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年 4 月底至 5 月中旬，昆明军区陆军第 14 军部队连续发起进攻，成功收复了被越军侵占长达五年的老山、松毛岭、八里河东山等边境骑线制高点。然而，越军并不甘心失败，迅速集结兵力和物资，企图夺回失地。

越军总参谋长黎仲迅、副总参谋长黎玉贤、总参作战局局长黄庆义等赶赴河江，与二军区司令武立，副司令黎威密、杜程、黎陲，副司令兼参谋长阮友安，副参谋长裴文胜、阮玉英，河宣省军事指挥部指挥长陈安等高级将领进行磋商，并有苏军顾问团梅辛少将参与制定了 “MB - 84” 反扑作战计划，在两个月内向河江战区集结了大量兵力和作战物资。

1984 年 6 月 11 日和 7 月 12 日，越军分别发动团规模和加强师规模的大反扑作战，然而我第 14 军守备部队早有准备。通过侦察，他们基本掌握了越军的作战意图，依托阵地工事，在强大炮兵的支援下，一举粉碎了越军的进攻。特别是在 7 月 12 日的作战中，第 14 军与越军反复较量 16 个多小时，我炮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猛烈的火力打得越军尸横遍野，一战歼敌3700多人，取得了十年中越战争中最大的一次胜利。

越军连续反扑失利后，遭受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弹药物资消耗，实力大为削弱。越军总部和二军区高层不得不重新审视战局，他们认为中方炮兵优势明显，后勤供应能力强于越方，前两次反扑攻击正面过宽、弹药和物资储备不足是主要原因，而中方在兵力上并不占优势，局部还存在兵力不足的问题。因此，他们改变作战计划，决定采取 “奠边府式” 的 “堑壕延伸” 打法，改大规模进攻为小规模作战。

从 1984 年 7 月下旬开始，越军在炮兵和特工袭扰掩护下，进行大规模土工作业，向我老山前沿延伸堑壕、坑道，并修筑屯兵点和弹药所，将堑壕体系延伸到我军阵地的前沿和侧翼，形成网状并互相连通，对我军前沿阵地形成紧逼围堵之势。同时不断运输囤积军用物资，以保障每次大规模反攻都有足够的战斗储备。试图对我阵地实施紧贴围靠。

然而，越军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响。1984 年 11 月底，越军向我昆明军区接防陆军14军坚守老山的第 11 军部队发动的进攻，以及 12 月底至 1985 年1月向我首批参加老山轮战的南京军区陆军第 1 军部队发动的步炮协同反扑，都未能达成目标，反而损兵折将。3月8日，我南京军区第1军部队为了稳定防御态势，出动5个加强连的兵力，在炮兵猛烈炮火的支援下，同时在多个方向发起进攻作战，进一步把对我形成紧逼围靠之敌往后推，将我防御前沿往前推进。

此后，越军加强了对我老山阵地的侦察，通过观察和特工手段搜集情报。1985 年 5 月中旬，当第 67 军开上老山与第 1 军接防阵地时，越军从我方前线人员增多、电波频密的变化中判断有新部队换防。此时正值雨季，老山地区时常大雨滂沱，视线困难，越军高层认为这是一个反攻的大好时机，决定集中一个加强团的优势兵力于那拉地区发起“M1-T5”反扑行动计划，企图趁我新部队立足未稳之际，从中线打开缺口，为下一步继续向老山两翼扩展战果创造条件。

于是，老山作战中著名的 “5.31” 大战悄然拉开帷幕。刚刚从南京军区第1军接防的第 67 军是第四支开赴老山战场的野战军，也是第二支参加轮战的军级部队。“5.31” 抗敌大反扑，是第 67 军在一年轮战中承受的敌人最凶猛的一次攻势，也是老山战场双方最后一次加强团级的攻防恶战。在这场战斗中，第 67 军面临开场就遭受丢失211高地两个哨位的挫折，但他们顶着巨大的压力，毫不退缩，顽强抵抗，越战越勇，最终成为老山作战中歼敌最多的军（集团军）级部队，轮战一年歼敌8400余人。

老山之战是中越战争中的一场重要战斗，它不仅考验了双方军队的实力和意志，也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越军接连几次大反扑的失败，表明了他们的侵略行径是不得人心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