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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类雌性比雄性更漂亮，而动物正好相反？
经常会有粉丝们问这样的问题，今天就进行全方位分析，从以下六个方面解读。
第一，人类的特殊。
对于大多数动物而言，雄性往往在外观上更为出众，而雌性则显得相对黯淡。雄孔雀那展开时绚丽夺目、五彩斑斓的尾巴，如同华美的锦缎；雄鸡头顶鲜红且硕大的鸡冠，格外醒目；雄狮威风凛凛，那浓密蓬松的鬃毛彰显着力量；雄鹿的犄角造型独特且雄伟壮观。这些雄性动物身上的特征，使它们在群体中总是更为显眼，或英姿飒爽，或色彩艳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雌性动物大多毛色灰暗、外形普通，相较于雄性配偶，在美丽程度上明显逊色，显得灰不溜秋、平平无奇。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人类时，情况却截然不同。抛开文化观念和性别偏见，人类男性确实也展现出自身的魅力，并且对自身形象颇为在意。从充满魅力的 “忧郁的眼神”，到别具风格的 “稀疏胡茬子”，再到令人赞叹的 “神乎其神的刀法”，以及象征着品味的 “那杯 dry martini”，还有古代用来形容男子美貌的 “颜如宋玉、貌比潘安”，都体现了男性的独特魅力。在现实生活中，男性同样注重发型的时尚、须髯的造型、肌肉线条的塑造、衣着的搭配以及用具的选择，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展现风采，这与其他雄性动物为吸引配偶而展示自身优势似乎并无本质差异。
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一观点未能解释人类的特殊之处 —— 为何人类女性在美丽方面超越男性？不可否认，与男性相比，女性拥有更为姣好的容颜和曼妙的身姿，而且她们更热衷于通过各种方式进一步提升和美化自身的这些优势。即便保守地说，人类女性相较于男性，也不像其他动物雌性那般在外观上明显处于劣势。
这一现象并非源于个人的主观偏见。事实上，许多女性自身也认同女性总体上比男性更漂亮且更追求美。这种差异在男女择偶标准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一项覆盖 37 种不同文化的广泛调研显示，在择偶过程中，男性普遍比女性更加看重对方的相貌，将美貌视为重要的择偶因素；而女性则对伴侣的美貌相对不那么看重，认为其并非不可或缺。此外，在当今的消费市场中，女性在 “爱美” 方面的投入远远超过男性。无论是服装、美发领域，还是化妆品市场，亦或是美甲、丰胸、整容等行业，女性的消费金额都占据主导地位，这充分表明了女性对美的追求更为强烈。
由此，一个关键问题浮现：为何人类与众多动物不同，雌性反而比雄性更漂亮、更爱美呢？
首先，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在动物界中雄性更漂亮的情况属于 “正常情况”，其背后的原理相对容易解释；而人类雌性更漂亮的现象则是 “例外状况”，需要深入剖析。
对于 “正常情况” 的动物物种，雄性之所以更漂亮，可依据 Robert Trivers 提出的亲代投资理论来阐释。该理论指出，在繁殖过程中，对下一代投资较多的一方成为选择方，投资较少的一方则成为被选择方。选择方在配偶选择上会更加谨慎、挑剔，而被选择方则需通过同性竞争来争取配偶。
在大多数哺乳动物中，雌性在繁殖中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付出。雌性的配子（卵子）不仅数量稀少，而且富含丰富的营养物质，为胚胎发育提供了关键支持；而雄性的配子（精子）数量众多，但养分相对较少。此外，雌性在孕育和抚育下一代的过程中，要经历妊娠、分娩以及长期的哺育等阶段，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相比之下，多数雄性动物在交配完成后便会离开，几乎不参与后代的抚养，更像是 “精子提供者”。
在这种繁殖模式下，雌性作为选择方，由于掌握着有限的繁殖资源，因此对雄性的基因质量要求极高。为了获得雌性的青睐，雄性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展示自己的优势，如展示力量、进行独特的求偶行为等，而拥有漂亮的外观也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求偶策略。例如，雄孔雀通过展示绚丽的尾巴、雄鸡通过打鸣和展示鸡冠来吸引雌性的注意。从自然选择的角度来看，雄性的美丽往往是基因优质的外在体现。雄孔雀的尾巴、雄鸡的鸡冠等，通常是雄性激素分泌旺盛的结果，而雄性激素水平直接影响着雄性的生殖健康和后代的适应性，即便有时可能会以缩短雄性寿命为代价。
