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叫赵国胜，今年58岁，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初中没毕业就辍了学。
那时家里穷，兄弟姐妹多，父母实在供不起我继续上学。
我的大哥和二哥都比我大好几岁，我是家里的老三。
因为家里实在养不起这么多孩子，7岁那年，父母征得我的同意后，把我过继给了二叔。
我二叔比我父亲小两岁，膝下无子，和二婶也一直想要个孩子。
我记得那天，父亲蹲下来摸了摸我的头，说：“国胜，跟着二叔去吧，以后他家就是你家。”我什么也不懂，只知道要离开妈妈时，我哭得撕心裂肺。
过继给二叔后，我改了户口，从法律上成了二叔家的独生子。二叔家条件还行，种地为主，空闲时也会去县里打零工补贴家用。他们对我也不错，吃穿不缺，甚至比我在亲生父母家过得还好。
后来我长大了，学了木工手艺，干了十多年木工，又转行去镇上五金店做销售，一干就是二十年。
娶了媳妇李秀兰后，我们搬去了县城边上住，日子虽不算富裕，但也算安稳。
我们有一个儿子，叫赵明，今年28岁，在市里一家物流公司上班，已经结婚，媳妇是城里人。
我和秀兰都已经退休，她是小学老师，退休金比我多点。我每月拿着2800块退休金，平时种点菜、照顾孙子，日子不紧不慢。
直到去年，二叔家老屋突然被通知要拆迁，这件事把我们一家推到了风口浪尖。
02
那天，我正在菜园子里拔草，电话响了，是村里老邻居老丁打来的：“国胜，你听说了吗？你二叔家那片要拆迁了，一户起码能分个三四十万，还有安置房。”
我一听，这心就咯噔一下。我二叔早在五年前去世了，二婶也在前年突发脑梗走了，两个老人孤苦伶仃，村里人都知道我这个“过继儿子”是他们唯一的亲人。
我放下手里的锄头，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晚上我跟秀兰说起这事，她眉头一皱，说：“这个拆迁款……你可得想清楚，这钱你能要吗？”
我愣了一下：“为啥不能要？我过继都快五十年了，户口、档案、身份证上写的都是二叔的名字，我是他儿子啊。”
她咬了咬牙，说：“你是过继的没错，可你这些年，真的有尽到儿子的责任吗？你二叔生病那年，我们去看过他几次？你二婶住院你出了多少钱？这些你心里没数？”
我哑口无言。
的确，虽然我过继给了二叔，但在他们年老时，我并没有像亲儿子那样照顾他们。
我那时忙着挣钱，顾着自己的小家，二叔病重时，我只请假回去过两次，还匆匆忙忙就走了。
二婶住院那年，我只打了两次电话，钱也没出多少。
“可是……”我犹豫了，“他们也没说过让我不管啊，他们临终前还说，要是房子将来拆了，就归我。”
秀兰叹了口气：“那是他们说的，可你心里清楚，你是真把他们当爹娘了吗？你要是拿了这笔钱，村里人会怎么看你？你儿媳妇会怎么看你？你儿子也会学你，以后我们老了，也这样对我们。”
这话像一记闷棍敲在我心头。我低下头，沉默了很久。
第二天，我去了村里，想亲自看看那片老屋。
站在二叔家的门口，房子已经破败不堪，门口的石凳上还留着二婶生前晒太阳的坐垫。
我走进去，屋里满是灰尘，墙上还挂着我小时候的照片——那是我十岁那年，穿着新棉袄站在门前笑的模样。
我眼眶湿了。
村支书老刘看到我，笑着说：“国胜，你可得赶紧办手续了，这拆迁款可不少，光房子就赔三套楼房，还有现金补偿。”
我勉强笑了笑：“我得回去跟家里商量商量。”
回家后，我把村里的情况跟秀兰和儿子赵明说了。
赵明听了，立马说：“爸，这钱你得拿，法律上你就是二叔的儿子，这钱不拿白不拿。”
秀兰却摇头：“明儿，你爸是法律上的儿子不假，可咱做人不能光看法律，还得讲个理。你想想，你爷爷奶奶活着的时候，你爸都没怎么管他们。现在人没了，房子拆了，就想拿钱，这合适吗？”
赵明皱起眉头：“那你说怎么办？钱不要了？咱也不富裕啊，三套房加几十万，咱还得养孩子呢。”
我沉默了。这个问题，连我自己都没有答案。
接下来的几天，我不停地回忆起自己在二叔家的点点滴滴。
记得小时候，二叔每天凌晨五点就起床给我煮鸡蛋，还把家里最好的咸鸭蛋留给我吃；二婶则会在我考试前给我做我最爱吃的红烧肉。那时我不懂什么是亲情，只觉得他们对我好是理所当然。
可我上了镇上的中学之后，心思就变了。那时候同学们都说我“捡来的孩子”，我开始自卑，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过继的。后来工作、结婚、生子，我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二叔病重那年，我甚至都没能送他最后一程。
我知道，我亏欠他们。
第五天晚上，秀兰把我拉到阳台：“国胜，我不是说让你一分钱都不拿。但你得有个交代，给自己，也给他们。”
我点点头。
第二天，我去了村里，找到村支书，说：“我愿意放弃一部分拆迁补偿，把其中一套房子和五万元现金捐给村里，作为老年人关爱基金，再修座凉亭，写上我二叔和二婶的名字。”
村支书愣了一下，眼里有些动容：“国胜，你……你这决定，真不容易。”
我点点头：“人不能忘本。”
03
拆迁款顺利到账，我按照承诺捐出了一部分。村子里建起了一座小凉亭，门口立了一块牌匾——“赵家老屋纪念亭”。每次回村，我都会在那儿坐一会儿，仿佛还能看到二叔坐在门口抽旱烟，二婶在屋里喊我回家吃饭。
我知道，我曾经走远了，如今愿意回来面对，哪怕为时已晚，也算是种弥补。
媳妇后来对我说：“你总算没让良心过不去。”
我笑了笑：“人这一辈子，走了多远，不能忘的，还是最初的那份恩情。”
拆迁款我拿了，但不是全部；良心账我还了，虽然迟了些。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但我知道，我终于敢抬头面对那两位养育我多年的老人。
故事没有大团圆，但我想，那凉亭下的微风，会替我说出我没说完的话。
“二叔、二婶，我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