只是他不担任任何名义。还有张赞臣、岑志良两人也热心得很，也不居名义而随同出发。
（进京请愿团代表）我们出发的那一天，是三月二十一日，搭的是沪宁路早晨九点钟的一班火车。在我们到达北站之时，只见车站上已拥满中医界、中药界以及中医院校的学生、中药店的职工等有一千多人，还有一队三十多人的军乐队，大家挥动着旗帜、标语，欢呼口号，奏着激昂的军乐，我们就在这般热闹的气氛中，登上火车。欢送行列中，大家高举手帕，预祝我们凯旋。当时有一位老医生蔡济平，率领医药界名流四十多人，排齐了队伍齐集火车站内，作为代表全国各省出席代表恭送我们，我们在上车时，和他们一一握手，这时的气氛，既激动而又热烈，大家高兴得真是热泪盈眶。在我们代表出发前的几天之中，报纸上天天有我们行动的消息，都刊在显著地位，足见各方面对我们这一个运动的支持，这也是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第一次受到舆论方面的抨击。我们出发时，搭的是二等车，车票是四元几角，但是一上车，就有人派给每人一沓报(包括全沪大小各报)，收费小洋二角，一杯龙井茶，也收小洋二角，我们就一边饮茶一边看报。那时我和陆仲安会同隋翰英商讨到了南京之后，首先应向哪一个机关请愿，或者最先要拜访哪几位元老，请他们出来主持公道，我们在车厢中都宽了衣服做准备工作。正在谈话之间。忽然车厢中出现了一位苏州代表，他说：“你们到苏州车站时，可以看到一千多个苏州中医药界人士，都停了业，排了队在车站欢迎你们。”果然不到一小时，车抵苏州，先见一片旗海，接着又听到一阵阵清脆的口号，我们五个代表立刻穿上外衣，步出车厢，见到下车时地上铺着一行金黄色的地毯(按：黄色是中医的标记，表示我们是黄帝内经的后人)，我们五人下车，踏在地毡上和群众握手言欢，我们挤在热烈的人群之中，身不由己，被他们包围了不得动弹，他们坚决要留我们在苏州吃了午饭再走。可是这时车站上钟声当当，我们知道火车要开了，急于上车，但是越是想走，他们越是拉住不放。我们处在不能行动时，只好请那位苏州代表，通知车上的陆仲安、张赞臣、岑志良，要他们先到南京，对南京车站上的欢迎群众和新闻记者说明，五位代表被苏州医药界留住了，要改坐夜车在明天早晨才能抵达南京，借以代致歉意。于是我们五个代表，被簇拥到玄妙观前松鹤楼进午餐，可是松鹤楼容纳不下这么多人，只能在二楼排满八席，大家很高兴地吃了一餐，我初次尝到一味名菜“炒虾脑”，认为比什么都好吃，我偷偷地问侍者，这一桌菜要多少钱?侍者吐一吐舌头说：大约要六七块钱，表示在此地已经贵极了。吃罢之后，我见到一位医校老同学王慎轩，率领中医学生二百多人，手执旗帜来欢迎我们，同时又有中医三三五五地聚在松鹤楼下，大约也有六七百人，后来由一名纠察员指挥排列成行。等到我们下楼，一阵掌声，大喊口号，在观前街上游行起来，我们五个代表在行列之后坐了包车，随游行队伍行了好多路，到达了“留园”。留园本是盛宣怀(杏荪)的产业，那时已公开任人游览(按：现在日本东京著名的“留园”，即是盛氏后裔盛毓度所主办，沿用此名)。苏州留园地方大得很，也旧得很，园中有一个戏台，无形中成为苏州人的大会堂，座椅全是朱红色漆的，是清代遗物，既矮且小，好像幼稚园里儿童的椅子一般。片刻之间，我们宾主已坐满了一堂，苏州医药界领袖首先致词，接着由谢团长代表致答词，谁料苏州代表们，坚请我们五个代表，每人要作一次演讲，蒋文芳讲得头头是道，张梅庵一出声，声如雷鸣，全场哄然大笑；隋翰英说一口南京话，苏州人都听不懂；我讲的是上海话和苏州话还接近，我叙述废止中医案的经过，说到了我们只靠全国人民和同业支持，中央卫生会议要是不达目的的话，外国的药商准备着巨额的款项来支持这个提案。这时人人动容，认为前途未可乐观。本来集会演讲，中医很少参加，经过这次开会，大家增加了许多经验，论讲话的仪态，谢老师最好；引起大家激烈冲动的，以张梅庵为最好。我们演讲完毕之后，苏州医家争先恐后地抢着说话，大都是勉励我们争取胜利。