雌性在进行性选择时，或许并未意识到这些外在特征与优质基因之间的内在联系，可能仅仅是基于本能的喜好进行选择。但自然选择会筛选出那些具有更优质基因的雄性，使得它们的后代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从而实现物种的繁衍和进化。
而对于人类这种 “例外状况”，亲代投资理论依然适用。人类女性在择偶时同样较为挑剔，男性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同性竞争。然而，人类的特殊之处在于，为何雌性会更加漂亮且更热衷于追求美呢？要解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探寻人类的其他独特之处，并分析这些特殊现象之间的潜在联系。
第二，父爱的争夺
在生物界中，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显著特征之一便是拥有更高的智力水平，而这背后的生理基础就是人类拥有更大的脑容量。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现代人类与灵长目近亲的对比上，从对古人类骨骼化石的研究中也能发现，在从南方古猿到智人的漫长演化进程中，人类祖先的脑容量呈现出持续且明显的增长趋势，这无疑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成为我们进行相关推理的重要依据。
然而，人类巨大的脑容量也带来了一个严峻的问题：由于人类女性直立行走使得骨盆相对较小，如果胎儿在母体内等到大脑发育完全再分娩，那么难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在没有现代科技辅助的情况下，曾是导致妇女死亡的重要因素，偷食智慧之树的果实让女人 “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类幼儿在出生后的大约两年时间里，处于一种生活完全无法自理的状态，如同 “废人” 一般，必须依靠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才能存活。
度过这一阶段后，人类幼儿还需要历经 10 多年的抚养才能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更为关键的是，人类发达的大脑使生存优势高度依赖于对文化的后天学习，家长需要向孩子传授诸如哪些果子能吃、如何捕获不同猎物、怎样制造和使用各种工具、部落里的礼仪规范等大量关乎生存的知识，教育孩子成为了头等大事。如此繁重的抚养和教育任务，仅靠母亲一方显然是难以承担的。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男性在完成生育行为后就对家庭不管不顾，那么女性在孕期就可能面临难以生存的困境，即便顺利产下孩子，母亲也几乎不可能独自将孩子抚养至成年。即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单亲妈妈独自抚养孩子依然面临诸多困难，更何况在远古时代，缺乏父亲的照顾，孩子大多会在尚未具备独立生存能力时就夭折，人类的繁衍也将难以为继。所以，从人类幼儿健康成长的角度来看，父爱的投入是必不可少的。
但我们知道，在哺乳动物中，大部分物种是不存在父爱的。那么，对于人类女性而言，为了让男性在生育后仍能陪伴在身边，就需要演化出一些特殊的习性来 “拴住孩子他爸”，其中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隐性的排卵期。
在自然界中，绝大部分哺乳动物在一生中的多数时间里是没有性行为的，只有当雌性进入排卵期，身体会发出明显信号，比如黑猩猩雌性在排卵期会有肿胀的红屁股，此时才会进行交配。即使像长臂猿等少数灵长目动物发情期特征不那么明显，但雄性也能通过某种方式感知到雌性的排卵期，它们的交配行为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这种方式高效且精准。
然而，人类却有着独特的性行为模式。人类随时都可能有性欲，随时都能进行性行为，但实际上，只有在女性排卵期进行性行为才具有生殖意义，而人类的大部分性行为是没有生殖目的的。
