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但凡是中国人，只要提到晚清历史，就难免义愤填膺，口不择言。

这也难怪，毕竟晚清可以说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中最屈辱的一页了，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腐朽的清王朝几乎没有一战之力，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不是割地，就是赔款。

正应了那句充满苦涩意味的嘲笑：“犯我大清者，虽远必赔。”

只不过，即使在如此懦弱无能的清王朝统治下，也依然有一抹亮色出现，是这个人扛起了整个晚清所剩无几的脊梁骨，也是这个人带领他手下的英雄豪杰们，以一己之力避免了西北领土的分崩离析，给今天的中国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这个人，就是左宗棠。

一

在晚清以尸位素餐、颟顸无能而备受指责的朝廷风气中，左宗棠是个不折不扣的“怪物”。

其一，怪在左宗棠没有科举功名，终其一生都是一个举人。

其二，怪在左宗棠生平最喜读“杂学”，而非所谓的“圣贤之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等，这些书的共同点，无非在于一个词：“经世济民”。

其三，怪在左宗棠这个人脾气臭，号称“左骡子”，一言不合就跟周围的人吵架，被不少所谓的“谦谦君子”讨厌。

但就是这样一个怪人，却在日后成为了晚清四大名臣之一，而且还远远超越了其他三位，作为四人中唯一的“民族英雄”，青史流芳。

而左宗棠一生功业的巅峰，便在于收复新疆。

其实左宗棠对于新疆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道光十三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七年的时候，左宗棠入京参加会试时，就曾经著诗《燕台杂感》，其中有两句：“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以及“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这两句诗基本可以算作是青年时代的左宗棠，对于新疆重要性的超前预言，也是他多年经世济民的“实学”思想，给他带来的战略目光，或许从此刻开始，命运的巨轮早已经转动，左宗棠也注定会跟新疆这片土地，有一份解不开的渊源。

当然了，要真正踏上这条道路，左宗棠需要经历的考验，还有很多。

二

科举是所有中国古代文人都要经历的一道“坎”，左宗棠也不例外。

只不过对左宗棠来说，科举这道“坎”蹉跎了他近三十年的岁月，也成为了他心目中永久的遗憾。

可左宗棠，毕竟是左宗棠，“屡试不第”四个字，没有压垮他的脊梁，反而让他坚定了意志，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左宗棠明白，自己要走的不再是传统文人士大夫的道路。

勇于任事，方能救国救民。

在第三次落榜回乡的过程中，左宗棠认识了两江总督陶澍，这位道光朝的理政名臣，一生致力于民生、行政，主张“为政第一要务，需奈得烦”，而就是这样一位方面大员，却对左宗棠这样一个落地举子优容有佳。

陶澍甚至跟左宗棠结为了儿女亲家，在他眼里，左宗棠这个人，是真正能够挽狂澜于既倒的稀世名臣，是腐朽晦暗的大清朝，难得的一缕曙光。

而赏识左宗棠的，绝不仅有陶澍一个人，另一个我们如雷贯耳的民族英雄，同样与左宗棠惺惺相惜，他就是林则徐。

在林则徐从新疆返乡的途中，在湖南与左宗棠见了一面，左宗棠面对林则徐侃侃而谈，把自己对于西域的看法和观点，一并阐述给林则徐，并且大胆直言，未来要在新疆一带，极力小心沙俄的动向。

林则徐闻言，大生知己之感，因为多年以来他目光所及，心中所想，也是对于边境，尤其是新疆的担忧。

于是在彻夜畅谈之后，林则徐将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关于新疆的资料，一并交给了左宗棠，并且郑重向他托付道：“我已经老了，抵御俄国人的重担，想要交托给你，希望未来你能为国家守住这片土地，切勿令外人瓜分。”

面对林则徐的托付和交代，左宗棠重重点头，他明白，这是一位前辈和师长，对自己的希望。

三

在此后的时光里，左宗棠从幕僚起家，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逐步崛起，最终成为了闽浙总督，也组织起了自己的武装“楚军”。

但对左宗棠来说，镇压太平天国毕竟是“内战”，况且早年间抱有反清思想，甚至曾经打算投靠过洪秀全的他，也未见得对满清朝廷有多少忠诚。

对他来说，他的目光依旧放在“抵御外虏”上，更进一步说，他还是会想到新疆，这片自己曾经寄予厚望，并且也为前辈所托付的土地上。

而不出意外，新疆此时正陷入一场危机中。

由英、俄两国支持的阿古柏政权，建立了所谓的“洪福汗国”，这个宗教和殖民色彩并重的政权，原本就是帝国主义列强为吞并西北领土所扶植的“前哨”，沙俄也通过扶植阿古柏，来趁机侵占伊犁。

他们的目的昭然若揭，就是想要试探清廷，到底敢不敢反击，到底敢不敢维护自己领土的利益。而他们似乎也对清廷的软弱无能，有恃无恐，笃定了清廷还是会用“和谈”和“赔款”的方式，解决问题。

果不其然，此刻的北京朝廷，也正在掀起一场大讨论。

讨论的内容，今天的我们或许会感到不可思议：“到底要不要放弃新疆？”竟然有朝廷重臣，试图“不战而降”，放弃一片广阔的国土，这简直是亘古未有的大笑话。

而提出这个观点的人，我们则更是如雷贯耳，甚至可以说是一位历史书上的“老熟人”，他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李鸿章，而李鸿章提出这点的理由，来源于他是清廷中的“海防派”，所谓“海防派”，简而言之就是主张把绝大部分资源投入到沿海一线的防御，抵御欧洲列强，使他们不能直接登岸，重现鸦片战争的屈辱。

