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CBC报道，渥太华的家庭医生发现，大量公务员需要医疗证明来支持在家办公的请求，这给本已不堪重负的医疗体系增加了压力。

在Barrhaven执业的Roozbeh Matin医生表示，自从联邦政府宣布计划要求公务员更多地返回办公室工作以来，他已经注意到这一趋势几个月了。

“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我们渥太华地区的所有医生都注意到了，”他说。“我们基本上收到了来自大量公务员患者的提供各种形式证明的要求。”

实际数字可能看起来并不那么可怕：据悉，Matin医生每周收到大约两到四个请求，而Alex Duong医生在Vanier的家庭医疗诊所，自今年春天以来已经收到了几十个请求。

但医生们表示，这个问题在渥太华地区很普遍，他们认为这些就诊——以及他们生成的一页又一页的表格——是对本来可以用于患者护理的稀缺资源的浪费。

“我们被要求为联邦政府监督这些重返工作岗位的政策，坦率地说，这没有有效利用我们的时间，”Duong 说。

他说，联邦政府实际上是把其自身的问题“转嫁”给了家庭医生，而这个城市的家庭医生本就稀缺。

Matin医生说：“这正发生在医疗系统本身濒临崩溃，我们拼命维持的时刻。我们完全被这些请求搞得焦头烂额，感觉完全被淹没了。”

大量无意义的文书工作

Derek McLellan医生每周都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处理他在Riverside South的家庭医疗诊所的所有文书工作。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寻求逃避“重返办公室”要求的患者人数不断增加。

“他们的经理说，‘好吧，唯一的办法就是开一张医疗证明，所以去开一张吧，’”他说。

即使医生给开了证明，事情也不会就此结束。病人会带着三到六页的表格回来，医生需要填写这些。有时这还不够，他们还会带着另一份文件要填。

McLellan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只给我们增加了额外的任务，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项任务并没有任何医疗益处。”

他说，一些文书工作似乎更加毫无意义，因为患者在大流行之前已经有了远程工作安排。随着重返办公室的要求，他们现在被要求从头再来。

他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力资源问题，我们被困在其中，这只会增加额外的行政工作时间。”

Duong也描述了类似的负担。在他看来，他被要求做的是“行政医学”，而不是“真正的医学”。

“我在这些表格上花的时间越多，我能花在病人身上的时间就越少，”他说。

Matin说，所有这些额外的工作都导致了医生的倦怠，并影响了他们照顾病人的能力。“这产生了大量的文书工作，这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祸根，”他说。

医生不想为政府的“把关”

Matin说，这些要求的原因各不相同，包括社交焦虑、背部疼痛、内向、担心感染COVID-19以及肠胃不适导致厌恶公共洗手间。他说，这些担忧对病人来说是合理的，但也让医生处于尴尬的境地。

“这让医生处于一种境地，他几乎必须做一个法律裁决，而不是做出诊断，提出一个护理计划。”

Duong说，很少有家庭医生接受过职业医学方面的培训，让他们扮演这个角色可能会“与医患关系产生摩擦”。McLellan对此表示同意。

“你最终会陷入冲突，因为在没有医学依据的情况下，我们被定位为这件事的把关者。我们无权参与这场对话，”他说。“所以这肯定会产生一些敌意。”

加拿大财政部秘书处（TBS）表示，它没有集中收集有关有多少公务员申请了在家办公，有多少人获得了批准，以及有多少人涉及医疗证明的信息。

报告指出，联邦政府的《便利义务指令》规定，面临工作场所障碍的员工应得到便利，直至其不造成过度困难。

TBS的一位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采用混合工作方式并没有改变我们支持员工的方法或承诺。”

该指令指示管理人员在合理的范围内尽量解决与工作相关的需求，而无需提出正式的便利请求，但在某些情况下，医生的记录可能是必要的。

TBS的声明称：“如果员工面临的障碍不明确，或者潜在的便利措施不明，则可能需要提供医疗证明等支持性文件。所需文件应根据具体情况和请求的复杂性逐案确定。”

Duong说，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政府应该雇人来制作所需的文件

他说：“如果联邦政府想要进行职业评估，那么他们应该考虑自己雇佣受过职业医学培训的医生。”

McLellan医生也有同样的建议。

他说：“我认为这将是一种更为恰当的资源利用方式，因为那是他们自己的资源。而不是我们医疗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