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报社工作之后,批评报道一直是我的弱项。批评报道必须有一股“不管不顾”的精神,瞻前顾后就搞不成了。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给领导找麻烦。看到一些批评报道刊登后,主任甚至总编都要出来善后,我就想我要搞批评报道,一定要滴水不漏,让被批评者无话可说。可实际上这是很难做到的,我给自己定了个这样的标准,等于自己捆了自己的手脚,便很难写出批评报道了。
到工交部工作后,我决定在批评报道上放开胆子,有所突破,可到了实际操作时依然畏畏缩缩,没有跟被批评者全面核对,就不愿动笔,结果,一些批评报道投入了相当精力,最终都没有写稿见报。
到工交部后,我见报的第一篇批评报道,是批评客车营运秩序混乱的,主要通过现场调查反映存在的问题。这次行动是市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联合行动,有电视台的录相,不用担心被批评的不认账,所以写起来比较从容。稿件刊登于1993年7月24日的《保定市报》,内容如下:

非现场
地道桥点一改旧貌,南阁等处混乱如故
我市客车营运秩序仍须整顿
本报讯 (记者 苑战国)在商业宾馆北侧,经常可以看到几辆乃至十几辆的个体客车横七竖八地停在便道上,有的甚至停在了马路上。
7月17日、21日、22日,市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联合对我市客车马路乱停车问题进行了调查,发现经整顿情况虽有好转,但仍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在规定设立的8个上车点之外乱停乱放,在市中心地区形成了新的停车点,如商业宾馆北侧。二是在规定上车点,车辆不执行停车不超过5分钟,同一时间各线停靠车辆不超过2辆的规定。如红星路上车点有时有一二十辆车长时间停靠。三是高声揽客,乱扔果皮污物,影响了附近居民的生活环境和商店的经济效益,如南阁上车点,群众反映强烈。
造成客车营运秩序混乱的原因,除了管理方面的因素之外,还有站、点分布因素的影响。在上车点候车的乘客认为,到朝阳路市汽车站上车,多跑路多花钱,不如就近等车方便,从而造成站、点在客源上的位置颠倒。一些车主则说,他们所跑的区间不过十几公里,二十几公里,而跑趟市汽车站往返要10公里左右,又上不了多少乘客,太不合算。
在所调查的各上车点中,唯有以往停车最多的建华北路地道桥北侧的上车点,一改“脏、乱、差”旧貌。这是因为市长途客货运输公司新建成的客运站,已将塞满马路的车辆全部引进了该站。
在采访中,不少乘客及上车点附近居民都希望,能就近建设较正规的客车站,以彻底解决客车营运秩序混乱的问题。

7月31日,我接到保定电力修造厂消费者的投诉,说保定五星啤酒厂7月15日出厂的啤酒,出了质量问题,该厂已有多名职工因饮用该啤酒而呕吐、腹泻。

闻讯我立即去采访。因为投诉的人说,他们已将此事反映到市消协,我先去了市消协。市消协的两位同志说,啤酒确实有质量问题,混浊,有絮状沉淀物,应该是酵母菌沉淀。
随后,我又去了保定电力修造厂。该厂行政科的人说,他们购入保定五星啤酒厂14000瓶啤酒,绝大多数发到了职工手里,剩下几百瓶给了商店。他说,喝了啤酒的已有很多人腹泻就医,并向我介绍了多名患者的具体情况。
之后我又到五星啤酒厂采访,副厂长田锁成介绍了情况。他说,啤酒生产过程中要高温杀菌,那天晚上生产线上的一个温度传感器失灵,他们没有及时发现,结果生产的啤酒第二天就拉走出售了(销售旺季)。他们是7月17日发现的,估计生产了一个班次。他们马上就换了这个件,这个件一月检查一次,这次是突发性质的,以前没有发生过。他们的产品出厂前有检查,但检查时没有发现问题。他说,他们将无条件地补偿消费者的损失。他估计这个班次出货50-60吨,并说正在在追踪这批产品。
根据上述采访内容,我写好了稿件。刘总编看后,提出要让主管副市长审一下,我便与张胜发副市长进行了联系。
张市长约我8月2日中午去五星啤酒厂见面。他约的不光有我,还有其它新闻单位采访此事的记者。见面后他说,之所把我们约到五星啤酒厂见面,是为了查清事故原因,尽量减少报道的副作用。看上去他对报道此事很有顾虑。我说,不行就换个角度,不从事故的角度写。
张市长说,他还要请示一下。之后他向靳副书记通报了此事,靳副书记说,他要请示一下市委侯书记。侯书记很快来了电话,他对张市长说,请新闻界、消协做好疏导,不要发稿。啤酒厂在销售旺季出了这件事,不管什么原因,都是大事故。企业要吸取教训,做好退赔工作,能追回的啤酒一定要追回。
张市长问能否换个角度报道一下,侯书记回复说:“怎么报也不如不报。”
之后,厂长王宝银也向我们介绍了事故情况。他说,这次事故是建厂以来最大的事故,估计损失200万。罐装三车间是去年安装的德国设备,操作还不十分熟练,温控器是定期校对,但突然失灵,显示水温62-65度(巴氏消毒法),但实际是40度,杀不死酵母菌。啤酒不杀菌五六天就变质。此次事故大约损失几百吨酒(比田副厂长说的多),这些啤酒有一车皮发往呼市,两车皮发往凭祥,其它地区也在追踪。呼市的已卖出20箱,凭祥的还没有运到。我在会上讲,要尽量做到一瓶不少,全部追回。