出了留园，见到外边停着五辆开篷的马车，分给我们五个代表，每人坐一辆，并且有五位苏州名医作陪。从前任何一种民众行动，总有一场大游行。这一次是在下午四五时，他们多方面去通知，所以人数达到一千人之多，一路进行，一路喊口号，直达虎丘山下，记得先过一条小河，才到虎丘剑池前面的千人石，后面就是高耸入云的虎丘塔，我们就在千人石上集议。这块石平坦得很，名虽是千人石，坐上了四五百人已挤得不得了，没有座位的人，只好分别站在剑池四周。谢老师说：“这时我们该轻松一下，不要再大声讲话，把喉咙弄哑了，到了南京不像样的。”大家听从他的话。谢老师讲话，美髯拂胸、神情飘逸，他本来名震全国，大家一听他讲话，觉得的确是名不虚传。休息一会，南京代表隋翰英宣读向政府呈递的请愿书，他满口“南京”国语，念得很流利，读完了之后，千人石上起了一阵掌声，响声震应山谷。不一会，苏州医药界首长又约我们到前面一个寺观中去吃素，一共坐满八桌人。他们做的素菜，别有风味，花式也多得很，其中有素鸡、素鹅、素火腿等，每一碟的形态，和荤菜是一模一样的。老同学王慎轩操着柔和的苏州话说：“夜车票已准备好，南京也有电报来催，通知你们沿途不可逗留，因为南京方面已有两千多人在车站等车，不要使大家失望。”我说：“好。”接着他又轻轻对我说：“你们各位连日辛劳，要不要再到苏州著名的狮子林去玩一下?有烟霞癖的人也可以上那边去香两筒；本来狮子林夜间是不开放的，但是你们是特客，园中少主又是中医，所以可予特别优待，免得你们在车上等候。”我当场向谢老师请示，老师说：“现在周围新闻记者很多，我是不吸鸦片的，不要为了这件事情，弄出不好看的新闻来。”不料正在这时，给张梅庵、蒋文芳两人听到，他们二人本是瘾君子，听了这话，比什么还高兴，说：“只要少数人前去，是不会弄出事来的。”谢老师对鸦片向来深恶痛疾，但是在这时也未便断然辞却，于是我们一行人就到狮子林去。我约略地看了园内的亭台楼阁，奇峰怪石，这一回倒另有一种收获，我们原来带着向南京各机关的请愿书不过七件，一计算下来，南京的“部”“会”及重要人物，大约有十二处，还缺五份，应该要即时赶写，蒋文芳负责抄两份，要我担任三份，这时我们两人心中很乱，一面急着赶时间，常常有错字，料不到苏州医生之中，有一人自告奋勇出来说“我来抄”，他写的蝇头小楷，笔笔工整，很是好看，大约不过一小时，五份请愿书已经全部抄好。毕竟苏州多文人雅士，令我暗暗佩服。我在空余的时间，整理抵达南京时要派发的请愿团宣言书和应付新闻记者的访问资料，幸亏沪宁路夜车，离开苏州要在半夜一时半，尚有充分的时间。这时因为谢老师和隋翰英年事较高，已倦极入睡。直到十二时半，才叫醒他们，相率急急忙忙赶到车站，苏州医家想得很周到，预先为我们订了头等卧铺。车到镇江，停了半小时，管车的人不准我们离开座位，也不许下车探望，当时真莫名所以。六、车抵南京声势浩大三月二十二日，车到南京下关车站，已接近天明，只听见人声鼎沸，有一千多医药界中人等候着欢迎我们，先由乐队奏乐，地上也铺着黄色的呢毡，我们缓步而下，立时响起一阵口号，口号过后，掌声真像雷鸣一般，其中有二三百是药业职工。他们不但和我们热烈握手，还簇拥我们到车站外面的广场上，来一个欢迎会。当时有许多新闻记者，争先访问，我们于是就到广场去，场上早已预备了一个讲台，先由南京医药界致欢迎词，继由我们五人轮流演讲，新闻记者提出的问题，我们也逐一答复，警察在周围维持秩序。本来我们的秩序极为良好，一切都很顺利的，万不料车站走廊中有五百多个安徽难民，他们因为南京市长刘纪文拆造中山路，将潜建木屋拆除，其中一部分安徽人，决定在车站上坐索免费车票回家乡。因为这些人拿不到三等免费车票，睡在地上，等了两天两夜，不得要领，这时这批难民看见有新闻记者在场，他们就蜂拥而来冲入我们的队伍，有两人跃登台上，他们很懂得投机，一上台就破口大骂政府取缔中医要不得！说：“安徽全省西医仅三五十人，要是没有中医，人民的健康就没有保障。”