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中旬，北京的“天气”阴晴不定，气氛诡谲。时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敏锐地捕捉到了不同寻常的意味。华国锋的直觉并非空穴来风，毛主席病逝后的第二天，中央办公厅就向全国下发了内容为“有事向王洪文同志请示”的通知，这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惯例。

华国锋心中雪亮，“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已经按耐不住抢班夺权的野心，从蠢蠢欲动发展到了明目张胆。作为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老党员，华国锋在征求了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内元老的意见之后，决定对相关人员采取非常手段。

在敲定具体实施方案的时候，华国锋想到了一个人，如果可以得到他的支持，对反革命集团头目的抓捕能够更加顺利地实施。这个人便是吴德，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卫戍区政委，集北京市的党政军权力于一身。

吴德出生于1913年，是1933年入党的老革命家。吴德的老家是河北省丰润县，在这个著名的中原“粮仓”里长大，他的童年却经常要忍饥挨饿。随着年龄的增长，吴德心里对于旧社会人吃人制度的深恶痛绝逐渐达到了顶点。

1932年，在北平弘达中学读书期间，吴德接触到了我党的先进理论。随着时间的流逝，吴德逐步明确了投身革命，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入党后，他先后在唐山工会，华北铁路总工会和北平市委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吴德受组织派遣到河北地区开展工作。他在河北地区组建了10万人的抗日力量，在敌后开展游击战，支援正面战场抗日，为冀热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先决条件。

1940年，吴德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他代表冀东分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了组织罢工和领导武装暴动的情况，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

在延安工作期间，吴德被安排在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工作，负责对我党派往敌占区工作的同志进行培训。中央情报部成立后，吴德又被安排到政情室担任副主任。他的敌后斗争经验丰富，熟悉日伪军的内部管理制度，对加强我方向敌人的渗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吴德回到晋察冀边区政府工作。他先后担任了边区交通局和铁路局局长，冀东党委书记和唐山市委书记。当时的晋察冀边区，局势相对稳定，按照组织上的安排，即将进入新政权的建设阶段。

吴德原则性强，对中央政策的领悟和执行能力较强，在实际工作中重视群众对政策接受度的考察。建国后，39岁的吴德担任了天津市的第二任市长。吴德在天津市的工作，主要以稳定局势，恢复国民经济各行业发展为主。

1966年，吴德获毛主席点名出任北京市代市长，接替彭真的职务。进入特殊历史时期后，吴德是少数没有受到太严重影响的北京市领导之一。1972年，他开始主持北京市的全面工作。

时间转眼到了1976年9月，吴德和全国人民一样，陷入对伟大领袖辞世的深深哀痛之中。这个时候，他接到了华国锋同志的通知。

10月4日，他与华国锋会面，后者向他转达了叶剑英和李先念同志的意见，请求他代表北京市方面全力支持对反革命集团的抓捕工作。吴德是党性觉悟一流的老同志，早就对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看不惯眼了。

在商讨具体细节的时候，吴德向华国锋建议，为了保险起见，应该同时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四人帮”关系密切人员）三人实行强制管控，华国锋采纳了他的意见。

结束和华国锋的会面之后，吴德立即约谈了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陈向吴德明确表态，北京卫戍部队服从吴德指挥。一切准备就绪之后，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骨干成员全数落网。吴德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1982年，吴德当选为中顾委委员。1995年，82岁的吴德在北京病逝。国家给予他极高的葬礼规格。这位老革命家走完了他的光辉一生，他的身后，如同宋任穷同志的评价一样“成绩卓著，光明磊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