这是因为人类女性的排卵期是隐蔽的，没有任何明显的征兆，不仅男性无法察觉，就连女性自身也难以感知。虽然现代夫妻可以借助科技手段来测量排卵期以提高受孕几率，但要知道，女性只有在排卵期才可能受孕这一事实，直到上个世纪才被科学家所揭示。对于生活在漫长的狩猎 - 采集时代的人类祖先来说，生育完全是凭本能和运气，大多数性行为其实都没有生殖意义，这看似是对时间和精力的浪费，但从演化的角度来看，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
每个人的生理周期不仅各不相同，而且还存在波动，所以通过 “算日子” 来确定排卵期并不十分可靠，更何况同一部落的女性还存在 “周期共振” 现象，这使得判断排卵期变得更加困难。
接下来我们通过反证法来进一步理解。假设人类女性像雌性黑猩猩那样，在排卵期有明显的身体信号，那么男性配偶可能只会在女性排卵期时与她频繁交配，一旦排卵期结束，女性身上仿佛传递出 “此时投入精力无意义” 的信号，男性很可能就会离开，去寻找下一个处于排卵期的异性。这样一来，对于女性来说风险巨大，如果已经怀孕，那么独自抚养孩子将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相反，当人类女性的排卵期是隐性的，男性为了繁衍后代，就不得不与女伴长期相伴，频繁进行性行为，因为无法确定排卵期，只能通过增加 “尝试” 的次数来提高受孕概率。久而久之，夫妻之间便会产生深厚的感情，人类伴侣之间也就有了超越其他动物 “一夜激情” 的长久爱情。
此外，女性的隐性排卵期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它会让男性为了避免 “戴绿帽子” 而时刻守在伴侣身边。如果排卵期是显性的，在女性排卵期结束后，男性就可能放心地离开，不用担心妻子被他人侵犯，因为此时妻子不会受孕。但当排卵期变得不可察觉，“孩子的生父是谁” 就成了一个不确定的问题，男性即使与妻子关系亲密，也无法保证自己就是孩子的父亲，担心在自己不在时被他人 “钻空子”，毕竟对男性来说，“戴绿帽子” 意味着自己投入的父爱实际上是在为他人养育后代，这是难以接受的。于是，为了消除这种担忧，人类男性演化出了性嫉妒和对女性的占有欲，他们会选择时刻陪伴在妻子身边，以确保自己是孩子的生父，从而放心地对孩子投入父爱。
关于隐性排卵期的作用，生物学家 Richard Alexander 和 Katharine Noonan 提出了 “居家理论”，认为这是让男人顾家的一种策略。
此外，也有学者提出了其他观点，比如认为隐性排卵期是早期人类女性为应对男性杀婴现象而演化出的策略，或者是人类群居环境中偷情行为带来的演化优势使其成为可能，还有学者认为它是社会合作形成的必要条件。但无论哪种理论，都认可抚养人类幼儿对父爱的需求是隐性排卵期得以演化的重要情境。
需要注意的是，有学者推断人猿科（包括人类、黑猩猩、倭黑猩猩、红毛猩猩、大猩猩、长臂猿等）的共同祖先是有排卵期征兆的，之后人类在演化过程中与其他人猿科动物分道扬镳，逐渐演化出了隐性排卵期。目前虽然还没有直接证据能够明确人类祖先在哪个演化阶段开始出现隐性排卵期，毕竟这很难从骨骼化石中直接体现出来，但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头颅大小与排卵期征兆之间存在紧密联系，那么可以推测，头颅相对较小的南方古猿的排卵期可能是显性的，随着人类演化到直立人阶段，脑容量的急剧增加使得自然选择更倾向于人类向隐性排卵期转变，而且值得关注的是，在直立人阶段，人类社会的婚配方式也开始朝着一夫一妻制的方向演化。
第三，一夫一妻规则下的女性竞争
人类的婚配方式以一夫一妻制为主流，同时存在少部分男性多妻的情况。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男女在体格上的二态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婚配制度的特点。一般而言，雌雄体格差异较小、难分伯仲的物种，如企鹅和长臂猿，多采取一夫一妻制；而雌雄体格差异显著的物种，像大猩猩和象鼻海豹，则通常实行多偶制。人类处于两者之间，男性的体重平均比女性多出约 15%，这暗示着人类社会主要实行一夫一妻制，不过部分男性部落首领也会拥有多个妻子。有趣的是，这种体格上的二态性还体现在两性平均寿命的差异上，人类女性的平均寿命往往比男性稍长。
在现代社会，绝大多数文明都通过设立重婚罪，使得严格的一夫一妻制逐渐成为人类唯一的选择。尽管现代人类男女在体格上依然保留着二态性差异，但据此可以合理推测，在人类祖先进化到智人阶段之前，人类社会曾经历过从多偶制向一夫一妻制的转变过程。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人类的婚配制度向一夫一妻制演化呢？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与人类隐性排卵期的演化如出一辙，都根源于人类不断增大的脑容量。可以说，人类在向一夫一妻制演化的同时，也在朝着隐性排卵期的方向发展，这两个过程在时间上可能是同步的。人类发达的大脑使得幼儿的抚养需要父亲的参与和投资，然而父爱的资源却是相对稀缺的。
