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画像（Fotoe/图）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始于15世纪末。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人类第一次建立起跨越大陆和海洋的全球性联系，原本孤立的陆地开始连为一个整体。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开始大量增加，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开始出现。欧洲在这个时期的快速发展所积累、孕育的财富、市场和创新开拓基因，为之后欧洲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大航海时代也是世界近现代史的开端，欧洲人由此率先走上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道路。中国却错失这一宝贵的机遇。事实上，怀揣寻找建文帝下落使命的郑和下西洋，时间上远比哥伦布和达伽玛航海更早。

2024年是郑成功诞辰400周年。回顾郑氏家族的历史，从明末到清初，以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为代表的民间海商势力在东亚海域崛起，他们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这三个大航海时代崛起的、欧洲最早的海洋强权大国角逐。无论是在贸易上的竞争，还是在对东亚海域控制权的军事争夺中，荷兰人和西班牙人都是他们的手下败将。

17世纪的东亚大陆本身经历着剧烈的政治、社会变动。最终，王朝更替和政治动荡绞杀了郑氏的海上商业-军事势力。东亚大陆自此再次进入自我封闭的阶段，直到1840年被鸦片战争叩开门户。长达一个世纪的大败局拉开了序幕。

日本画家葛饰北斋所绘的郑芝龙，出自《万物绘本大全》（大英博物馆/图）

1624年8月28日，是明朝天启四年七月十五。在日本平户藩千里滨，少妇田川松在海边嬉戏，捡着贝壳。突然她高高隆起的腹部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她预感自己要生产了，但已来不及走回城内。在侍女协助下，她在海边的一块礁石上躺下，满身汗水，生下了一个声音响亮的男婴。

这个在平户当地流传了数百年的传说，细节真伪已不可考。在千里滨的海岸上有一丛高低不平的礁石，旁边立着一块刻有“郑成功儿诞石”六字的石碑。每年的这一天，平户川内地区都会举行“郑成功祭”的活动。

得知妻子诞下一子的消息后，20岁的郑芝龙满心欢喜，这是他的第一个儿子。郑芝龙，小名一官，是平户藩侨领、大海商李旦最得力的心腹，经常往来于日本的长崎、平户，中国的泉州、澳门、台湾，吕宋（菲律宾古国）的马尼拉之间，当押货、做贸易。在长崎、平户，与他结交的日本藩士都尊称他为“老一官”。

郑成功出生这一年，来自欧洲的荷兰人在台湾南部的大员沙洲上建起了热兰遮城，两年后，他们的死对头西班牙人在台湾北部的基隆港登陆。

这个海边诞生的男婴，和他靠海上贸易做着发财梦的年轻父亲，全然不知自己正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

台湾省台南市郑成功祖庙，郑成功和母亲田川松的雕像（视觉中国/图）

从宋代至元代，东亚大陆的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尤其到元代，在海外贸易和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开创了比汉唐更为繁荣的极盛时代，航运方面取得了旷古未有的成就。10到14世纪，泉州成为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中高度繁荣的商贸中心之一，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商港，马可·波罗曾这样赞誉说：“假如有一只载胡椒的船到亚历山大港或到奉基督教诸国之别地者，比较起来，必有一百只船到这刺桐（泉州）港。”

朱元璋推翻元朝的统治后，制定了严格的海禁，甚至下令“寸板不许下海”。明朝的海禁政策扭转和遏制了宋元以来向海洋发展的新趋向，对此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长远、深刻的负面影响。

在人口稠密、耕地逼促的东南沿海一带，迫于生计，仍出现大量私自下海的百姓，海上私人贸易兴起，逐渐出现成规模和气候的民间海商势力。在闽南一带，民间出洋谋生的风气已盛。当地人少年时即出洋谋生，并以家族为依托，足迹遍布澳门、澎湖、台湾及吕宋、印尼、日本等地，其中不少客死异国他乡。以泉州府南安石井郑氏世代家族成员为例，到郑芝龙的祖父一代，家中兄弟子侄中已有十多人命丧海外。

郑芝龙是福建泉州府南安县石井人，自承少年时“不肖，浪迹江湖时，发尚被面”。据史载，他年少时颇为英俊，气宇轩昂，“性情荡逸，不喜读书，臂力过人，喜欢耍拳棒”。其父是当地一小吏，做过泉州府库吏，有五个长到成年的儿子，分别以龙、虎、豹、麟、凤为名。

郑芝龙在家中排行老大，父亲去世后，自然成为家中顶梁柱。明天启元年（1621），17岁的郑芝龙带着两个弟弟芝虎、芝豹跑到广东，投奔在澳门做生意的母舅黄程。

此时澳门俨然已是一个国际化都市，街道上到处都是金毛绿眼、“奇装异服”的西方人。澳门是作为国际贸易中转港发展起来的，葡萄牙人自明嘉靖年间据此为基地，形成了广州-澳门-马尼拉的三角航线。因为明朝政府不准许葡人到广州做外贸，他们就开始雇佣福建海商作代理，帮他们到广州购货，人称“闽揽”或“揽头”。

这些“闽揽”会说葡萄牙语，衣着打扮也模仿西人。他们人数众多，行事颇为强悍。每到广州交易会，都会纠结同行，并配备刀枪，也不把官府的税收机构看在眼里。

在澳门期间，郑芝龙一边学习葡萄牙语，一边给母舅和几位商人跑腿，学习商业和贸易的门道。虽然地位卑微，但他头脑敏捷，为人精明，学什么都很快。不久，他开始为葡人做“揽头”，同时受洗皈依天主教，教名为尼古拉斯·贾斯帕（Nicolas Gaspar）。