接着就讲政府不照顾拆屋难民，他们一直讲下去，越讲越激烈，警察就出来干涉，要把讲话的安徽难民拖下台来，谁知这个讲话的难民身强力壮，挥动拳头向四五个警察一阵乱打，弄得秩序大乱。谢老师催促我们赶快离开，免得卷入漩涡。我们几个代表，虽然离开了会场，但是大群安徽难民占了这个讲台，开会不已。后来又开到大批军警，双方大打出手。我们坐上了南京代表为我们准备好的车辆直驶中正街交通旅馆，陆仲安、张赞臣等早在那边等候，我们漱洗完毕，更换衣衫，就跟了他们二人首先去谒见国府主席。那时节，国民政府初成立，主席的驻节之所，是一座极大的旧屋，相传为两江总督府，曾国藩、端方都曾在这里办公的。
里面大得很，我们先坐在门房中，将请愿书交给侍从官，递呈上去，并且说明我们要谒见主席。那侍从官说：“向例民众要谒见主席，该先期由主管机关约定时间，你们这件事，是属于卫生部的，应由卫生部先约时间。”我们说：“我们就是受了卫生部的压迫，怎样教他们来约期呢?”争执间隋翰英肝火奇旺，咆哮如雷，心头之火都按捺不住(原来隋翰英此时已经潜伏着中风的先兆征象，等到我们请愿的事项完成之后。这位老人家就一病不起，可以说是为中医界争地位而以身相殉的)。这时有好几位新闻记者正在采访新闻，我被推为发言人，把中医兴废的利弊得失，向新闻记者逐一叙述，我说：“全国中医有八十三万人，药铺约有二十余万家，对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人民做着疗病保健的工作，而全国西医不过六千人，多数集中在都市，无数县份和乡村，一个西医都没有，人民一旦有病，唯中医是赖，怎样能废止呢?”那时国民政府的房屋，又大又旧，都是大格窗框，用纸糊封的，纸都被风雨所碎，陆仲安机警得很，看见隔邻一个签押房中有电话，就走过去打电话，给国民政府秘书吕筹，告诉他：“我们来谒见主席当面递呈请愿书，可否代为想想办法?”吕氏说：“我马上出来和你们面谈。”片刻之间，吕氏从里面走了出来，他说：“今天预定谒见主席的人，已经把时间排定了，你们的事情，及在下关车站安徽难民与军警大冲突的消息，主席已经知道了，他说过一句话：‘谁主张要废除中医?’至于你们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主席，等我安排了日子，于明天或后天中午一时电话通知你们。”我们当时很失望，但是听到这句话，倒把心头的一块大石放了下来，似乎有一种预感，我们是会胜利的。走出国民政府大门，正在等车，只见街道上报童手执报纸，高呼号外，说是“下关车站闹事”，我们就买了几张看看，原来头条新闻，就是我们中医请愿团抵达南京的消息，说欢迎的人如潮涌，其中混杂了安徽难民在车站广场上开会演讲，并与军警发生冲突，大打出手，警方有三人受伤，难民代表有两人被捕云云。谢老师说，这张号外，似乎对我们很为不利。我说闹事之后，可能反而明天报纸会大字登载，对我们的请愿一定会格外重视。七、分各方反应良好我们坐在马车上，谈论请愿的对象，着重在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中央党部，对卫生部暂时决定搁置不理会。先行谒见行政院院长谭延闿。我们还没有开口，谭院长已说：“中医决不能废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院长，非但不废止，还要加以提倡。”说时他还伸出手腕，要我们团长为他诊脉处方，当时即由谢老师为他诊治，诊毕，谢老师一边唱药味，由我一边执笔缮写，到了次日，各报都把这张方子全文刊登出来。我们谒见于右任院长，于老说得更轻松，他说：“中医该另外设一个机关来管理，要是由西医组织的卫生部来管，就等于由牧师神父来管和尚一样。”他是最赞成中医的。这两位首长接见我们之后，为时已是下午二时，我们就在夫子庙六朝居随便吃了一些干丝烧饼之类，急急乎又到小石桥街林森(子超)公馆拜会，那时他还没有做主席，但隐隐在政局中是一位主要人物。