不妨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在人类部落中，有一位条件优越、魅力非凡的男性，他又高又帅又富有，部落里的所有女性都渴望嫁给他，即便只是做小老婆也心甘情愿。假设这位男性怀有博爱的胸怀，愿意照顾所有孩子，但现实却很残酷，他根本无法承担起养育众多孩子的重任。毕竟，如前文所述，人类幼儿的抚养成本极高，远远不是单纯依靠出色的打猎技能就能解决的
我们常常在古装剧中看到古代王公贵族妻妾成群、儿孙满堂的场景，但需要明白的是，这是农业革命和阶级分化后的产物。在科学革命之前，由于医学水平有限，当时大约三分之一的幼儿都无法活到成年，即使是在王公贵族家庭也难以幸免。而在更为久远的狩猎 - 采集社会中，即便身为部落首领，要养活一大家子人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与人类不同，大猩猩实行的是后宫制，雄性首领拥有群落中的所有雌性，是所有幼崽的父亲，但它从不参与养育孩子的事务，这些工作全部由雌性承担，因为大猩猩幼崽的养育难度远低于人类幼儿。
另外，像老鼠、细菌、昆虫等生物，它们的寿命短暂，性成熟速度快，采取的是 “以量取胜” 的繁殖策略，一次就能生育大量的后代。
由此可见，对于人类来说，一个明智的策略是：与其生育大量子女却无法给予充分的照顾，不如精心养育数量有限的子女。
这种策略反映在婚配制度上，就是父亲减少配偶的数量，实行总体上的一夫一妻制，因为人类孩子的抚养成本过高，一夫一妻制更有利于人类的繁衍。
在一夫一妻制的框架下，父爱的稀缺性表现得尤为明显。有些男性拥有丰富的资源且富有爱心，能够给予孩子充足的父爱；而有些男性则经济贫困且缺乏责任感，无法为孩子提供足够的关爱。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更好地成长，女性会倾向于选择那些更优秀的男性作为孩子的父亲，这就引发了女性之间的同性竞争。
回顾 Robert Trivers 的亲代投资理论，该理论可以这样理解：在两性关系中，如果一方对下一代进行了投资，那么这一方在选择配偶时就会更加挑剔，而另一方则会面临同性之间的竞争。对于大多数仅作为精子提供者的雄性动物来说，它们对后代的父爱投资远远少于雌性的母爱投资，这使得这些物种的雌雄二态性非常明显：雄性为了争夺繁殖机会，往往表现得极具存在感，而雌性则相对安静，安于现状。
然而，亲代投资理论同样适用于雌雄两性都对下一代进行投资的物种。在这种情况下，雌雄两性都会对对方有所挑剔，并且各自性别内部也会存在同性竞争，这一现象在鸟类、鱼类以及部分昆虫纲动物中都有体现。
人类正是这样一种雌雄两性都参与亲代投资的物种。母亲给予孩子母爱，父亲给予孩子父爱，尽管总体上母亲的付出更多，但父爱的存在对下一代的成长同样至关重要。
人类男女两性都参与亲代投资的结果是，男女双方在择偶时都会对彼此提出要求，同时也都面临着同性之间的竞争。一方面，女性对男性的要求较高，这导致男性之间为了赢得女性的芳心，常常会争风吃醋，甚至大打出手；另一方面，人类男性并不像雄性黑猩猩那样对所有异性都来者不拒，他们也会进行性选择。
尤其是那些掌握更多资源的男性，会拒绝与自己不满意的女性结为夫妻。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之间也产生了同性竞争，女性通过展示自己的美丽、比拼外貌等方式来吸引男性的注意，这便是女性同性竞争的表现。
从上述分析似乎可以得出结论，由于存在女性的同性竞争，女性自然会开始争奇斗艳。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如果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一个疑问：为什么女性的同性竞争偏偏集中在相貌方面呢？虽然前文提到了女性之间存在同性竞争，但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在相貌上一决高下。毕竟，在其他一些物种中，雌性的同性竞争体现在体型大小、力量、速度、歌喉等方面，例如雄性沙蜥和雄性蟾蜍更倾向于与体型较大的雌性交配。那么，为什么人类女性会选择在容貌这个领域展开竞争呢？正如前文所说，美貌并非是原因，而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背后必然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等待我们去探究。