据一些澳门的西方传教士记载，他们对这位“尼古拉斯弟兄”颇有微词——说他行事为人都不像基督徒，不遵守上帝和教会的戒律。他在家中设有一个奇特的小礼拜堂，凡对他有用的偶像，都毫无顾忌地放进去，“这个恶徒要么因思想堕落，要么出于无知，给耶稣基督和偶像都上香。”他继续烧香拜佛，前后娶了五房妻妾，丝毫不觉良心不安。

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右上城堡为热兰遮城（Zeeuws Museum/图）

郑芝龙入教出于功利的计算——这样更容易得到西人信任，多了做生意的机会，还可以得到传教士的庇护。当时，教会是澳门社会举足轻重的力量，一些传教士也有争议地参与贸易并获利丰厚。郑芝龙的庇护者是一位拥有巨资的葡籍神父，他视郑芝龙如己出，去世后把大部分家产都留给他。

天启三年（1623）七月，这个身份卑微、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迎来了一次改变个人境遇的机会——受母舅黄程的派遣，他搭乘当时最有势力的大海商李旦的船，押送一批白糖、奇楠、麝香和鹿皮前往日本交易。

李旦，福建泉州人士。16世纪末南下吕宋的马尼拉，以贩卖小百货为生，后到日本九州岛经商，成为当地侨领。他联合海上多股海盗势力，组建起一支商船队，在日本、中国和东南亚之间往来贸易，成为当时最有势力的海商，被西洋人尊称为“Captain China”（中国船长）或“甲必丹李旦”（“甲必丹”是船长的英文captain的音译）。

郑芝龙的能干勤勉，得到了李旦的欣赏，于是李收他为部下。随着信任日增，李旦把越来越多的生意交给他打理，让他负责几艘商船和很大一部分财货，派他去交趾支那（今越南南部）、柬埔寨等地做贸易，最远到达印度的孟买港。郑芝龙对这位“命中贵人”也相当用心，“以父事之”。李旦很宠爱他，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的亲儿子。

当时活跃于东亚海域上的海商，都是一群亦商亦盗的“法外之徒”——他们违抗朝廷“海禁”的命令，走私贩货，同时拥有海上武装，向往来商船收取保护费，有时直接劫掠财货。

与一般海盗商人不同的是，李旦善于走上层路线，他经常周旋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等国的高层政商之间，人脉很广。在日做侨领时，他与德川幕府关系密切，曾以中间人身份为英国人解决贸易问题，1624年又斡旋明朝与荷兰之间的澎湖危机。汉学家卜正民认为：李旦“试图将荷兰、明朝和东南亚诸国联系起来，缔造一个合法的商业帝国”。

最终，这个愿望由他最能干的伙计实现。

此时，日本正处于江户幕府时代的开端。1623年，二代幕府将军德川秀忠正式传位给次子德川家光，自己隐居于西之丸，称“大御所”，实行二元统治。

当时，日本幕府为防止商人豪富与幕府对立,威胁幕藩体制，开始清洗国内的天主教徒。从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时起,对外政策开始向锁国转变。1616到1639年，德川幕府五次颁布“锁国令”，实行海禁,驱逐西方人,只允许中国和荷兰船在平户、长崎两地贸易。此时的平户、长崎，成为中国商人尤其是闽南商人的聚集地，构成了大大小小的唐人街，叫“唐人町”。

在日停留期间，郑芝龙去晋谒了当时已退隐的德川秀忠，向他献上来自中国的珍贵药材。秀忠命人在长崎宾馆招待他，并给他优渥赏赐。受幕府召见后，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身份立刻尊贵起来，加上他熟悉海外风物，又善外交，地方豪贵常与之交游，尊称他为“老一官”。在肥前的平户藩，他受到当地藩主松浦氏的优待，松浦氏为其在平户附近的河内浦千里滨（今长崎县松浦郡千里滨）赐宅地建新居，并介绍家臣、华商翁翊皇之女与之缔婚。

翁翊皇，福建泉州人士，后到日本经商定居。他靠锻铸刀剑起家，娶一日本寡妇田川氏为妻，收养了她和前夫的女儿，自己也更名为妻姓。他很是赏识这个来自故乡的年轻人，乐得顺水推舟，把17岁的养女田川松许配给了郑芝龙。

田川松性格温柔，先后为郑芝龙生下两子。长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郑成功，7岁时被郑芝龙带回国教养。次子则按约定过继给外祖田川家做养子，取名为田川七左卫门。七左卫门成年后，担任郑氏家族在日本的代表，从事中日贸易。等到郑成功起来抗清后，田川七左卫门仍不断输送人力、物资供应其兄，且维持组织海上贸易命脉，直到德川幕府彻底锁国。

1633年中荷料罗湾海战，荷兰画家西蒙·德·弗列格绘，藏于英国诺福克郡费尔布里格大厅（Simonde Vlieger/图）

1624到1625年间，还是一介小人物的郑芝龙卷入了一场民间海上势力与明朝政府、西方殖民者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和商业博弈。

162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占领了澎湖，并封锁了漳江出海口，要求明朝政府开埠通商。明朝的福建官府随即扣押了李旦在大陆最重要的商业伙伴许心素，以此要挟他出面帮助与荷兰人调解，让荷兰人从澎湖迁往台湾。许心素是李旦在大陆的代理人，他以泉州、厦门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大陆货源网络，先把生丝等商品运到台湾，再由李旦销往日本和东南亚各大港口。为了保住自己的生意，李旦只能接受任务。此外，他很可能也想借此建功，换得明朝政府对他所营的海上生意的承认，“洗白”海盗的身份。