之前保定市还出了小升初考试跑题的事,中央电视台和保定的新闻单位都进行了采访。电视台的人借机问张市长,听说小升初跑题的事,可能不再曝光了,是不是有这回事。张市长说他不清楚。后来,因报社、电台、电视台均未对跑题的事进行报道,教委曾派人到各家致谢。
批评报道,大事不好搞,小事也不好搞。我的内蒙兵团的同连战友,返城后开了个小店,因遭遇乱收费、乱罚款,8月7日特意找我,希望帮助他呼吁,减轻个体户的经营负担。

他说,新市区工商局市场股负责他们那片儿。市场股的人要求三轮车摆放时车把冲外,冲里就把秤拿走。商户要秤时罚款20元(收据“台秤一杆,20元”)。罚款只给收据,上百元也是这样。管理费收265元,按经营额的2%收,是他们自己定的标准。从7月份管理费改为正式票(他们说要检查了),有的人不要,就不给票(用小本记着谁交了多少)。管理费有的人交,有的人不交。请吃的少拿,不请吃的多拿。一条龙餐厅一年都没交管理费。
他说,7月22日,市场股张某、张某某,还有市场管理所的几人,跟雇的临时工一起,检查卫生,罚款10、15、20元不等。他被罚20元,亚龙20元,美味食品10元,西城土产10元,彩虹酒家15元,共罚20家左右(给的是管理费的票,上写个“罚”字)。
他说,征收房费,送点儿礼就少要点儿。房费都是三联单的收据。富昌路共100多间房。一个月一间250元-300元。张某对肉食店说,局长要买对讲机(或BP机),让把一年房费交了(收条:今收到某某某1-12月房费3000元整。新市区市场股章。4.7)。
他还说了他要交的其它税费。
税务局收的税:他的小店营业面积10平方米,经营烟酒、熟肉、调料。经营税220元(商业零售201.84元、城市维修建设税14.13元,教育费附加4.03元)。所得税一个月20元,一年一收。调解税一个月20元,一年一收。
公安局收的费:综合治理费,临时性的,5元。治安费,一个月一次,5元。都给票。
防疫站收费:每年体检费、培训费,一人100多元。
他说,他经营的货品利润都很低。水电费每月要几十元。经营很困难。
同日,在五一市场经营的个体户李欣来报社反映工商、税务人员管理不规范的情况。说每月请工商人员一顿,就不用交管理费。后来让他每月交50元钱给个人。税务人员也有这种情况。他们还给所有管市场的人都义务做衣服(不情愿)。

个体户们反映的情况,我觉得不是空穴来风,但核实相当困难,尤其是与稿件与被批评者见面,落实起来更难,所以最终都没有写稿。
有的批评报道,稿子写好后,与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见了面,可还是不能见报,因为内容过于敏感,没办法,我只好发报社的内参。报社内参虽然只呈送相关部门和市领导,但毕竟能让负责解决此事的领导看到,也就发挥一点儿作用了。如我批评羊毛衫厂违反《劳动保险条例》做法的稿件,就发在了内参上。内参内容如下:
内部参考
1993年第9期 总122期
《保定市报》编辑部 1993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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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衫厂改革病休制度
职工说:十八块钱难以生活
厂长说:我们只能先保一线
记者 苑战国
因患再生障碍性贫血,已“吃劳保”多年的羊毛衫厂女工赵惠芬,从今年5月份起,只能从厂里领到18元生活费。因为该厂做出规定,从4月18日起,暂不实行“吃劳保”,凡因病不能上班而未达到病退条件的,一律按病假处理,休全月只发18元生活费。
赵惠芬认为厂里的决定有悖国家《劳动保险条例》,严重侵害了职工合法权益,已使她无法生活,故到市总工会上访。
11月13日,市总工会派人到企业了解情况时,厂领导承认确有其事,而且只发18元生活费的不止一人。但厂长王国贤也谈了企业的苦衷。去年初他到该厂任厂长时,企业亏损严重,已数月发不出工资。经他与全厂职工艰苦努力,企业出现转机,当年盈利2万元。但进入今年以来,企业仍在艰难中跋涉。由于各项费用增加,原材料价格上涨,企业利润下降严重,而病号和“吃劳保”人员增加,使得企业难以承受。为降低费用和调动一线工人积极性,防止挡车工减员,厂务会研究制定了《关于改革劳、病、退制度的暂行规定》。
王国贤认为,国家关于劳动保险的规定制定的比较早,已难以适应当前的形势。如果讲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在企业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保一线工人,保生产,不然企业垮了,就是18元也发不了。
市总工会认为,企业在改革中,如何处理好建立优胜劣汰的激励机制与维护好职工合法权益的关系,使厂规厂纪不违背国家有关法规,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紧迫问题。


我们部有的记者在抓批评报道上很有魄力,现在能记起的有托主任、克记者抓的批评“假冒伪劣”商品的一组稿件。他们发现“顺城家具厂”用玉米芯板制造家具,立即进行了连续报道,不仅反映了陆续发现的问题,还报道了处理情况,同时对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另外,宇记者、克记者采写的《钢筋竟像玻璃棍,因购进劣质产品纺织站购物中心工程被迫停工》一稿,也令人印象深刻。


(除稿件、采访记录、名片,其余照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