到了那边，原来是一所很简陋的古老屋子，叩门后，有一个老家人来开门，又有一条很大的狼狗跟出来，我们都有些害怕，陆仲安似乎很熟，用手拍拍狼狗的头，它就非常驯服，带着我们走了进去，林公子超已立在厅中等候，满面春风，和蔼可亲，并且说：“欢迎你们来谈谈，我有福建带来的好茶叶，请你们来品尝一下。”我们正在诉述废止中医案的事情，林公说：“这件事荒谬得很，都是卫生部几个西医和褚民谊搅出来的，相信全国人民都会反对，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件引起全国反对的大案件，就是你们这件事情。昨天四川方面有过一个电报到中央，说四川的经济以国药出产为大宗，要是一旦废止中医药的话，就会失去四川民心，现在中央正在拉拢四川归附。所以这个电报，力量大得很，对你们是绝对有利的。”林氏说罢之后，请陆仲安诊脉，因为他是有气喘病的，陆仲安向来是自己用钢笔开药方的，药方写毕，林氏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闲聊了一小时，大家就握别了。我们到财政部，没有见到部长，到考试院见到了戴季陶院长，听戴氏说：“你们这件事，卫生会议尽管通过，敢说是绝对不会实行的，你们放心好了。不过希望你们在行动方面，不要太过激烈，根据镇江来的消息，你们乘的火车经过镇江，车站欢迎的许多人拥入月台，站长因为人数太多，加以阻止，不料许多人竟然冲倒木栅，一拥而入，踏死一名小孩，路警拘捕了八名镇江医界领袖云。”我们听到这种事情，倒认为是一件大新闻，怪不得车抵镇江时，在站上停了好多时，不许我们行出一步。我们到立法院请愿，院长胡汉民有病，由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焦易堂接见，焦公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他说：“这件事，首先要立法院制定法律，三读通过，才能实行，卫生部是不能独断独行的。”后来在谈话中，我们又得到一个消息，国民政府为了要拉拢冯玉祥，特地让出一个卫生部部长的职位给冯玉祥推荐，冯氏就荐了他的心腹薛笃弼来当部长，薛氏本非卫生行政人员，对中西医并无偏袒，不料这次中央卫生会议却闹出了这件案子出来。冯玉祥军中的军医，向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冯玉祥已有电报打给薛部长，措辞严厉，责备薛氏怎会弄出这件事来，薛部长弄得很为难。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又定了好多。那天整个下午到各院各部去递请愿书，只是不到卫生部，我们的意思，就是要给卫生部长薛笃弼一个“难堪”。当天傍晚，我们的请愿工作，告一段落，南京医学会在金陵春酒家设宴欢迎我们五个代表，情况热烈，向所未见。席间要我们报告请愿的经过，就由谢团长致词，他首先对大家表示谢意，同时告诉他们：“我们已胜利在握，各位放心，但是在未得到批文之前，最好不要公开宣扬。”说毕，大家报以热烈掌声。这晚我们第一次遇到南京首席名医张简斋，他瘦弱得很，谈话的声音也极细微。他说：“我早就接到你们的电报，要我做请愿团顾问，可惜我早晨起不来，要到下午二时才能开诊，所以有负大家的好意。但是我知道中央方面竭力支持你们，你们这次的行动，绝对不会失败的。”