当李旦在明朝政府与荷兰人之间穿梭外交时，他把自己最得力的心腹推荐给荷兰人当“通事”（翻译）——把郑芝龙作为眼线安插到荷兰人身边，为他刺探动向和情报。

但李旦的斡旋没有成功，荷兰人不愿妥协。1624年5月，明朝军队开始猛攻澎湖。缺乏战争准备的荷兰人抵挡不住，被迫转移到台湾大员岛，随即侵占了台湾南部地区。18年后，荷兰人击败了西班牙在北部的据点，独占了整个台湾。

在明朝与荷兰的这场军事和外交冲突中，郑芝龙为荷兰驻台长官迪·韦特做了近一年的通事，得以穿梭其中。在葡语之外，他还会说日语、西班牙语、荷兰语，并在台湾、澳门、马尼拉和日本都生活过。在明晚期，这是一个相当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商贸经验的年轻人。这将为他未来的崛起、击败其他海上竞争对手打下了基础。

天启五年（1625）夏，李旦回到日本，同年抱病去世，留下了庞大的家产。最终郑芝龙击败了李旦的儿子李国助，以义子身份继承了他的大部分家业。也有荷兰学者根据东印度公司的史料认为：李旦生前欠下了巨额债务，实际资产已大幅缩水。但最重要的是，郑芝龙继承了李旦的理念——控制中国东南海域的贸易有利可图，只要明朝政府、欧洲人没有控制近海，这片海洋的大门就会向拥有良好船舰、商品、武器和贸易知识的人敞开，带来源源不断的巨大财富。

同年秋，郑芝龙在台湾期间效力过的海盗头子、与李旦集团有密切关联的颜思齐因伤寒病逝。颜为福建海澄县人，出身底层，个性豪爽，仗义疏财，在明末纠集了一大批三教九流，成为一股海上势力。他也是最早率众纵横台湾海峡、大规模有组织地拓垦台湾的人，后人因而尊其为“开台王”。

天启五年（1625）十二月初二，在台湾北港溪的出海口，郑芝龙和17个华人海盗结拜为兄弟，人称“十八芝”。他们以所谓“祈天”的方式共推郑芝龙为首，并于当月十八日成立水师军。

年纪最轻的郑芝龙何以能力压众多个性桀骜的海盗头子，成为带头大哥，这多少是一个谜。据史载，他先后争取到颜手下两位要人杨天生、陈衷纪对他的支持。杨是颜的心腹高参，曾为颜在日本策划过倒幕密谋。他对郑芝龙极为欣赏，认为他“年纪虽轻，议论大有经济”。得到杨的支持，郑得以击败来自陈衷纪的竞争，然后又把陈拉拢到他这边。接手颜的队伍后，他“统领诸军，即料理船只，整顿器械，件件完备”，也让陈钦佩，余下的大小海盗头目都一一拜服在他手下。

经历1625年的巨变后，20岁出头的郑芝龙已不是那个替大海商们跑腿、做翻译、押送海上货物的小伙计了。他继承了李旦庞大的船队、国际贸易网络，得到了颜思齐的人马，并与日本幕府、荷兰驻东亚头面人物都有过往来。

天启六年（1626）年初，郑芝龙召集手下大小头目，对福建沿海展开军事行动，目的是为了练兵，同时也为得到粮草和军饷。他亲自带领战船10只、快哨3只，登陆金门、厦门等沿海富庶地区劫掠。因为人数众多，很少遇到大的反抗。他开始有意识地笼络人心，当时正碰上福建连年大荒，他劫富济贫、礼贤下士，大量饥民因此都来投靠他，一时名声大震。据西班牙传教士的说法，郑芝龙当时有能力调动一千艘船出海。

次年六月，他带着部下进犯闽山、铜山、中左等处，屡屡袭击东南沿海一带，令明朝的军队大为头疼。甚至有明朝地方官以开放贸易为条件，请求荷兰人联手剿灭他，结果，荷兰舰队也被郑芝龙打得落荒而逃。但每次与明军作战胜利时，郑芝龙都会手下留情：制止部下继续追击，尤其要求不能让那些明朝将官难堪。

两年时间里，他率部击败了明朝水师提督俞咨皐统领的福建、浙江水师，杀死了为荷兰人做事的买办商人许心素。经过对各方海商力量的整合，此时的郑芝龙已经成为可与明朝政府、荷兰殖民者等多方力量在海上博弈的重要角色了。

荷兰人绘制的海图，描绘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右下）势力控制的厦门和金门一带地区（台湾历史博物馆/图）

天启七年（1627）八月，明熹宗在乾清宫驾崩，因无子嗣，传位给其弟朱由检，即末代皇帝崇祯。此时的大明王朝处于风雨飘荡之中：除了国内官吏腐败、朋党林立之外，在东北有努尔哈赤的威胁，西部、中部则有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因此，崇祯帝决心招抚郑芝龙，以解决威胁帝国东南的海疆安全问题。

崇祯元年（1628）九月，郑芝龙接受明朝政府的招抚，被封为“五虎游击将军”。

这是一个双赢的决定。对郑芝龙来说，这有助于他个人地位的提升，能够“合法地”从事海上贸易，摆脱同时被明朝军队、其他海盗和荷兰舰队多面攻击的处境。在明朝政府这边，是希望通过招安的方式，以寇治寇，让郑芝龙的水师协助明军扫灭东南沿海的海盗，解决海疆安全问题。

