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在抵达印度洋之后，首先打破阿拉伯人对发海路的垄断。达伽马的船队抵达古里后，葡萄牙人便大规模系统地搜集有关亚洲的地理和人文资料，主要目标就是远东的中国。葡萄牙占据果阿后，更加关注中国。达伽马得到了很多精美的中国瓷器，还遇到了Chinacota ， 意即“中国人的保垒（fortaleza dos Chins ）”，因为“黑长头发的白种”华人在印度一带也曾有过许多官厂。

1504年，意大利人佐治（Alessandro Zorzi）在其《印度游记》中记载了葡萄牙船队与来自中国的白人相遇。一年后，葡王曼努埃尔一世向西班牙天主教国王写信时声称收到确切消息，在交趾（Cochim）一带有许多天主教徒，众多王国只服从一个叫做大中国的国王。

曼努埃尔一世对远东地区为关注。国王在1508 年派遣舰队前往满剌加时，　 舰队司令塞格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从国王处获得的指令是：

“你必须探明有关秦人（中国人）的情况，他们来自何方？路途有多远？他们何时到满剌加或他们进行贸易的其他地方？带来些什么货物？他们的船每年来多少艘？他们的船只的形式和大小如何？他们是否在来的当年就回国？他们在满剌加或其他任何国家是否有代理商或商站？他们是富商吗？他们是懦弱的还是强悍的？他们有无武器或火炮？他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他们的身体是否高大？还有其他一切有关他们的情况。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大吗？国内是否不止一个国王？是否有不遵奉他们的法律和信仰的摩尔人或其他任何民族和他们一道居住？

塞格拉的船队于1509年驶抵马六甲后，马上展开与在当地经商中国人的交往。中国人运销满剌加的主要货物为麝香、丝绸、樟脑、大黄等，以换取胡椒和丁香。华商一般趁3、4月的季风前来马六甲，于5、6月又赶风返回中国。葡萄牙人千方百计向华人打探中国的情况，企图挤入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网中。他的舰队在马六甲逗留了数月，后因无法补充给养而撤退，但与华人有了初步接触。

此后，葡萄牙人又几次试探性的向中国派出商船，由中国人带路，所带货物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1517年6月17日， 被国王任命为首任赴中国大使的托梅.皮雷斯正式出使中国。同年8月15日抵达中国沿海，1518年9月托梅·皮雷斯获准入京。

葡人由于对中国缺乏足够认识，沿用在印度和满剌加一带对付当地土著使用的传统手法，经商时不遵守中国法律和风俗，胡作非为，令广东官员改变了对葡人的印象。

恰好此时明武宗驾崩，满剌加王又遣使北京控诉葡人恶行，托梅·皮雷斯之行功败垂成，被逐出京城，囚于广州，后来就病死在广州监狱中。中葡早期交往就此陷入敌对状态，葡人同中国当局直接发生了冲突。

1511年马六甲陷落，葡萄牙人控制了这一交通要冲，就此打开了进入中国势力范围的大门，为向远东扩张准备了条件。马六甲原属暹罗属下的小邦国，完全是在明朝郑和舰队扶持下独立建国，在明朝支持下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在葡萄牙这咄咄逼人的攻势前，明朝没有与佛朗机、荷兰等国争锋于海上，在满剌加王控诉葡人罪行后，仅仅是发布了一纸敕谕空文，令葡萄牙人归还满剌加地，还打算令暹罗诸国出兵，完全放弃了自己一手扶持的属国，非常荒唐。

西草湾之战：左葡右明

马六甲的陷落，破坏了中国百年前所设计的该地区政治平衡，并威胁到中国在该地区数世纪以来无可争论之主宰地位。从马六甲陷落开始，中国失去了在南洋地区的相对控制权，南洋成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华侨日益寄居篱下，备受虐待和残杀，中国政府却不能过问。

这是中国史上一个大转变，也是世界史的关键转变。几千年来中国以“朝贡贸易”保持的“主宰地位”开始动摇，“天朝”受到朝贡圈外的挑战。

而明朝完全不了解这些葡萄牙人的来龙去脉，并未意识到葡人在东南亚出现的严重性，没有相应的政治触觉，完全忽视了他们所带来的威胁。

“从成宣时代积极经营南洋，南洋已成为中国之一部，无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均为中国之附庸。南洋之开拓与开化，完全属于中国人之努力。假如政府能继续经营，等不到欧洲人的东来，南洋诸国已成为中国之领地，合为一大帝国。或许世界史要从此变一样子。可是政府放弃了这一责任，并且不愿继承前人的伟绩，退婴自守，听其自然。”（吴晗《明初的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

从历史上来看，马六甲的失陷固然是满剌加国的不幸，但也是中国近代史悲剧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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