这天晚上，金陵春的菜特别丰富，一盆鱼翅大得很，我第一次吃到熊掌，还有许多烤品。据说这席的菜式，是根据清朝的大员端方宴客的菜单，所以这席菜显得既丰富而又珍贵。后来我们打听到这一席菜的代价是四十元，这是我向所未闻的高价筵席。席终，南京医界领导我们到夫子庙一带游览，秦淮河干涸得很，但是还有画舫和歌女，玄武湖风景最美，令人留恋不止。我们也见识了一下。八、卫生部长折柬相邀三月二十三日，我们到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那时节正在举行三中全会，军警林立，戒备森严，我们要谒见首长，就由秘书长叶楚伧先生出来接见，叶氏与我们大家都熟稔，他说：“关于废止中医一案，是西医在中政会所提出，这是西医们的单相思，执行是要由政府来执行的，决不会有一个人敢出来主持这件事。”他又谈到我们对中西医问题都无成见，况且政府并没有废止中医的意图，认为北伐底定以后，忽然有一部分西医提出废止中医问题，动摇了民间拥护政府的情绪，引起好多人因此事而反对政府，使政府受到许多打击，认为太不成话了，最高当局曾经当面询问薛笃弼，薛氏也表示他在做卫生部部长任内，决不愿意为西医所利用。
我们回到了交通旅馆，约定吕筹在下午一时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主席接见的时间，可是直等到下午三时，还没有消息。忽然间有一个上海籍的人，拿了一张名片来访问谢团长，这人名片上的衔头是卫生部科长，其人姓李，自称是谢老师的老病家，坐定之后他就告诉我们，卫生部长昨天在部内等了你们一天，不见你们到来，极为失望，今天上午开三全大会，各方面对卫生部长指责很多，薛部长本来对中医向无歧见，希望你们急速到卫生部去呈递请愿书，以便薛部长对此问题有所表示，俾能减低舆论界的压力。谢老师听了这人的话，说我们还要向各方面去请愿，准备最后再到薛部长那边去礼貌一番。此人听了，带着不愉之色而去。我们到工商部，要求谒见部长，由一位山西籍秘书代见，他也表示中医中药应该极力提倡，这是有关国计民生的。我认识李石曾，有人认识张静江，于是我们又分别拜谒这两位元老，他们透露出阎锡山已经有电报给三中全会，对中卫会废止中医的提案，表示极端反对。中央大员请薛部长从速把这件违反民意的提案打消，以免引起民间对政府的反感。此外，又透露一个消息，褚民谊已受到好多位中央委员的指责，他默然不再出声。这天晚上，我们听到各方面来的消息，对我们都很有利，所以大家很高兴。晚间在药业公会的筵席上，透露了我们请愿的经过，因恐中途会横生枝节，所以说得很简单，但大家已经感到满意了。到了深晚我们回旅馆，原来卫生部的李科长又来了，他手执五张请帖，邀约我们在次夕二十四日下午六时到卫生部一叙，同时他还说了好多话，都是暗示我们先去拜访和递请愿书才合礼貌，我们五人会商之下，认为再不去拜访，似乎不好意思，乃决定次日到卫生部走一次，递呈请愿书。到了卫生部由一位政务处长胡叔威代表接见，说是：“薛部长到三中全会开会，不能亲自接见，非常抱歉，请你们原谅。”中午一时吕筹的电话也来了，说定即日下午四时主席召见你们五位代表，时间只有五分钟，而且为了我们晋谒便利起见，到时他开车来接。不久吕筹亲自到交通旅馆来，告诉我们说他已预备了两辆大房车，请我们即刻上车。两车缓缓而行，开了好多时间，进入中央军校，里面地方很大，又走了好久，才到达主席官邸，客厅间已坐了几位不知名的人物，他们每个人的谈话，也不过几分钟，最后轮到我们，于是吕筹就让我们进去，只见里面陈设简单，摆上了八张沙发椅。主席（编者按：此为蒋介石）见了我们，和我们一一握手，说：“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我对中医中药绝对拥护，你们放心好了。”主席口操宁波土音的国语，见到我们都说上海话，他就改用纯粹的宁波话和我们谈话，只说了两句话：“我小时候有病都是请中医看的，现在有时也服中国药。”说罢，侍从人员已拿出主席的大氅，我们也只好告辞了，临走时他叮嘱吕筹把请愿书的批谕，从速发出。同时吩咐我们：“谒见的消息，要等批谕发表之后再透露才对。”我们应邀出席卫生部之宴，薛部长对我们客气之至，说：“今天你们到来，我很高兴，同时还邀了从西北考察归来的哈定博士，来演讲考察经过，希望你们在席上讲话，不要过分攻击中卫会，陈代表你年纪最轻，驳复褚民谊的一篇文章，我也读过了，我为了要表示提倡中医中药起见，准备聘请你们之中两位为卫生部顾问，以便本部与中医界多有联络，消除隔阂。”