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清廷的失败而告终。

贯穿于鸦片战争始终的，是清朝内部、包括道光皇帝与诸多官僚士绅在内的，围绕如何对待“英夷”进攻的讨论。

这其中，“抚”与“剿”两种主张相互碰撞。战争开始之初，上至道光帝，下至12位直接参与其中的督抚将军，无一例外全部选择了“剿”。

“三元里抗英”、“定海之战”，虽则斗争主体有所不同，但在传统官僚士绅的介入之下，都指向了同样的方向。

而当清廷见识到了“英夷”的坚船利炮之后，固守“祖宗家法”的道光皇帝，又在思想上进行了一次极为艰难的转变......

有研究者感叹，在鸦片战争的研究过程中，清方的史料使其感到很困难，困难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史料都将注意力集中于上层活动而对他们身边发生的下层活动纪略过简。”【1】可能这是中国传统史料记录的积弊。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无数的史料笔记却在大力宣传“三元里抗英斗争”的英雄事迹。

“从军事学术的角度来观察，三元里抗英之战虽有意义，但其作用十分有限。”【2】胜利成果如此有限的一次事件，却得到了无数文人义士的青睐，不遗余力地为之宣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使之犹如神话一般。

从根本上来说，为其宣传的这些人都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对于他们来说，斗争的成果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来自于人民群众的那份力量。

面对外夷的进攻，堂堂天朝上国，士兵被打得落花流水，将领动辄弃城而逃，甚至于广州人民寄予厚望的绘像紫光阁的果勇老将杨芳都与逆夷签订了城下之盟，这让那些在传统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士人如何接受？

而此时，一群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奋起痛击英军，战果如何都成了次要之物，最重要的是这份勇气，这份勇气让他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民众在打击蛮夷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即使这些老百姓所有的行为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妻儿不受侵辱，财产不被掠夺，即使他们的心中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但也要郑重其事，以此来显示百姓力量的伟大，以此来号召更多的人前赴后继地捍卫夷夏之防，来保持一个大国的“尊严”。

而在三元里抗英发生四个月的定海之战中，时任两江总督的裕谦，在下令大造土城，厉兵秣马，严防死守的同时，似乎更加看重人心的力量。

其实这倒也怪不得裕谦。“从理学的角度出发，战争最主要的制胜因素不在‘器物’，而在‘人心’，即所谓‘正心’‘诚意’可以‘平天下’。这种观点在相当长的军事历史中证明具有合理性。”【3】

作为受过几乎完全汉化的性理名教教育的裕谦，自然对这些圣贤的金科玉律深信不疑，那么他自然也会相信，只要振奋军心，使民心团结，将士拼命，定海一战足以获胜。

裕谦的想法，在中世纪，在冷兵器近身肉搏的时代无疑是正确的，只可惜，他面对的是走出中世纪，迈入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强国，所以他从振奋军心出发的定海之战的结果只能是丢盔弃甲，将士丧命，城失人亡的悲惨结局。

裕谦的做法没有错，即使在今天，军心也是现代战争中必不可少的一大因素，他只是错在在强调军心的时候少了一些配套措施。

局限于时代牢笼里的裕谦，可能至死都不明白先贤的话为什么不会应验，正心诚意之后的军队为什么不能做到平天下，甚至不能战胜小小的“岛夷”。

事实上，“不是消除了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撤换了某些不力人士，启用一批能人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近现代。”

伴随着鸦片战争始终的，是清朝统治者、官僚阶级在对“英夷”剿、抚之间的徘徊。

在整个鸦片战争中，负有实际责任的地方大宪共有12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遭到了道光帝的处分，林则徐是鸦片战争中首位受到处分的地方大员。

在外国著述中，论者写到林则徐被革职时发出过这样一段议论：“任何一个处在林则徐地位的官员都会同样地遭到失败和受到处分。

在这些年间，对钦差大臣的每一次任命都体现着清帝的这样一个决心，在不损害他自己所提出条件的情况下保持和平与秩序。

因此，鸦片战争的历史就是这种决心受到英国人反复打击的过程。最后，清帝的这个愿望终将破灭，但在此之前，他派的代理人员面临着一种矛盾的要求：既要讲和，又不许让步，这就是林则徐进退维谷的处境及其继任者的悲剧之所在。”【4】