在接受朝廷招安的问题上，郑芝龙集团内部意见不一，加上利益分配引发的矛盾，号称“十八芝”的人马随之分裂，李魁奇、钟斌、李国助、刘香等海贼头目带着人和船叛逃，先后在海上对郑芝龙发起挑战。

首先发起挑战的，是个性最为骄横的李魁奇。他率部分人员出逃时，带走了数百条帆船，其中有9条是装满货物要驶往大员（17世纪，在今台南西边有一个舄湖，称为台江内海，俗称大员湾。台江内海由一堆离岸沙洲围成，其中最大的两个沙洲是北线尾岛和大员岛）和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的货船。李魁奇纠集多条渔船，在台海一带打劫来往商船，包括吕宋的洋人船和郑芝龙在台湾的船队，成为海上一霸。从1629到1630年初，李一度占据了厦门。

当福建官府打算剿灭海上各方势力时，郑芝龙力主先剿李魁奇。自崇祯二年起，到崇祯八年四月，他先后将李魁奇、钟斌、刘香等海盗一一击杀。

在这场东亚海域的控制权争夺游戏中，另一个闯入的玩家是荷兰人。

荷兰原为西班牙属地。自17世纪起，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摆脱西班牙统治后，在短短几十年间发展成为航海和贸易强国，被誉为“海上马车夫”，成为继西班牙之后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家。1602年，荷兰商人和贵族联合成立东印度公司。1619年，他们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殖民据点巴达维亚，试图逐渐向东亚海域扩张势力，并与先来者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争夺殖民地。

自荷兰人进入东亚海域的第一天，所求的就是自由、不受约束的贸易，可以在中国沿岸任何地方停泊、交易。这实质上是要在东亚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为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极为现实的策略——谁最有可能给他们带来贸易，就选择跟谁合作，从明朝政府到郑芝龙、李魁奇、钟斌、刘香。

1630年2月9日，在荷兰舰队的协助下，郑芝龙在厦门海域击败了对手李魁奇，得以重新控制厦门。作为交换条件，他承诺荷兰的船只可以在厦门、漳州河贸易，并达成荷兰人不得伤害郑氏旗下船只的协议。但等到海盗钟斌起来作乱，福建的海禁又严格起来。1631年，郑芝龙要求荷兰人离开厦门海域，交易只能限制在台湾的大员岛进行。荷兰人非常不满，仍想尽一切努力让他们在厦门海域的贸易继续下去。

当时，郑芝龙已成为荷兰人最大的贸易伙伴。随着海禁收紧，福建商船到台湾大员的很少，难以满足荷兰人的货物需求。另一方面，郑芝龙垄断了对台湾的贸易，控制了定价权，货品质次价高。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让荷兰人越来越难以接受，认为这将使东印度公司无利可图，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到1633年，当对华贸易依然没有好转时，他们决定采取武力来改变现状。

郑芝龙也有他的为难之处。自接受明朝招抚以来，他与招抚他的福建巡抚熊文灿交好。熊奉行“以不治治之”的策略，善于驱使郑芝龙来剿灭各路海盗山贼。至于郑与荷兰人私下的贸易来往，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到1631年9月，郑芝龙先后剿灭了李魁奇、钟斌等海上势力后，熊文灿随即奏请朝廷开放漳、泉的海禁，重开通商口岸恢复海外贸易。他清楚郑有“红夷（明清之际对荷兰人的称呼）之利”，仍准许他的船到台湾南部的大员岛与荷兰人做交易。这对中荷贸易乃至郑芝龙与荷兰的关系都是一个重要的缓冲。

但到崇祯五年（1632）二月，熊文灿升任两广总督，继任者邹维琏是个海禁强硬派。他极力反对让荷兰人来福建沿海做贸易，更不许谈“互市”两字，认为“自古华夷混处，酿祸非小，何敢容隐以用痈”，“红夷们”深目长鼻，更是蛇猪一类的野兽畜生。对郑与荷兰人之间交往过密，他多次上书朝廷严厉谴责。

在巨大的压力下，郑芝龙不得不与荷兰人断绝关系，并表态“剿匪以赎罪”。这也最终造成了郑荷关系的破裂。到1633年10月料罗湾海战前夕，他只得“誓以一身拼死当夷”。

1633年7月，荷兰方面经过充分准备后，在南澳、厦门对明朝军队发动了进攻，共投入11艘荷兰战舰和3艘戎克船。当时郑芝龙忙着对付海盗刘香，对荷兰人完全没有防备。荷兰人用炮击、火烧、凿沉等方式，毁掉了明军驻在港口中的几十艘船舰。突袭成功后，他们的下一步动作是劫掠来往于福建与马尼拉的商船，使得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航线陷于瘫痪。

随后，荷兰人以胜利者的姿态给郑芝龙和泉州官员们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毫无限制地在中国沿海自由贸易，在厦门鼓浪屿建立属于他们的贸易据点，船只自由出入中国海岸，禁止中方与西班牙人贸易，“不再允许任何戎克船前往马尼拉、基隆（均为西班牙殖民地）或者其他我们敌人的地方，只许前往巴达维亚。”

荷兰人是想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把势力扎根到东亚大陆的沿海地区，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在东亚贸易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就像葡萄牙人拥有澳门那样。