前文曾提到，女性隐性排卵期的出现是为了吸引父亲的关爱和投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的同性竞争是围绕着隐藏排卵期的能力展开的。因为所有女性都具有隐性排卵的特征，在发情方面，不存在某些女性比其他女性更具优势的情况。那么，为什么要花费大量篇幅来阐述隐性排卵的设置呢？这是因为隐性排卵期特征的消失，为人类女性开辟了容貌竞争的新战场，这一点将在后续的阐述中详细说明。
第四，美的定义在动物世界中，对于大多数具有显性排卵特征的雌性动物而言，排卵期的到来会引发身体的显著变化。以黑猩猩为例，雌性黑猩猩在排卵期时，生殖部位会充血肿胀，呈现出醒目的红屁股。在雄性黑猩猩眼中，这一特征极具吸引力，如同人类男性看到超模身着性感内衣一般，撩人心弦，其引发的性吸引力堪比人类世界中任何极具诱惑性的情趣用品。这表明，在动物界，发情期特征实际上充当着一种强大的择偶信号，用于吸引异性。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人类女性，情况却大不相同。人类女性拥有隐性排卵期，这意味着她们失去了像其他雌性动物那样在排卵期时明显的、高强度的择偶信号。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大自然无情地剥夺了人类女性的美貌呢？事实并非如此。正如一句古老的谚语所说：“上帝关上一道门的同时，也为你打开了一扇窗。”
设想一下，如果隐性排卵期仅仅是简单地消除了人类女性在发情期应有的择偶信号，让女性永远处于一种 “相貌平平” 的状态，导致男性对她们毫无欲望，就如同雄性黑猩猩面对没有发情期特征的雌黑猩猩时，如同见到 “哥们” 般毫无兴趣，那么人类的繁衍无疑将面临巨大危机，甚至可能走向灭绝。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人类女性体征的演化采取了一种独特的中庸之道。这一策略使得人类男性在面对性成熟的女性时，既不会像雄性黑猩猩看到发情期雌黑猩猩红屁股那样完全失去理智、无法自持（否则人类将无心从事其他事务，同样会面临灭绝风险），又能维持一种稳定且持久的情欲。
有观点认为，女性在排卵期时会显得更加漂亮。
例如，有时会展示两张照片，一张拍摄于女性排卵期，另一张则不是，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很难直观地看出其中的差异。这种中庸之道在人类女性的生理体征上有着诸多体现。与人类在人猿科下的所有亲属物种相比，人类女性拥有一些独特的身体特征：丰满的乳房、较小的腰臀比（即腰围除以臀围的比值）、细腻光滑的皮肤以及稚嫩的面容等。
若从人类主观视角来评判这些特征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那么人类女性与雌性亲属物种之间一个更为直观的区别在于：其他雌性动物的排卵期特征往往是周期性出现的，而人类女性的性表征却是永久性的。
以乳房为例，在其他雌性灵长目动物中，乳房通常仅在孕期和哺乳期才会膨胀，而人类女性在青春期过后，即使处于非哺乳期，乳房也会保持一定程度的凸起。这些性表征可以看作是一种经过折中处理的、永久性的发情期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既可以认为人类女性的发情期特征被隐藏了，也可以说她们始终处于一种半发情的状态，随时能够享受性爱。人类女性排卵期的隐去，开启了一条全新的演化路径，即人类女性变得更美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女性的美实现了泛化。这种泛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时间上的泛化，人类女性的美不再仅仅局限于排卵期前后，而是在整个生理周期中都有所体现；二是空间上的泛化，女性通过面容、皮肤、身姿、嗓音等多个部位的美化，取代了原本集中且单一的排卵期特征，成为吸引异性的重要择偶信号。
研究表明男性普遍对某些女性性表征存在偏爱，例如稚嫩的面容、挺拔的胸部、较小的腰臀比等。而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男性在对女性容貌的审美上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这一现象表明，在人类的演化历程中，男性人类祖先的性选择起到了关键作用，推动了女性性表征的不断演化。
男性对女性美貌的性选择，同时也引发了女性之间的同性竞争。这是因为男性所偏爱的这些性表征信号，如女性胸部的大小、腰臀比的数值、面部的稚嫩程度、皮肤的光洁程度等，在不同女性之间存在差异。男性更倾向于选择具有更稚嫩面容、更挺拔胸部、更小腰臀比的女性，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之间的同性竞争促使女性的性表征朝着男性所偏好的方向定向演化。