至于新疆，本来就在偏僻边境，就算是想要驻守，那也是守不住的，不如放弃。

这个理论在当时，还真有相当一部分拥趸，毕竟当时主流士大夫的想法，唯有“汉地十八省”才是基本盘，疆、藏甚至东北，都是可以放弃的“蛮夷之地”。

就在这时候，左宗棠站了出来，提出了“塞防为重”的想法。

他对朝廷递交上了精心撰写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和《遵旨密陈片》，在这两封奏章中，左宗棠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乃御国之道。”

而面对李鸿章“我们到底能不能打赢”的质疑，左宗棠更是豪气干云地回答：“尚未开战，便惶惶言‘不可制胜’，此非朝廷柱石之姿态。”

面对满朝文武据理力争，左宗棠几乎以一己之力，说服了朝堂上的众位臣僚，同时也说服了慈禧太后，于是在慈禧的首肯之下，左宗棠终究被委任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前往自己关注多年的西北，为国家平定这一场动乱。

四

左宗棠脾气不好，却知人善用，他不仅在自己的楚军中提拔了诸多能征惯战的将领，而且还亲自制定作战计划，以求一战而毕全功。

计划无非八个字：“先北后南，缓进急战”。

前者着眼于北疆比起南疆，阿古柏的势力更加薄弱，“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先弱而后强，既能积累作战经验，同时也能够让军队的士气得到鼓舞。

后者打得是一个“时间差”，缓慢进兵一方面是保证后勤补给的顺畅，一方面也能够在军事作战之余不忘治理地方，让新疆与内陆更有归属感，至于“急战”，则是在彻底准备完成后，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越是“急战”，阿古柏就越没有防备，乱局可一举而定。

果然，按照左宗棠的部署，楚军以最快的速度，由两员悍将刘锦堂和金顺带领，东、西两路分兵进击，不到两个月就拿下了北疆的枢纽乌鲁木齐，“先北后南”中的“北”，可谓不废吹灰之力，一举而定了。

而接下来，左宗棠要面对的，就是南疆的三座大城：达坂、托克逊和吐鲁番，这三座城拿下来，南疆的形式，也会指日可待。

可此时，左宗棠的军饷却出了问题，原本答应到账的数千万两银子，因为李鸿章的重重阻碍，迟迟无法到账。

没有军饷，后勤就无法保障，士兵的作战，没有补给，又怎么能够继续打下去呢？

还好，此时两个人帮上了忙。第一个是慈禧，虽然慈禧太后在历史上风评极差，可以说是“丧权辱国”的代表，可是在收复新疆这个问题上，她却展示了人生中绝无仅有的亮点，以自己的权势威压各地督抚，为左宗棠补上军饷。

或许她不知道领土对国家的重要性，但她至少明白，左宗棠是为国为民的忠良，是胸怀天下的豪杰。

而另一个人则是胡雪岩，作为左宗棠一手提拔的“红顶商人”，他想办法为左宗棠筹集了五百万两银子，虽然是从汇丰银行以高息借款，可瑕不掩瑜，正是在关键的一刻，让西征新疆的楚军解了燃眉之急。

在两人意料之外却也情理之中的帮助下，南疆顺利收复，阿古柏服毒自杀，后来经过和谈，伊犁也从沙俄手中，回到了清朝疆域。

这场晚清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扬眉吐气”之战，最终宣告胜利。

五

尽管功业卓著，能征善战，可包括左宗棠在内，在这场收复国土之战中的将帅们，却没有得到他们应该有的结局。

西路军统帅金顺，在伊犁任上镇守数年，面对金银珠宝和下属的贿赂，分文不取，最终在1885年回京述职途中病逝，“身后不名一钱，几无以为殓”，几乎买不起丧葬用品。

东路军统帅刘锦棠，担任新疆巡抚，在任上兴修水利、发展畜牧和农业，开创了近代治理边疆的先河，但是自己依旧家无余财，连自己的私人收入都拿去赈济军队的将士。

五十一岁，刘锦棠便英年早逝，死后家中的财务“所存赐物数事，奏牍丛残而已”，遗产几乎全是跟朝廷政务有关的文件。

另一位左宗棠的爱将张曜，在山东巡抚和海军帮办大臣的任上都坐过，而他自己的后半生，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发展当地和建设海军上，借过几十万两的银子，自己却分文不取。

在病逝后，家中无一私财，四十年的重臣，过得跟贫寒士人一样，见者无不落泪。

而让左宗棠破例，在死后出钱赈济的刘典，西征时期就在坐镇兰州管理后勤军务，面对军饷巨款，毫不动心，最终在病逝时，连棺材都买不起，又严令家人不得动用朝廷的公款。

左宗棠不得不从自己微薄的积蓄中拿出拿出六千两，赠予刘典家人，为其收拾后世。

至于左宗棠本人，在死后，也仅仅为家人留下了相当于两年工资收入的银子，堂堂一等重臣，谥号“文襄”，却过着不如普通富户的生活。

可也正是这样的左宗棠，“绝口不谈和议事”，为晚清的中国，增添了些许生气，为今天的中国，留下一种刚毅不屈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