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媒体曾报道过这样一个事件：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前往天津新立村参观，视察了一块据说亩产高达12万斤（也有报道称10万斤）的稻田。

毛主席对粮食产量的说法表示怀疑，他对一位地方干部直言：“你缺乏实际耕作经验，这不像是在搞农业高产，倒像是在吹牛。”

几个女孩正在田间的稻秧上嬉戏，毛泽东见状提醒道："孩子们，快下来，爬得越高，摔得越疼。"

孟繁兴回忆道，毛主席访问新立村时，随行人员包括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天津市长李耕涛、毛主席的警卫员李银桥以及摄影记者侯波等，总人数超过十人。

来到稻田边，毛主席询问孟繁兴每亩水稻的产量。孟繁兴回答大约一千多斤。毛主席听后，连连称赞，表示认可。

随后，团队前往了产量更高的试验田进行考察。

这片试验田原本由孟繁兴亲自负责管理。根据他的测算，如果投入全部资源，预计产量可以达到每亩3000斤，这在当时已经算是相当可观的数字了。然而，区领导对此并不满意，认为这个产量太低，并指出南方地区已经实现了每亩4万斤的产量。

孟繁兴完全惊呆了，一亩地能产出4万斤粮食？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实现！

区领导直接向他表明，如果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将考虑替换他人接手。

当毛主席前来考察时，当地负责人向他报告，这片试验田的产量预计能达到每亩5万斤，比之前预估的4万斤又增加了1万斤。

区领导明确表示，目前这个目标还处于尝试阶段，尚未确保一定能实现。他们正在积极探索和验证相关方案。

实际情况与传闻截然不同，所谓“亩产12万斤”或“亩产10万斤”的说法纯属虚构。

孟繁兴拿出一张照片给记者看，指着画面说：“你看，那时候地里的稻子才这么点高，连穗都没长出来，怎么可能有亩产12万斤这种事？毛主席又怎么可能看到小孩站在稻子上？这完全是瞎编的！”

时任区委书记曾国栋回忆，1958年初，天津市领导召开会议传达专家研究成果，称水稻亩产最高可达5万斤。会议要求各区设立试验田，力争实现这一产量目标。

东郊区的实验田项目由曾国栋主导，选址定在孟繁兴的地块上，区长张福安亲自负责该项目的实施。

然而，众所周知，一亩稻田在正常情况下绝不可能收获5万斤水稻。面对这一难题，区里采取了所谓的“解决方案”：从其他稻田中移植稻秧。

孟繁兴对方案表示反对，张福安随即解除其职务，任命了新的接替者。

（图片：左侧第一位是曾国栋，第二位是孟繁兴）

然而，两周后，移栽的稻苗全部枯死，再次尝试依旧失败。曾国栋判断此方法无效，随即终止了实验。

市里领导对曾国栋的做法表示不满，直接指出：“六六六粉这种农药可是经过666次试验才成功的，你只试了两次就放弃，这不行，必须继续研究！上级领导很快就要来视察，你们绝对不能出问题！”

曾国栋无奈之下，只能再次采取移植的方式，勉强应付过了这一关。

在毛主席视察实验田时，张福安向他汇报说，这片稻田的产量可以达到每亩5万斤。毛主席听后笑着回应：“即便你能实现这个目标的十分之一，也足以成为全球的奇迹。”

关于"亩产12万斤"的说法是如何产生的？这个数字的由来其实并不复杂。当时，一些地方为了追求高产，采用了极端的种植方法。他们将多块田地的稻谷集中到一块地里，营造出产量惊人的假象。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农作物生长的自然规律，纯粹是为了制造轰动效应而进行的虚假宣传。这种不切实际的产量数据，实际上是对农业生产规律的严重背离，给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曾国栋回忆说，临近水稻收割季节，湖北麻城又宣布了一项惊人的成绩，声称早稻亩产量达到了7万斤。这个消息传到天津后，市里的领导立即要求新立村的实验田必须超过这个产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国栋和张福安琢磨出一个方案：他们事先在打谷机里装好一麻袋稻谷，等到正式收割时，就把这袋稻谷一并计入总产量。

针对田地面积大而稻谷收成有限的问题，曾国栋采取了精打细算的策略。他决定缩小收割范围，仅选取一平方米的区域进行收割，这样一麻袋稻谷就完全能满足需求了。通过这种精准收割的方法，他有效解决了稻谷供应不足的难题。

到了收割的日子，大伙儿都聚在一起看着。打谷机先割了一平米的水稻，然后称了称稻谷的重量。这么一算，一亩地竟然能打出12.4万斤稻谷！

“亩产12万斤”这一说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推行“大跃进”运动，农业生产被赋予了极高的期望。为了展示农业生产的巨大成就，一些地方开始夸大粮食产量，甚至出现了不切实际的数字。其中，“亩产12万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提出的。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实际生产能力，但它却成为了当时宣传农业“奇迹”的一个标志性数据。这一现象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农业生产的过度乐观和不切实际的追求，也揭示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数据和事实可能被扭曲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