实际上，女性的这些性表征，如凸起的胸部、稚嫩的面容、较小的腰臀比、光洁的皮肤等，其形成的共同生理原因是雌激素的分泌。研究发现，人们（包括男性和女性）对女性外貌的评价与被评价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分泌水平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对男性而言，那些更具吸引力的女性性表征往往是较高雌激素水平的产物，雌激素分泌水平较高的女性通常被认为更美。
以面部特征为例，男性在择偶时普遍倾向于女性化的面容。所谓女性化面容，是相对于男性化面容而言的，而男女两性在面容上的差异正是由性激素所导致。女性的脸总体面积相对男性更小，下半部分所占比例也更小（即常见的瓜子脸），眉骨更窄、眼睛更大，嘴唇更厚，脸颊更平且有更多脂肪堆积。
从女性生理发育的角度来看，这些差异是女性在青春期时雌激素分泌的结果。雌激素的分泌抑制了面部骨骼的进一步生长，使得女性脸部总体面积更小、下颌骨更小、颧骨更平整且脂肪堆积更多，眉骨受到抑制从而显得眼睛更大。其他吸引男性的女性性表征同样与雌激素分泌水平呈正相关。
男性之所以会进行这样的性选择，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具有适应性意义。因为雌激素分泌水平直接反映了女性的生殖健康状况，它决定了卵泡的大小、排卵的概率、卵子的质量以及受精和着床的质量等。因此，可以说女性的性表征是识别女性繁殖价值的真实而有效的信号。此外，基于雌激素分泌的女性性表征还指向另一个重要的择偶线索 —— 女性的年龄。由于女性的年龄与繁殖价值密切相关，女性的性表征能够帮助男性识别女性的年龄。
在人类社会中，多数文化中的男性普遍偏好年轻的女性。然而，这一现象在其他雄性灵长目动物中并不普遍。例如，雄性黑猩猩更倾向于选择年长一些的雌性，因为这些雌性已经通过生育幼崽证明了自己的生育能力，而对于刚过青春期的雌性，雄性黑猩猩兴趣不大，因为其生育能力相对较低。人类男性之所以更偏爱妙龄少女，这一特殊偏好同样源于人类幼儿漫长的抚育期以及一夫一妻的婚配制度。
为了使同一女性能够尽可能多地生育出相对更难抚养的后代，男性在择偶时考虑的并非女性当下的生育能力，而是其剩余繁殖价值，即该女性在未来还能生育多少子女。从这个角度来看，刚刚步入性成熟的女性具有最高的剩余繁殖价值，此时她们的雌激素分泌水平也达到峰值。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雌激素分泌水平逐渐下降。为了能够有效识别女性的剩余繁殖价值，就需要一个能够反映雌激素分泌水平变化的信号系统。坚挺的胸部、稚嫩的面容、细滑的皮肤等，这些特征成为男性用于分辨女性年龄的性选择信号。
综上所述，为什么容貌会成为女性同性竞争的主要战场呢？原因在于，人类女性隐去排卵期征兆后，其用于彰显繁殖价值的信号发生了泛化，转变为一些基于雌激素分泌的永久性性表征。这些性表征构成了男性进行性选择的信号系统，毕竟，一个无法让参与者有效识别配偶繁殖价值的系统必然会被自然选择所淘汰。由此，女性在容貌方面的同性竞争得以展开。
需要指出的是，男性同样具有许多性表征以及基于这些表征的同性竞争。但由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女性的美貌，因此对于男性基于自身外貌的同性竞争在此暂不赘述。
那么，女性在容貌方面的同性竞争是否仅仅局限于生理体征呢？答案是否定的。人类凭借发达的大脑构建了丰富的文化，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复杂工具的运用，而在女性容貌竞争领域，化妆术便是这种文化的典型代表。
第五，化妆的作用
在人类步入文明的漫长历程中，文化逐渐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自然选择的新方向。这一转变使得人类的生存优势更多地体现在对文化的学习与运用上，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也日益演变成一种富含文化底蕴的人造环境。
回溯过往，在以狩猎为主的时代，一名优秀的猎人往往需要具备强健的体魄，凭借出色的体能获取更多资源，以履行父爱投资的责任。而在当下的信息时代，一位精通代码的程序员，即便身体素质可能并不出众，但依靠熟练掌握的 Java 语言等专业技能，同样能够为家庭创造财富，为孩子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这种变化同样体现在人类对美貌的追求与呈现上。过去，天生丽质才被视为真正的美，而如今，“生理不够，化妆来凑” 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这里所提及的化妆是广义概念，并非局限于女性的描眉画眼，也涵盖了男性通过使用各种工具让自己变得更具吸引力的行为。不可否认，在化妆方面，女性的投入普遍远超男性。