正在谈话时，哈定博士到了，携带着一个手提电影放映机和银幕，卫生部许多司长，都是西医出身，用英语和哈定博士谈话，谁知哈定说得一口中国话，放映电影时，他也用中国国语讲述，影片放映了两小时之久。本来卫生部排定了宴席的座位，用中菜西吃的方式，但是哈定博士很随便，他说：“我们不妨一面吃一面看，不要太拘束。”余详本书“谢利恒师情回忆”一篇。吃罢之后，时间已经不早，薛笃弼极诚恳地对我们逐一寒暄，说：“我当一天部长，绝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正在说这话时，哈定博士起身告辞，我们也认为极满意，不必多事费辞，欣然向薛部长称谢而别。当晚我们就发了一个电报：报告中卫会议案搁置，不再执行。请愿完全胜利，定于翌晨启程返沪，约下午五时抵达北火车站。那天晚上，又由南京医界领袖在鹿鸣春酒家设宴为我们饯行，我们就把经过的详情报告了一下。宴会完毕，我们商量要在南京等候批示，因公文旅行需要相当时日，何必浪费时间，于是决定派张赞臣即晚先回上海，托他带口信，说我们明天下午返抵上海，请他先通知各报记者到火车站，以便分发“请愿经过报告书”。这样决定了行踪后，正要想回到旅馆，张简斋亲自来接我们到他家里，说有好消息，同时他的汽车等在门口，我们只好坐着他的汽车都到他家去。原来这位张先生烟瘾特别大，在南京他抽大烟几乎尽人皆知的，每天要在下午二时才开诊，出诊都在晚上，要到十时后才回家，这时正是他诊务完毕之时，他家住在梅花巷一间旧宅，里面的陈设一点也不讲究。我们一到他家里，他就带我们进他的吸烟室，他这时已精疲力竭，倒在榻上就抽起大烟来，张梅庵和蒋文芳两人也有同好，所以都先后卧在一旁陪他抽，三筒之后，张简斋才说出这次中卫会取缔中医的议案，薛笃弼要掼纱帽不干了，当局深恐得罪了冯玉祥，不但竭力挽留，而且还下手令说卫生部西医如再干涉中医行动，以后卫生经费，政府完全不负责，因此卫生部次长等噤若寒蝉，不再发言。张简斋医术很高明，南京政界中人都请他诊病，所以他说这个消息是很可靠的，我们几人暗自庆幸。这样的谈话，谈到深夜二时，谢利恒老师这时已很疲倦，我也主张回去，说这份请愿报告书还没有起草，明天如何交代，张简斋见我们还有事要办，只好着司机把我们送回旅馆，几个人倒在床上就呼呼入睡。翌日清晨，南京医界中人已得到消息，知道我们这次请愿已胜利完成，并且准备搭早车返沪，所以他们特地来送行，门口有十多辆汽车，排列成行，把我们送到下关车站，为我们买了头等车票，我们就在热闹的气氛中离开了南京。九、胜利返沪摄影留念在车中，我首先草拟一份“请愿经过报告书”的初稿，蒋文芳为我修改了一下，谢老师审核后认为满意，我就取出一副誊写板和油印机，写好一连印了五十份，张梅庵在旁帮忙，他对调油墨太不内行，因此我和他两人弄得双手都是油墨，脸上都沾上了！文件完成，已到上海北火车站，车站上早有医药界同道七八十位来迎接，新闻记者争先来采访，由我分发油印的报告书，许多老友都对着我大笑失声，原来我满面都是油墨，怪不得他们都笑得合不拢嘴来。次日各报把我们的新闻大事登载，总算把这次废止中医的提案推翻了。隔了几天，主席的批谕，才寄到上海，原文是：
径启者奉主席交下来呈《为请愿撤销禁锢中国医药之法令，摒绝消灭中国医药之策略，以维民族而保民生》一案，奉谕据呈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将中医院改为医室，又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使中国医药事业无由进展，殊违总理“保持固有智能发扬光大”之遗训，应交行政院分饬各部，将前项布告与命令撤销，并交立法院参考等因除函交外相应录谕函达查照。此致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请愿代表
十、国民政府文官处