郑成功与原配董氏画像，清代佚名作（视觉中国/图）

1633年10月，一份来自郑芝龙的宣战书被送达大员，他措辞强硬地表示：要与荷兰人堂堂正正较量一番。

当月22日黎明，郑芝龙的水师舰队突然出现在荷兰舰队停靠的金门料罗湾。据荷兰人描述，明军投入了约150艘戎克船，其中有50艘是特别大的战船，其余是中小型战舰。荷舰有8艘，另有与荷兰人临时结盟的海盗刘香和李国助的50艘船从旁协助。

郑芝龙亲任前锋，下令他的舰队直冲荷兰人，将荷刘的舰队合围起来。其中三艘中国战船勾住了荷兰的快艇Brouckerhaven号，然后其中一艘中方战船被点燃，立刻烧起来，Brouckerhaven的船尾也跟着起火。虽然荷兰人还在船头用步枪、火器拼命抵抗，但已完全丧失了突破包围的可能性。他们于是自行引爆火药，Brouckerhaven爆炸后沉入海底。

除火攻外，另有四艘中方船把另一艘荷快艇Slooterdijck号勾住，明军将士跳到敌舰上，经过一番厮杀争夺，最终占领、控制了Slooterdijck。

在明军的猛烈攻击下，荷兰人被团团包围。眼看败局已定，剩下六艘荷艇冲出重围，逃往外海。刘香和李国助的舰队看势不妙，立刻夺路而逃，完全弃荷兰盟友于不顾。

据荷兰人的《巴达维亚城日记》所记：料罗湾海战中，被俘的荷兰人约计百人。另据福建巡抚邹维琏奏报的战绩：“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馘斩夷级二十颗，焚夷夹板巨舰五只，夺夷夹板巨舰一只，击破夷贼小舟五十余只，夺盔甲、刀剑、罗经、海图等物皆有籍存。而前后铳死夷尸被夷拖去，未能割级者，累累难数，亦不敢叙。”

料罗湾海战又称崇祯明荷海战，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在海上大败西方海军的战役，郑芝龙的水师是这场海战的绝对主力。战前，他做了精心的准备和战略谋划，并得到福建官府的火船和战船助战，以形成对荷兰人的合围。为激励士气，郑芝龙“破家赏士”，对烧毁荷兰战船者，再赠200两精银。

大战后，明军乘胜追击，又连续与荷兰人发生小规模海战，一直将荷兰赶出中国沿海为止。

耐人寻味的是，海战11天后，郑芝龙派人送信到大员岛，主动向荷兰人抛出橄榄枝：说自己和明朝官员们对发生战争感到痛心，提出双方可以恢复和平关系，继续贸易，前提是荷兰长官普特曼斯需要为发动战争道歉，并赔偿损失。

尽管大获全胜，郑芝龙的真正目的是形成一种战略震慑，让荷兰人知难而退，彻底打破想以武力征服来垄断贸易的企图。事实上，双方都想控制事态。在战前，郑芝龙下了对荷方长官普特曼斯的赦免令，如将其俘虏，不得将他杀死，而是交给郑或其他官员。战役中被俘的其他荷兰人，也都受到了友好招待。

经多次交涉谈判，郑、荷恢复了贸易合作关系。到1633年底，明朝政府允许一定数量的商船去大员贸易，但交易地点仅限于此，不能扩展到大陆沿岸地区。从1634年开始，陆续有持贸易通行证的中国商船前来大员做交易。

不久，对海禁强硬的福建巡抚邹维琏遭到撤职，继任者对海禁以及郑芝龙等人无力约束，于是采取放任态度。虽然明朝宣称胜利，但东南海权自此落入郑芝龙一人掌控之中。荷兰方面也放弃了武力威胁的方式，接受郑芝龙的贸易安排。大员作为东亚海域贸易的中转站逐渐发展起来。自此，台海一直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均势状态，直到明王朝覆灭。

自1628年被招抚后，郑芝龙帮助明朝政府荡平海寇，击败荷兰人，使得东南沿海恢复了安宁。崇祯八年，郑以首功升为参将；九年升任福州都督，十三年又因战功升福建总兵官。自此，他控制了从日本到东海、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被称为“闽海王”。

东南海疆唯郑芝龙是从，来往的商船花钱买郑氏旗号，“每一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若无郑氏旗，在东亚海面被拦截的概率超过百分之五十，若在福建沿海，则百分之百被拦截。最后就连在台湾的荷兰人都得偷偷地以日本船的名义买令旗。当时，郑芝龙违反明朝政府的禁令，开辟了直航日本的贸易航线，这也意味着台湾作为中转站的地位丧失，由此导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利益遭受巨大损失。

在故乡南安的安海港，郑芝龙用数年时间修建了一座巨大的城堡，以此作为海上贸易的基地和军事据点。整个城堡占地138亩，极其华丽，一半修筑在海滩上，一半在海里，像一个神秘的港口。城堡直通五港口岸，并设有面向大海的大炮，可以射击近海来犯的敌船。

在17世纪上半叶，郑芝龙以强大的海上武装和明朝官员的身份，独占通洋巨利，成为环中国海的主宰。此时，大明王朝正处于大厦将倾之际，帝国的统治者无暇也无力顾及沿海侵扰的“肢体之患”，只能“以寇治寇”。这给了郑芝龙难得一遇的历史时机，发展、壮大成为集商业、军事于一体的郑氏海上帝国。