化妆并非是消费社会的特有产物。事实上，早在久远的狩猎 - 采集时代，人类就已经开始了化妆行为。考古学家在非洲多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中发现了红赭石，这是一种铁的氧化物，学者们推测它就是早期人类用于涂抹身体的颜料。这一古老的风俗在当今纳米比亚的辛巴族妇女身上依然得以传承，充分证明了人类化妆历史的源远流长。
那么，人类为何热衷于化妆呢？从直观层面来看，化妆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美。研究发现，在不化妆的情况下，人们对女性外貌的评价与女性雌激素分泌水平密切相关。然而，当女性化妆后接受评价时，这种相关性就不再明显。由此可见，女性化妆的主要作用是修饰那些不够凸显女性特质的特征，使女性的性征更加突出。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女性化妆的常见方式：让嘴唇更显丰满、眼睛更大、皮肤更光洁、胸部更挺拔、腰肢更纤细等等。这些化妆手法无疑是对基于雌激素分泌的女性性征进行了夸张化处理，进一步增强了择偶信号的强度。此外，由于女性的雌激素水平与青春期后的年龄呈反比关系，所以化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将自己伪装成刚刚性成熟的年轻状态。
不可否认，化妆确实能带来诸多收益。相关调研表明，人们普遍认为化了妆的女性比不化妆时更美丽、更可爱、更具魅力，也更值得信赖。
从本质上讲，化妆是男性选择与女性同性竞争的产物，其核心依然是在竞争中凸显女性性征的信号强度，只不过人类凭借使用复杂工具的能力，让这种信号的夸大成为可能。
如今，化妆术的神奇效果被人们广为调侃，网络上关于约会对象卸妆前后巨大差异的段子层出不穷，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化妆对信号强度的夸大程度。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既然女性生理上的性征是一种用于择偶的信号系统，而一个无法让参与者准确识别配偶繁殖价值的信号系统必然会被自然选择所淘汰。那么，化妆这种干扰择偶信号真实性、使繁殖价值不同的女性难以有效区分的行为，是否会导致择偶信号系统崩溃，进而引发两性之间信任缺失，使择偶市场陷入混乱，甚至让人类失去演化适应性呢？
事实上，人类社会有着自身的应对机制，正所谓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如同人类在排卵期特征逐渐隐去后，又演化出了新的信号一样，面对化妆对真实信号的干扰，人类也发展出了相应的反制方法，以解决择偶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思想实验来进一步理解。假设一个社会中有 10 个男人和 10 个女人，双方各自根据对方的繁殖价值进行打分并排序，分别得到 1 号男士至 10 号男士，以及 1 号女士至 10 号女士。在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婚配制度下，理论上 1 号男士会与 1 号女士结合，依此类推。
此时，若第 10 号女士掌握了化妆术，提升了自己的颜值，从而使男士们对她的评分上升，名次从第 10 名升至第 9 名，那么原本第 9 号女士就会因此下降一个名次。倘若 9 号女士起初不知 10 号女士的 “魔法”，10 号女士的 “作弊” 或许就能得逞。但真相终究会被发现，一段时间后，9 号女士也学会了化妆，排名可能就会上升到第 8，挤掉原本的 8 号女士。依此类推，最终所有女士都可能会选择化妆。
这种 “军备竞赛” 可能会导致 “武器常规化”，使各方势力重新回归均衡。在现代社会的礼仪文化中，女性出门化妆已成为一种常见现象，化妆的女性占据多数，不化妆的反而成为少数。当大多数女性都化妆时，化妆作为一种虚假信号的作用就会被削弱甚至消除。这就如同考试形式从闭卷变为开卷，打小抄的作弊行为便失去了意义。因为大家都化妆，整体颜值提升，人们也会产生审美疲劳，最终每个人的相对名次并未改变。
