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言】：建其筑，言其道，Roca艺术廊联合建筑档案，推出的内容栏目。通过视频、图像、声音多重方式展现，聚焦在场的设计言论。专注于城市现象的研究与持续化讨论，结合城市观察者与建筑思考者的洞察，同筑在场设计，共享建设新知。
本期嘉宾
吴蔚，德国gmp建筑事务所合伙人兼执行总裁。曾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学习建筑学，于 1992年至 1994年在兰州及上海从事建筑设计工作。1995年开始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 (ETH) 建筑系继续学习，并于 2000年在马里奥·坎培(Mario Campi)教授指导下完成毕业设计，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 (Diplom)。在瑞士苏黎世 Skyline Architecture 建筑师事务所工作后，吴蔚于 2001年起加入 gmp·冯·格康，玛格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任北京及上海办公室的首席代表，2004年起任 gmp 建筑师事务所项目合伙人，2009年成为中国区合伙人，2019年成为合伙人，2021年成为合伙人兼执行总裁。
在中国语境下，gmp或许保有一种先天优势——中国人民对德系企业的超高设计质量和严谨、执着的行事风格整体持正面印象。因此二十多年前gmp刚刚在中国刚开展项目的时候，大家对我们天然的好感和信任感，这本身就象征着一个良好的开端。
事实上，gmp的四项设计原则中也明确指向了这些优良的品质：其一是统一性与多样之间的平衡关系，其二是简洁性，其三是设计的本质特征，其四是结构性的秩序。第一点，多样性和统一性实际上是在考验建筑师的综合能力——如何在秉承设计原则和规则的同时，呼应每个场地、每个项目自身不同的条件。也有许多业主希望建筑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我们不会为了这种标志性去做标志性，而是要从建筑自身的特殊条件出发，自然而然地形成其特殊性。沿袭了德国建筑的严谨有序，简洁性也成为gmp设计的中心理念——力求用最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最复杂的问题。
所有境外事务所刚来中国时，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些水土不服的情况，gmp也不例外。那些水土不服来源于中德两国之间设计规范、建造水平、工作方法之间的差异。但gmp用事实证明，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中德设计师与多方、深层次的频繁对话来解决。这种对话其实是一种态度，我认为这样的态度可以克服绝大多数问题。
2000年我们在北京开展了进入中国以来的第一个住宅项目。作为以此试水，当时在住宅规范的问题上，我们遇到了非常严重的水土不服。但大家还是坐下来交谈。最让德国团队感到震惊的是，中国的住宅交付的都是不包含室内装修的毛坯房。对他们而言，这样的房子其实称不上是一个完整的建筑。后来我们在接触到别的住宅项目时外籍建筑师更像是立面的美化师或纯粹做立面的设计师，平面和户型会有专人去设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住宅设计并非是完整的建筑工作，所以后来gmp基本放弃了国内的普通住宅设计。
▲鑫兆家园住宅小区 © Jan Siefke
如果大家在欧洲坐过火车，就能清晰感受到中国和欧洲对火车站运行、管理的不同。我们的铁路是封闭式的管理，而欧洲包括德国在内都是开放式的管理。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才提起“站城一体”，实际上欧洲在19世纪就已经形成了尽端式的火车站，并成为城市生活中重要的公共空间或地标性空间。尽管从标志性、公共性上而言，我们的火车站具有与之接近的属性，但需要购票、刷身份证才能进入的封闭式管理，使其对于公众而言的可达性与公共性大打折扣。换而言之，在国内人们只有在出行时才能进入火车站，而在进行其他公共活动时却几乎不能进入火车站。因此我们在设计德国柏林中央火车站时，更多赋予其“城市会客厅”的身份属性——德国的商店周末不开门，很多人会去火车站购买一些日常用品，甚至有些家庭会在火车站的餐厅进行聚会，等等。由于中德管理方面的区别，形成了两种公共空间属性的差异。
▲德国柏林中央火车站 © arcus Bredt, Juergen Schmidt, Luftbild Berlin
目前为止gmp在国内建成的高铁站已有三个：第一个是2010年建成的天津西站，第二个是2017年建成的杭州南站，第三个是2022年建成的北京丰台站。从我个人的视角看来，无论是经济的发展、对铁路建设的思考还是对建筑设计的要求，这三个站恰好满足中国三个不同时期的要求。
gmp设计丰台站用时将近12年，从2010年接触这个项目开始，直到2017年才最终定下来这个项目要做“叠场”，也就所谓的“双层车场”——车站有两层火车站和火车线路，下面有普快，上面有高铁，这在国内尚属首例。这种情况对技术要求很高，在设计的时候很多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所以我们在设计过程中重新进行了两次颠覆性的初步设计，同时业主和总包方的要求也在不断更改。