日本画家歌川国芳所绘的郑成功猎虎图（视觉中国/图）

在17世纪的东亚海域，无论是明朝军队，还是后来的清朝军队，都无法与郑氏集团的海上武装相抗衡。

崇祯元年，两广总督李逢节在给朝廷的奏疏里，就提到“郑贼”的船器很多都是外番制造。相比明军以及后来的清军，郑氏水师的船械装备要优越得多。除了传统的中式帆船，如鸟船、乌尾船等，还配有仿西式的火炮，包括16世纪从葡萄牙传入的小型火炮佛狼机。

当时欧洲国家进入东亚后，海上优势是“侧舷炮舰”。这是一种可以在船只两侧安装多层火炮的大型战舰，比中式帆船火力强大很多。1633年7月，当荷兰人发动对明朝的突袭战时，他们惊讶地发现郑芝龙竟然装备了一支新型舰队——在厦门港内停泊着近30艘较大的战舰，装备完善，架着16、20到36门大炮，远超过荷兰舰的炮火装备。

在与荷兰人打交道的过程中，郑芝龙已经在悄悄地学习、仿制荷兰人的战舰，并开始采用西式的四轮炮架和驻退索环，把战斗力水平提升到与当时领先欧洲的“海上马车夫”大致对等的水平。北美汉学家欧阳泰因此称郑芝龙“系统性地开辟海洋军队现代化之路”。

欧阳泰根据多国资料研究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整个过程时发现：如果纯粹从军事技术来讲，包括武器、船只的种类、数量，碉堡的设计，17世纪的荷兰人已经远远超越了郑成功的军队。但由于郑成功的将领在素质、团结方面都优于荷兰人，而且对待俘虏宽厚、善于用他们的长处来战胜敌人，所以郑成功很快就学会了如何运用荷兰人在武器和碉堡技术上的突破。

这些早期的中西方较量，显示了荷兰的军工科技及其背后的政治、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在17世纪，这些差距尚小，可以通过学习、模仿来弥补。等郑氏失败后，清朝失去了在海上发展的动力，只注重帝国在陆地上的威胁，差距越来越大。

清朝初年，为了追赶并击败郑氏水师，新生的清军水师一度开始学习、仿造郑氏的战舰和装备。等清廷消灭郑氏势力、平定台湾后，主帅施琅当即上奏，拆掉了正在建造的一只大型战船，又改回过去那种只装备少量火炮的老式中型船，在军事技术上走了回头路。

直至一个半世纪后的1840年，英国军舰封锁了广东的珠江口，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才领教到西方的“船坚炮利”，陷于与西方屡战屡败、进退失据的败局。至晚清，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政治精英的推动下，一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姗姗来迟。

郑芝龙本人的生活方式也颇有“华洋杂处”之特色。

他身边有一支从澳门招募、组建的黑人雇佣兵。雇佣兵里不仅有非裔，还包括深肤色的南亚和东南亚人。他们作战勇敢，忠诚友爱，善于用来福枪、滑膛枪等新式武器。

这是郑芝龙在澳门时从葡萄牙人那里借鉴的经验。他一直过着刀口舔蜜的生活。接受明朝招抚后，他仍面临各种危险，需要时刻防范仇家、竞争对手的暗杀活动。每当他接受各种要人邀请去参加庆典或宴会时候，他都会带着黑人卫队做贴身安保。

等郑芝龙后被清廷挟持到北京后，部分黑人雇佣兵追随郑成功抗清，且在收复台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合并策反了荷兰人的“乌番军”，在战争中给荷兰人以重击。

台湾省台南市郑成功文物馆，描绘台湾沿海城镇台南的风土人情的绘画地图局部（视觉中国/图）

崇祯三年（1630），年仅7岁的小福松（郑成功乳名）告别母亲和弟弟，跟着堂叔郑芝鹗乘船回国，认祖归宗。母亲田川松则被德川幕府以“日女不入中原”为由留在日本。直到15年后，田川松才得以来中国，与丈夫和长子团聚。

田川家是隶属于平户藩主松浦氏的武家。在7岁前，小福松除了读书识字外，也接受了日本武士道的训练。

对于长子，郑芝龙这个海盗出身的枭雄寄予着极高期望。他一度设想过把长子交给荷兰人，安排他到巴达维亚去学习西人的军事知识和礼仪。但最终还是为儿子安排一条他眼中、也是中国传统社会认为最光宗耀祖的路——读四书五经，通过科举进入帝国高层，当大官。在老家安平，他为小福松聘请当地最有学问的老师开蒙。老师给他起名森，寓深沉整肃、丛众茂盛之意。

郑森也很争气，14岁考中秀才，又经考试成为南安县20个“廪膳生”之一。崇祯十四年（1641），他迎娶了福建泉州惠安进士、礼部侍郎董飏先的侄女。

崇祯十七年（1644），郑森前往南京求学，进南京国子监深造。他拜在“东林魁首”、大儒钱谦益的门下读书，“性喜春秋，兼爱孙吴”。为了勉励这个出身武家的门生，钱谦益替他起“大木”之表字。在南京期间，郑森和东林复社人士往来频繁，结为师友。东林复社所标榜的忠君爱国、杀身成仁的社会清议对他影响至深。

儒家的忠孝节义观，成为郑森一生的精神底色。相比弟子，一代大儒钱谦益此后在明清易代之际进退维谷、反复无常，尽显知行之间的错位和尴尬。等降清出仕后，他又困顿于“大节已亏”，和妾柳如是与郑成功暗中联络，想助他的反清复明事业。

