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女权主义活动的展览描绘了争取平等的斗争，但在世界各地，来之不易的权利正越来越多地被剥夺。

Born Kicking，伦敦，1983 年。艺术家 Jill Posener 在伦敦泰特英国美术馆举办的 1970-90 年间女权主义艺术和行动主义展览。照片：由艺术家提供

媒体信源：The Guardian（卫报）

信源介绍：《卫报》创刊于1821年，最初名为《曼彻斯特卫报》。于2011年在美国创刊，还推出了澳大利亚和国际版本，报道政治、政策、商业、国际关系等内容。卫报媒体集团是一家全球性新闻机构，致力于提供无畏的调查性新闻报道，为弱势群体发声，并让当权者承担责任。其独立的所有权结构意味着卫报完全不受政治和商业影响。只有该媒体的价值观决定了他们选择报道的故事。

信源评级：

“被杀人政策洗脑”，这是这位刚刚当选阿根廷总统的男性对女性堕胎权支持者的描述。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这位极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承诺要举行一场禁止堕胎的全民公投。这仅仅是在阿根廷成为拉丁美洲最大的堕胎合法化国家三年之后。该国的女权主义者正在为一场保护自己的生殖权利的大斗争而作准备。

这一进展是令人沮丧的全球形势的一部分。联合国表示，这个世界正在辜负妇女和女孩，在实现改善妇女生活的目标方面“偏离了轨道”。五分之一的女孩在18岁之前结婚；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歧视妇女是合法的；每年，近2.5亿妇女遭受着来自亲密伴侣的身体或性暴力。在阿富汗和伊朗，倒退是绝对的：在相对自由的20世纪70年代，女性挤满了喀布尔和德黑兰的大学和咖啡馆。

如今的伊朗女性不戴头巾就无法出门，否则将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同时，她们需要获得丈夫的许可，才能从事某些工作或取得护照。塔利班对阿富汗妇女重新施加了类似的限制，并于2021年开始禁止女孩上中学。走在一条即使缓慢也看似平稳的通往平等之路上，却看到它突然被男性原教旨主义者夺走，这是一件极其残酷的事。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晰地提醒着我们，社会进步永不会简单堆积，也永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

一些人可能将伊朗和阿根廷等国视为与英国无关的例外。然而，有更平淡的迹象表明，历史的道德弧线并不总是向正义倾斜。上周，在英国泰特现代艺术馆参观一场关于1970-1990年代女性主义艺术和行动的展览“反抗的女性”时，我在想，如果告诉上世纪70年代全国妇女解放大会上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者，2023年的世界将会如何与ta们对同工同酬、免费避孕和堕胎、能满足所有轮班模式的免费24小时托儿所、支付家务劳动的工资的要求较劲时，ta们会作何感想。

我不禁感到，进展如此停滞不前，令人费解。是的，有些事情好了很多：在经济上，英国女性得到了相当大的赋权。但顽固且显著的薪酬差距依然存在：女性从事低薪工作的可能性比男性大得多；与母亲薪酬损失相对应的是父亲的薪酬奖金；英国的托儿费用在欧洲名列前茅。男性对妇女和儿童的身体暴力和性暴力仍然普遍存在：平均每2.6天就有一名妇女被一名男子杀害;三分之二的狱中女性是家庭暴力的幸存者；通过拒绝一些移民妇女进入福利安全网，国家共谋着对她们的虐待。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太阳报》的第三版（译者注：英国通俗小报《太阳报》曾长期在其报纸第三版上刊登半裸女郎照片）或许已被淘汰了，但互联网上暴力的色情作品随处可取，“非自愿单身”（译者注：incel, involuntary celibate的缩写，一个亚文化群体的自我描述称谓。这些人一般都是男性、异性恋者以及白人，他们认为自己一直无法恋爱，也没有性伴侣。他们对女性和性生活活跃的男性都抱有敌视态度）思想在互联网的黑暗角落里蓬勃发展，十几岁的男孩很容易接触到，有害的与性有关的刻板印象从未像现在这样活跃在儿童书籍和玩具中。因此，情况不是很好。与此同时，妇女的权利面临着许多威胁。一方面当然是来自右翼，且不仅仅是那些明确主张推翻曾取得进步的人。挑战还来自于那些将女性权利与男性问题(如男性自杀)视为零和等式的人；来自于用“保护妇女”作为反移民议程外衣的民族主义者；来自于主张削减托儿所、公共服务和福利支持的经济鹰派，而这些削减总是不成比例地影响着对女性。

可是，在左翼，厌女症同样蓬勃发展。对一些进步派来说，妇女权益的事业排在如种族和性别认同等更加时髦的议题之后。若非如此，要如何解释左派倾向于忽视或边缘化在自己社区艰难抵抗性别歧视的亚裔女性，又如何解释一些人将解雇认为性不能被性别认同所取代的女性看作是一项“进步”事业？

事实上，在极端情况下，左翼人士和右翼一样，都能武器化种族来为厌女症服务。对“白人女性主义”的直言不讳的批评是性别歧视性的，因为它将女性与男性置于不同标准之下，从而将社会层面的种族主义归咎于白人女性而非男性；而这种做法也在损害全体女性的诉求的可信度。诚然，在第二波女权运动中存在着种族主义，但不同肤色的女性之间也存在着团结；“反抗的女性”展览将大多数黑人和棕色人种的女性主义者发配到ta们自己单独的两个房间，避免了对这些成败的探讨，我认为这是可惜的。

此外，所有女性都存在一种内化的厌女症，而其最大的驱动因素是性别和年龄之间的深刻交集，维多利亚·史密斯（Victoria Smith）在她的书《Hags（译者注：女巫，丑老太婆）》中对此进行了探讨。很多时候，对“白人女权主义者”的猛烈抨击，是在暗指“持错误观点的老一辈女权主义者”。社会把男人的年龄翻译成智慧和经验，女人的年龄则译成欲望的反面。过去，让令人不便的女性闭嘴的工具是“女巫”，而如今则是如“凯伦”（译者注：Karen，贬称，用于指代自认有权势或要求超出合理或必要范围外权利的妇女。“凯伦”通常给人的印象是利用白人特权牺牲他人利益来为自己获取权利的女性）、“白人女性的眼泪”一类的，围绕傲慢女人利用自己的“特权”来攻击或针对比自己弱势或地位低的群体展开的表述。一切女性都受苦，因为所有女性都可以被轻易贬低为凯伦，不论种族。要解释为什么将女性主义解释为一个有凝聚的运动是说不通的，这样的代际间相互作用的状况至少和阶级分化一样重要。

正如 Susanna Rustin 在一本即将出版的关于英国女权主义历史的书《Sexed》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有理由对英国的草根妇女运动重获生机感到乐观——慈善机构 Filia 举办了欧洲最大的女权主义者年度聚会——而这与第二波女性主义解放大会的激进能量相呼应。但是，在我自己向“丑老太婆状态（Hagdom）”过渡之时，我能感到的任何乐观情绪，都被一个令人筋疲力尽的现实所冲淡：女性永远都要为哪怕只是保持静止而斗争，而要前进，则得斗争得更加激烈。

作者：

Sonia Sodha 是《卫报》的评论员，也是其观察者栏目（Observer）的首席作者。

译者：

Yaqi，媒体人，关注国际政治、性别议题及其交叉性，也关注关注和探讨这些议题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