2010年之后，呼吁集约用地、建筑节能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对于公众的舒适性考虑愈发受到重视。这些要求从任务书的第二行、第三行，逐渐变成第一行。这对丰台站项目的设计也而提出了更高的修改要求。好的设计需要时间，而这个项目恰恰面临很大的时间压力。
▲北京丰台站 © Schran Images
而且事实上，环保的设计和公众的舒适感有时也存在一定冲突。比如我作为评委之一参与了上海东站的评审，其中有个方案我印象非常深刻，方案采用膜结构围合出一个大的空间，空间里面又细分出很多玻璃小盒子，里面是带空调的候车室，这个空间并不大，并非所有人都可以进入，车站内其他多数面积是没有空调的。这样一来大家就要做出一个选择：是挤在有空调或者有暖气的房间里，还是在外面溜达一圈，可能稍微冷一点、热一点，但会为环保和节能做出一点点贡献。公众的舒适性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冷暖，也就是身体的舒适感，另一方面是精神上的舒适感。对于我们而言，更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在这之间争取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除此之外，我认为交通建筑中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能够给予人们明确的方向指引。这一点在丰台站的设计中也非常清晰。丰台站运用了非常明确、清晰的流线设计，大家也不容易走错路。除此之外还要建构一些室内外的视线交流，使人能看出去，而不是完全被蒙在盒子里面。我认为丰台站最成功的一点就在于，在不同的标高跟城市都保持着视线关系。不一定所有的候车空间都要做很高，我希望它是可以更贴近人的尺度的，从这点上来讲，丰台站跟国内的很多火车站是不太一样的。
▲北京丰台站 © Schran Images
另外，从这三个项目的经历来看，其中涉及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建筑师的话语权越来越小了。回想在做天津西站的时候，建筑师的地位和权力相对还是不错的，我们能控制很多设计的要素，可以去努力实施一些我们认为对的想法。比如当时开会我们还能够和甲方、总包方坐在一个桌子上讨论，直到半夜。后来去杭州开会时，我们就只能坐在桌子角落的位置，而且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会问到我们的意见。到了丰台站开会的时候，总包的权力就更大了，我们作为建筑方代表甚至不被邀请上桌，而是要坐到后排。设计师需要花费很多努力去说服参与的各方接受那些我们觉得非常平常、正确的概念。境外事务所这两年在设计沟通时还会面对比较敏感的问题，特别是在有政府背景的甲方那里，会遇到新的困难，在这个过程中也会耗费不少精力，这或许是一个让建筑师们会感觉稍微有点诧异的新的发展趋势。
▲天津西站 © Christian Gahl
▲杭州南站 © Christian Gahl
gmp在进入中国之前，所做的高层其实非常少，这也是欧洲建筑师事务所的整体写照。在欧洲，除了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外，似乎没有更多高层集中的城市了。从用地、城市文脉和人们对高层建筑的认知而言，德国建筑师或欧洲建筑师对于高层建筑并没有特殊的崇拜。而在中国做项目，几乎不可能避免高层建筑这个话题，这也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
因此我们在做高层建筑时也更多以欧洲建筑师的心态和人文观点来考虑。比如如何在垂直的建筑物里设置更多让大家感觉舒适的空间。这个空间肯定不在电梯厅，也不在狭窄的通道，而在拓展空间。我们希望拓展空间能使一层、二层甚至更多层在局部连接，同时在电梯换乘的位置再设计一些公共空间，这些空间可以高一点、宽敞一点，让大家在此休息，从而创造“垂直城市”的概念。垂直城市并不是简单、高效率的机器，而是在里边创造一些大家愿意驻留、带有绿色景观的空间。
基于这些思考，我们已经进行了很多实践。比如在杭州坤和中心中，我们就加入了这个概念，但遗憾的是在实施的时候业主认为这种空中庭院对于面积的浪费很可惜，于是就把这个空间封掉了。后来我们在大连期货广场（双塔）的设计中也使用了这一概念，每八层一个中庭，是叠加起来的。大家觉得概念非常好，也因此而中标，但是在实施阶段又被封掉了。
▲杭州坤和中心 © Hans Georg Esch
▲大连期货广场 © Hans Georg Esch
在郑州郑东绿地中心项目中，我们很幸运在郑州东站对面的双塔中实施了这个概念。同时我们还在杭州的一个双塔项目UDC时代大厦里实施了双层中庭的概念，以及广州奇安信琶洲总部大厦，我们也设置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转角空中庭院。在深圳还有其他一些高层建筑中，我们还实践了空中打开的庭院，那些庭院环绕整个建筑上去。从面积来讲，空中庭院所占比例很小，对于业主来讲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商业活动和营业收入租金，但大部分空中庭院的面积是来提升整个空间质量和舒适度，要均摊在其他面积里面，太多的话算账很难算平。因此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会利用一些设备层、电梯的转换层，来设计这样的空间。
▲郑州郑东绿地中心
▲广州奇安信琶洲总部大厦 © gmp Architekten