这一年，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明朝灭亡。随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进驻北京城。明朝遗臣遂于南京拥立万历帝之孙、福王朱由崧登基，翌年（1645年）改元“弘光”。为了得到郑氏的支持，他封郑芝龙为南安伯，守福建，调其弟郑鸿逵率舟师驻镇江防守。当年五月十五日，清朝豫亲王多铎率军南下，破扬州，攻占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等人殉国，弘光帝被俘后遇害。

弘光政权覆灭后，由于清廷在江南采取残酷野蛮的高压政策，强行下达剃发令，激起各地抗清斗争蜂起。在福州，郑芝龙和郑鸿逵拥明宗室、唐王朱聿键称帝，1645年七月改元“隆武”。手握重兵的郑芝龙成为隆武帝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

隆武政权成立后，郑芝龙把长子郑森引荐给隆武帝。隆武帝非常赞赏他的才华，叹息说：“惜无一女配卿，卿当忠吾家，勿相忘也！”在帝制时代，这是无上的荣光。为了表示对郑森的宠爱，隆武帝将当朝最尊崇的朱姓赐给郑成功，并将其原名森改为成功。

自是，朝廷内外都称朱为国姓，普通百姓尊称郑成功为“国姓爷”。1646年（南明隆武二年）起，22岁的郑成功开始领军，多次奉命进出闽、赣与清军作战，颇受隆武帝器重。但兵权仍掌握在其父郑芝龙手里。

此时，权势到达顶峰的郑芝龙意识到大明王朝气数已尽。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善于投机的精明商人，也是明末东亚海域众多海盗中硕果仅存的一个。他不想全副身家跟着大明王朝这艘老旧的破船一起沉入海底。

当清军南下福建的时候，郑芝龙开始“放水”——命令仙霞关守将施福（又名施天福，施琅族叔）把军队撤回福州。此举导致清军攻入闽北时几乎没有遭受抵抗。当时已降清的前明高官洪承畴受命招抚江南。因他和郑芝龙同为泉州南安人士，便以同乡之谊，给出了三省王爵的降清条件。利诱之下，郑芝龙不顾郑成功、郑鸿逵等人的反对，决意带着其他几个儿子北上向清朝投降。郑成功见劝阻父亲不成，带着部分将士出走金门。

郑芝龙本以为降清之后不但得保家业，还能占据一方成为王侯。不料清军征闽主帅博洛背约，不但将郑芝龙及其诸子一同挟往北京，更出兵攻打郑氏的故乡闽南南安。郑成功之母田川松当时已从日本来南安定居，不幸遇此劫难，受辱后自缢身亡。郑成功得知母亲死讯，悲痛欲绝，更加坚定了抗清的决心。

郑成功和其军队成为南明后期主要的抗清军事力量之一。

清朝一直想以手中的郑芝龙为要挟，逼诱郑成功降清，未果。顺治十四年（1657），郑芝龙和四个儿子、弟弟郑芝豹一道被流放宁古塔，“加铁链三条，手足杻镣”。康熙即位后，当年（1661年）十月，下旨在菜市处死郑芝龙等11人。噩耗传到台湾，郑成功“伏案顿足大恸”，发誓要“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

郑成功后裔祭奠郑成功陵墓（视觉中国/图）

1646年，对郑氏家族和东亚海域，是乾坤巨变的一年。

随着清军攻入广东，控制东南沿海，郑氏的地盘被压缩到闽省沿岸一带和近海岛屿。第二年，郑成功在海上起兵抗清，尊在广东肇庆称帝的永历为正朔，以复明为大业。

起初，他没有自己的地盘，厦门、金门都被叔父、堂兄弟们控制，各自拥兵自重。他在沿海一带招兵买马，聚拢起其父旧部中不愿降清者，建立起自己的军队，三年时间里逐步整合郑氏集团的力量。到1650年收金、厦两岛于手中后，他以此为基地苦心经营。到1658年，他建立起一支远超郑芝龙全盛时期的军队，“甲士五万，伏兵凡十余万，船数千艘”。

相比出身底层、早年混迹江湖的郑芝龙，郑成功的性格里有更多的“刚强、勇敢、好复仇和残忍”。他对部下和军队要求极为严格，也因此打造出一支极富战斗力的强悍军队。据与他有过深入接触的西班牙神父李科罗估计：在郑成功控制中国东南沿海的15年里，约有50万人因为违反他的命令而受到严厉的处罚，不管是亲信还是他的家人。

郑成功一生中的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抗清复明的事业里，同时以商养战，还没来得及一一展开他胸中的诸多抱负。早在南明隆武二年(1646)，他在年仅22岁之际就向隆武帝提出了被后人誉为“延平条陈”的治国安邦之策，即“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隆武帝听毕赞为奇策。

这16个字涵盖了郑氏在政治、经济、军事兵法上的战略战术思想。其中的“通洋裕国”，即指发展海上贸易，增加国家财富，以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最早关于对外开放的最高构想和实践。

“通洋”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军需物资，也是郑成功反清复明活动的基础。

在他的时代，郑氏海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国是日本，一是因为日本当时对中国物产的需求量较大；另一方面也因为郑氏本身与日本关系密切。当时，他的胞弟田川七左卫门一直留在日本，负责管理郑氏集团在日本的海外贸易。“国姓船”除了从日本采购生活物资外，还负责采购郑成功军队的军需物资，如甲胄、军火原料等。出口到日本的物产主要以生丝和纺织品为主，另外还有台湾产的鹿皮、砂糖等产品。