同时，“军备竞赛” 还可能促使一些 “大国” 主动裁军。在多数女性都化妆的情况下，不化妆反而成为一种展示自身价值的奢侈信号。“我今天没化妆” 成为部分女性暗示自己天生丽质的口号，前提是她们确实拥有出众的天然美貌，才能以这种看似 “自残” 的方式释放信号来加分。当下流行的各种森女风和素颜风，从适应性角度来看，正是在炫耀天然美貌。男士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化妆成为常态的环境下，有时会更青睐不化妆或化淡妆的女士。例如，电视相亲节目中常设有查看女嘉宾素颜照的环节，这就是对新信号的捕捉，也是对虚假信号的一种反制。
另外，“军备竞赛” 有时还会引发 “战备升级”。当化妆作为一种作弊手段因普遍化而失效后，有些人会采取新的方式，整容就是其中之一。整容将可擦掉的化妆品变成了难以改变的身体特征，使夸大的信号更难被识破。不过，整容未来是否会成为一种常规手段，目前还难以确定。
除了上述方式，人类社会对于虚假择偶信号还有一种重要的反制措施，那就是谈恋爱。人类是所有哺乳动物中唯一会谈恋爱的物种，在生育之前设置了两性交往的阶段。毕竟生育和养育人类幼儿是一项高风险、高收益的任务，不能草率决定。
在恋爱过程中，双方会相互审视彼此信号的真实度，一旦发现对方与初次约会时的表现不符，可能就会选择分手。即使在像中国古代那样两性初次见面可能就洞房的文化中，也会在生育前通过媒人和家长进行信号审查，这相当于借助第三方背书来解决信号不对称问题。所以，即便在崇尚自由恋爱的现代，人们依然倾向于通过熟人介绍来寻找婚恋对象。
总之，化妆作为人类美化身体的一种手段，本质上是在利用工具夸大性征的信号强度，以参与性征信号强度的比拼。为了防止择偶信号系统因化妆等行为而崩溃，人类社会发展出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以维持择偶市场的平衡与稳定。
当然，人类进入文明状态后，文化在自然选择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其涉及的维度广泛而复杂，甚至可能触及文化本质的哲学思考，这无疑是一个更为宏大的话题，在此我们暂不深入探讨。
第六，智慧与美丽
通过前面的探讨，我们大致解答了人类女性为何更为漂亮这一饶有趣味的问题。下面对主要观点进行总结梳理：人类独特的演化路径，源于其拥有远超其他物种的脑容量。这一关键特征使得抚养人类幼儿对父爱的需求成为必然，进而催生了隐性排卵期和一夫一妻制的形成。在此过程中，女性为获取父爱的投入，同性竞争逐渐展开。随着排卵期征兆的隐匿，女性展现自身繁殖价值的信号发生了转变，泛化为一系列永久性的性表征，这一变化为女性在容貌领域展开同性竞争奠定了基础，构成了女性美丽的生理根基。
在人类进化进程中，对复杂工具的运用能力不断发展，化妆术也应运而生。从本质上讲，化妆术依然围绕着性表征信号强度的竞争，只不过是采用了夸大信号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化妆术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择偶信号的真实性，但人类社会并未因此陷入择偶信号系统崩溃的困境。相反，人类社会发展出了一系列有效的反制措施，用以应对因化妆等行为产生的虚假信号，从而维持了择偶市场的稳定与秩序。
受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聚焦于女性在容貌方面的同性竞争。但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之间的竞争仅局限于容貌，同时也不能忽视男性同性竞争的存在。一直以来，人们往往习惯性地认为男性天生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仿佛 “雄心” 是雄性独有的特质。而女性的竞争意识，无论是在大众认知还是学术研究领域，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
这种现象或许源于人们将人类女性类比于其他物种的雌性，想当然地认为人类女性只专注于性选择，而与竞争无关。然而，自然选择同样赋予了人类女性积极参与竞争的特质。从本文前半部分对隐性排卵期演化的阐述中可以看出，女性不仅在同性之间存在竞争，与男性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竞争关系。所以，“雄心” 并非雄性专属，至少在人类社会中并非如此。
追根溯源，本文所探讨的女性美貌与竞争意识的演化，若要找出一个最为关键的驱动因素，那便是人类发达的大脑。女性的美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堪称是一种将美貌、竞争意识与智慧完美融合的独特物种。
帅不能当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