关于跨界合作，有一层含义是，建筑师如何完成建筑以外的义务，即对建筑设计、建筑美学或建筑师工作在公众圈里进行宣传，从而引发大家对建筑审美的感知、讨论，或敏感度的进一步提高。国外的主流媒体中，也常有建筑专业的评论家撰写的深度建筑评论文章见报，实际上这是对公众的建筑审美的一种启蒙、服务与陪伴。而在中国的主流报纸里面还相对少见，只能在主流杂志或专业杂志里面看到。目前还有一些电视节目，通过邀请建筑师参与相关综艺节目，也对在社会中宣传建筑师工作的意义和工作实质有帮助作用，同时也能产生一些伴随效应。
大家也会给建筑起一些外号，比如“大裤衩”之类的名字，表面上看起来有点开玩笑的成分，但这同时也显示了公众对于建筑的观察、关注和思考。中国有个名为“中国十大丑陋建筑”的非官方的评选，会在每年评出大家眼中的年度最丑建筑。我认为“丑建筑”跟大众普遍的建筑审美是相关的，在这方面，中国建筑师还有很多普及工作要做。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活动，让公众不断提高对建筑的审美，这很重要。
▲《gmp x ICICLE，建筑与时尚的对话》展览 © Marcus Bredt
gmp与之禾时尚曾经联手做过一场名为“建筑与时尚的对话”的展览。这次合作的机会完全出自偶然。之前我们给ICICLE之禾做过上海南京路旗舰店的店面设计，他们非常欣赏我们的设计。我们也都认为，服装设计和建筑设计存在很多内在的联系，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希望通过这场展览对建筑与服装用材的简洁、纯粹及真实性进行对比。举例来说，之禾的服装采用没有任何化学染剂的面料，我们则用纯木、纯玻璃或者纯钢来进行建造。再有就是双方的哲理或哲学观比较接近，所以可以做出很多交流和碰撞。我们以前还做过一些建筑五金配件的设计，也与建筑照明灯具品牌进行过合作。跨界合作是偶然的、志趣相投的事情，不是既定目标。
▲之禾上海旗舰店立面设计 © Christian Gahl, gmp Architekten / Marco de La Torre
德国的联邦建筑师协会曾经有调查显示，对很多德国建筑师来说，建筑设计只是他们的第一职业，他们可能还有第二职业甚至第三职业，这可能包括一些跨界性质的设计工作。但调查结果还显示，他们第二职业或者第三职业真正做到成功的人数还不到10%，也就是说大部分建筑师的第二、第三职业只是兴趣所在，或者是偶发的事件。
gmp的创始合伙人冯·格康先生，曾在1994年写的一本书里讲到，建筑专业是全面手，建筑师本身要进行很多观察、交流，或是忍耐。建筑师肩负的不光是个人的事情，做的不是个人的艺术，而是带有社会责任的事情。
我认为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说，建筑学教育是一种多面手的教育，毕业生会肩负很多方面的知识，包括法律、经济、技术、数学、物理、美学，包括创意等等。更重要的是建筑学培养人的组织能力，是组织所有专业的龙头。
当年我在瑞士读书的时候，曾经听我们系主任做过一个调查报告，从进入大学的一百个学生作为基数算起，真正能开自己独立事务所的只有一个人，是100:1的关系，中间有被淘汰的，也有自我放弃的。在欧洲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读完建筑学专业之后并没有从事狭义的建筑设计的工作，而是从事一些泛设计类的工作。包括我身边的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当然，经济因素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欧洲的建筑师收入在整个社会中不算高的。
所以我觉得选择建筑学专业一定要完全发自内心喜欢，哪怕有一天转行做别的专业，曾经所受到这些全面的教育或经历的所有项目、业主，都会对个人接下来的发展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gmp x之禾 展览“建筑与时尚的对话”© Marcus Bredt
另一方面的含义是，设计的社会性思考。建筑设计是最贵的“艺术”，也承担了很重的社会责任和公共属性，这便要求我们作为建筑师保持自己的设计理念的同时，还要抱着开放、谦逊的态度和各方对话，这样才有可能造就一个成功的建筑。
在这一点上，我个人的观点也发生过变化。1988-1992年，我在国内的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读书。当时我由于受到的教育不错，工作时经常能中标，但做着做着总感觉少了点什么。直到1995年到苏黎世读书，我才真正意识到，建筑设计有更深的含义。除了把房子设计出来，建筑还有更多工程建造层面的和社会层面的含义，通俗点说就是在一个特定环境、特定的社会背景中，怎么把屋子建起来。建筑的目的不能仅停留在画一张漂亮的效果图打动甲方，而是要呈现一个完整的、建成的建筑。
建筑是需要创意的，但建筑师这个职业本身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懂得如何解决技术问题。这也是德语区或欧洲很多高校不太一样的地方。现在尤其是在国内，很多人做设计的时候，可能会觉得那就是一种个人表达式的设计，而缺乏对于建筑的公共性，或是使用者真实感受的考虑。从纸面到实体建筑，这个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建筑师的工作量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建言思想汇之吴蔚
合 作 方 ：建筑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