为了断绝郑成功的后路，清廷后来采纳了原郑成功部下、降清将领黄梧的计策，实施迁界令，“令将山东、江浙、闽、广海边居民尽迁于内地，设界防守。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则海上食尽鸟兽散矣。”迁界令下达后，郑氏集团从大陆采购物资的途径被切断，导致海外贸易无法进行。清朝的这项措施也是促使郑成功最终选择退守台湾的关键原因。

从1646到1656年，郑成功与荷兰方面维持着稳定的贸易往来。虽然双方不时因船只征税、劫掠商船有小摩擦，大体上还是维持着合作关系，直至1656年发生了贸易禁运风波。

当时，南洋有大量华人经商定居，他们在当地积累了财富，但地位很低，经常成为暴力的牺牲品。1603、1639年，马尼拉两次爆发西班牙殖民者联合当地土人针对华人的大屠杀事件。到1655年，又发生了针对华商的恶行。郑成功得知后非常生气，决定对马尼拉实施贸易制裁。

他随后写信给台湾的荷兰长官，请求大员方面禁止船只前往马尼拉进行贸易。但是，荷兰人以西、荷之间签订过永久和平协定为由，婉拒了这一要求。这让郑成功非常不满。1656年6月，他果然发布禁令：禁止大小船只往台湾大员方向贸易，并给予一百日内来回航行的宽限。

此后一年时间里，没有一艘船前往大员贸易，沿海地区也只有少数小船偷渡至大员。郑成功对禁令的执行极为严苛：一只商船被查出私藏胡椒后，船长被处死，船员则被砍下右手。台湾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亚的中转站，东南亚的许多商品都是经由台湾转运至各地贸易，而大员港又是荷兰在台湾最大的港口。大员港被禁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几近瘫痪。

荷兰方面不得不派人向郑成功求和。经过数月谈判，最终荷兰人作出退让，郑成功也就此罢休，于1657年7月解除对大员的贸易禁令。

随着东亚大陆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尝试与清朝建立联系。1653年，从巴达维亚派出的荷船到达广州，试探是否有商谈通商的可能性，但清廷拒绝了。1655年夏，荷兰方面又派出一支由16人组成的使臣团到北京面见顺治帝，请求贸易许可。在广州等候期间，他们提出愿意向中国皇帝提供援助以剿灭郑氏的势力，以此换得清廷开放贸易。

荷兰人认为，要打开中国的贸易，最有价值的筹码就是帮助清廷围剿“国姓爷”。

事实上，自1646年南明隆武政权被灭，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开始担忧一种可能——郑成功有进攻台湾岛的打算。在他们眼中，郑成功是一个越来越危险的人物。

1662年2月，荷兰人向郑成功投降（视觉中国/图）

1657-1659年，郑成功三次北伐抗清，力图克复南京，最终都遭遇失败。此时，满清大体上控制了中国，抗清斗争进入低潮；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逃入缅甸境内。清军由此得以集中更多兵力，加强对金、厦二岛的进攻。

大陆沿海已经难以固守，再开辟一个抗清的基地迫在眉睫。

1661年4月21日，郑成功亲率25000名将士，分乘三百艘战船，从金门出发，越过台湾海峡，因遇上飓风在澎湖停留数天，于30日清晨抵达大员。荷兰驻军听说郑成功要进攻台湾，十分惊恐。他们把军队集中在热兰遮城、普罗文查城（均在今台南）两座城堡，还在港口沉破船阻止郑成功船队登岸。郑军趁海水涨潮顺利驶进鹿耳门内海，主力从禾寮港登陆，从侧背进攻普罗文查城，并切断了其与热兰遮城的联系。战斗中，荷军以Hector号战舰攻击，郑成功一声令下，把荷军紧紧围住，六十多只战船一齐发炮，把Hector号击沉。普罗文查城的荷军在水源被切断、外援无望的情况下，向郑军投降。死守热兰遮城的荷军负隅顽抗，郑成功在该城周围修筑土台，并打退来自巴达维亚的援军。围困8个月之后，他下令向热兰遮城发起强攻。1662年2月，荷兰人投降。

经过长达9个月的战斗，郑成功打败了当时的海洋强权，从殖民者手里收复了沦陷38年的中国领土台湾。这场战争结束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台湾的经营，开启了明郑政权对台湾的统治。

1662年6月23日，年仅37岁（未满38周岁）的郑成功在盛年之际突然死去。此后，他的继承者郑经、郑克塽接续在台湾的经营。

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在郑氏经营台湾21年后，郑成功之孙、延平郡王郑克塽向郑的旧部、清统帅施琅投降，接受剃发，然后乘坐船只离台。1699年，经康熙帝恩准，郑成功、郑经父子的尸骨从台湾被带回南安县郑氏祖墓归葬。

郑成功对明的忠诚、矢志不移的抗清，和他中日混血儿的身份，让东亚文化圈深受儒家忠烈观和“华夷之辨”影响的民众为之深深感动，尤其是在日本。自18世纪初，日本民间出现了大量有关“国姓爷”题材的戏剧、小说和历史创作，至今兴盛不衰，被称为“郑成功文学”。

（参考书目和资料：邓孔昭《郑成功与明郑在台湾》；李广超《郑芝龙海洋活动研究：1621-1635》；韦文军《郑荷海战与台海军事格局之演变：1633-1663》；管宁《日本德川幕府锁国的原因和影响》；李伯聪《中国在“全球化第一波”中错失的三次历史机遇》。）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徐琳玲

责编 周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