中医界中人传阅了这个批谕之后，都认为满意。但是一个坏消息，就是南京代表隋翰英积劳成疾，患了中风证，救治无效，与世长辞。我们几个请愿代表在事后，觉得人事聚散无常，该合摄一影留作纪念，因此我们又聚在南京路王开照相铺，拍了一张照，拍照时大家推谢利恒坐在中间，余人立在后面，谢老师说：“不可以，前面一定还要摆一个位子。”因此我就拉蒋文芳坐在前面。第一张照片拍好之后，谢老师又说：“对，还要拍一张，因为这次存仁弟，始终参与其事，要存仁也坐在前面拍一张。”从前的人，对老师恭敬，向来不能师生并坐，当时我期期以为不可，但是大家说：“这一次，你确有坐在前面的资格。”再经老师用力一拉，我也就坐了下来，拍了这张历史性的照片。
中医界经过了这一次的大风暴，我们就根据在总商会开大会第一天的日期(三月十七日)，定为“国医节”，又称“三一七事件”。从此之后，年年三月十七日那一天，全国中医界都举行国医节纪念仪式。这件事结束之后，薛笃弼果然有两封公函寄到上海，聘请谢老师和我两人为卫生部顾问。
薛氏这一种措置，在政府的方面，将中医归纳于行政系统中，尚属创举。我生平对政治没有兴趣，除了做医生之外，别人约我开药厂，或是其他商业经营，我都无意参与，但是争取中医地位，我一向是抱定勇往直前的精神，对政令的反抗不遗余力。这一次卫生部既然请我们师生两人当顾问，我提议要订国医条例，使国医有一个法定的地位，恰好那时节中央国医馆成立，副馆长施今墨要订中医的法案，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国家一定要颁布一项国医条例。”他说：“我们已有初稿，你再拟一个草案。”我说：“好。”但是我对卫生部的实际职务，是无意参加的，所以后来卫生部附设中医委员会成立，我就谢绝了没有参加。国医条例的初稿拿到了南京，屡经修改，由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在立法院提出，因为那时他还兼任最高法院院长，况且他又是法制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他提出之后，经过三读就通过了。这时候，西医界倒着急起来，眼看着中医不但不能推翻，反而在国家的法例上有了立足点，因此，由上海西医界推出有力的代表二人，一个是牛惠生，一个是颜福庆，这两人对南京政坛人物熟悉得很，他们除了请愿之外，还谒见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汪氏写了一封信给立法院院长孙科，还是主张要废止中医，因为国医条例中有一项是卫生部要设立一个中医委员会，这是他们最反对的。这封信，孙科就交给焦易堂看，并且要他带回去加以仔细研究，那几天中，焦氏恰巧来上海，他就把汪的原信给我看，我看了十分着急，因为此事有关中医前途，就在征得焦氏同意后，把它摄了张照片，这封信十足可以说明汪精卫对废止中医这件事是很坚持的。后来终于由政府正式公布了国医条例，卫生部也正式设立了一个中医委员会，这都是后话。现在我回想这一次废止中医案，起初来势汹汹，提案写得斩钉截铁般的决定，料不到全国民众的信赖力强大，掀起了巨大无比的反抗力量来做后盾，我们的胜利就是全靠全民支持得到的，这不但是西医料不到，连我们中医界最初也想不到有这一股巨大的力量潜伏着。当我们请愿时，汪精卫不在南京，只有褚民谊一个人顶着石臼做戏，所以败下阵来，他自己觉得吃力而不讨好，痛苦万分。抗战军兴之后，汪精卫组织了伪南京政府，初时我很着急，怕他又要旧事重提，但是汪精卫的伪南京政府，实际上政令不行。而且在他病重时节，也曾延请中医诊视，服中国药。我待本书结束之后，续写《抗战时代生活史》的时候，再写出这一段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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