这段话道出了上至道光帝，下至地方督抚将军在剿抚之间的为难处境。对于一直在“天朝上国”观念下成长起来的清朝统治者来说，让他们与“岛夷”平等外交可谓奇耻大辱，有违天朝体制。

道光帝作为一位有名的守成之君，一切以祖宗家法是行，这种打破祖宗规制而又使祖宗蒙羞的退让之计，是万万不可施行的。

在鸦片战争中，道光帝的思想时有反复，但很长一段时期的主“抚”思想，是出于英夷的“恭顺”，是出于抚育万邦的天朝君主对蛮夷小邦的恩惠。

在他看来，这样的“抚”是祖宗家法中“怀柔远人”做法的体现，不算有违成例，不会丧失天朝体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光帝真正做到了不到最后一刻不死心。

所以，很难想象，道光帝在任命耆英南下“抚”夷时的矛盾心情，因为当时道光帝的“抚”已经不再是“怀柔远人”式的上邦君主的恩惠，而是出于军事上节节败退的不得已之计。

更难想象，道光帝在得知南京条约签订时的痛苦心理。

1842年8月31日，南京条约签订的第三天，道光帝在耆英的奏折上御批：“览奏愤懑之至！朕唯自恨自愧，何至事机一至于此？”【5】也算是个可怜的帝王。

可他不管如何“自恨自愧”，亦于事无补，在这一刻，这个“天朝上国”的君主不得不放下颜面，弃“剿”而从“抚”，而此时的“抚”却不再是那种“怀柔远人”的君于臣之抚。

至于那12位地方督抚将军，除了裕谦兵败自杀，没有时间来转变自己的态度，其他人的思想几乎都经历了从“剿”到“抚”的过程。

如前所述，儒家思想、天朝观念都让他们毫不犹豫地、无可选择地主剿，可在现实面前，在英人坚船利炮之前，无一不选择了“抚”。从道光帝而言，从督抚将军而言，从剿与抚而言，都没有错，因为站在后人的角度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去要求前人做出超出其生存时代的事情是不合理的。

唯一的遗憾，且只能称为遗憾的事情是，这些主政于战争前线，亲眼见证了英军军力强大的官员没有能再向前迈一步，没能迈出“天朝”虚心学习“岛夷”的那一步。

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统治者，上至道光帝下至12位直接负责人，无疑是合格的。

史评道光帝“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守成之令辟也。”【6】林则徐“才略冠时”【7】，其余诸人大抵也都可以称作传统意义上的好官。

他们或有良好的政声，或有赫赫战功，即使如颜伯焘之流，有着令人“不齿”的贪污行为，但从传统的功与过的角度来看，颜氏之功应是大于过的。

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他们都是可以彪炳史册的忠臣良将。于是，近代历史上的好多官员不能简单地以忠奸评论。

鸦片战争中的道光帝君臣，在某种程度上与明朝的崇祯帝君臣有相似之处。

明朝经历正德帝以后历代帝王的无道统治，积重难返，庄烈帝既有中兴之心，却无回天之力。数百年来，史学界很多人十分同情这位本不该承担亡国之责的末代之君。

同样的，专制主义在中国存在了两千余年，到了后期，愈行愈艰，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积重难返的现象？谁又能说道光帝不是为前人背负了部分责任？

无论如何，历史的责任总要有人承担，即使那些恶果不是由他一个人造成的。

今日，距1840年的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将近两百年。曾有专门研究鸦片战争的学者，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比起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来说，中国与西方的差距 “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 ？

如今的中国，综合国力在上升，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敢像一百多年前那样毫无顾忌地对中国耀武扬威，敢把大炮军舰对准中国的大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与西方的差距确实缩小了。

但西方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后飞速发展起来的经济、科技， 中国由于种种原因错过了，传统中国落后世界太多，如今是否已经弥补？恐怕这是历史与时代，留下的最深切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