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外戚干政”便已初露端倪。吕雉，这位强势的女性，在刘邦去世后，临朝称制，吕氏家族权倾一时，开启了外戚专权的先河。吕后专政及诸吕专权的局面，打破了汉初政治的平衡，使得刘氏皇族与外戚势力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此后，景帝时期的窦婴，凭借着窦太后的家族背景，在朝堂上崭露头角；武帝时期的卫青、霍去病，虽因军事才能卓著而闻名于世，但他们外戚的身份也为其仕途提供了助力。
昭帝时期的霍光，更是权倾朝野，执政近二十年。霍光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西汉的局势，有过一些政治建树，但他擅行废立皇帝、大肆诛除异己的行为，尽显其飞扬跋扈之态，让继位的汉宣帝如芒在背，深感不安。霍光死后，宣帝巧妙借助祖母家史氏、皇后家许氏的力量，成功铲除了霍氏势力。
然而，宣帝却未能摆脱外戚势力的影响，反而对史、许两家以及自己母亲王家及其亲戚委以重任，由此拉开了外戚持续掌权为祸的历史帷幕。实际上，外戚势力的膨胀与汉朝的衰微紧密相连，外戚专权，贪官横行，将曾经辉煌一时的汉王朝一步步拖入了崩溃的深渊。
在西汉政治舞台的诸多乱象中，有一个人物格外引人注目，他便是汉成帝时期的贵族公卿淳于长。此人凭借皇帝的宠信，滥用权势，疯狂敛财，成为了西汉王朝腐败政治的一个典型代表。
淳于长，字子孺，出身于魏郡元城（治今河北大名东）。追溯淳于姓氏的起源，它本是春秋时期位于今山东省安丘县附近的一个小国。当年，周武王以地名封公，其后便有了以淳于为姓的家族。后来，淳于国被杞国所灭，原淳于国的百姓为了纪念故国，便以淳于为姓。而杞国后来的都城也设在淳于，部分当地居民则以邑名为姓。由此可见，淳于氏家族起初并非声名显赫。
然而，命运的转折总是出人意料。淳于氏家族中的一位男子娶了一位王姓女子，看似平凡的婚姻，却彻底改变了家族的命运。这位王姓女子本身并无特殊之处，但她有一个妹妹，名叫王政君。王政君，这位传奇的女性，乃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皇太后。王政君的哥哥王凤，更是官居当朝大司马，领尚书事，位极人臣，权势凌驾于三公之上。
河平二年（前27年），汉成帝一道诏令，封王凤之弟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为高平侯，史称“一日五侯”。这五位侯爷，生活极度奢华糜烂，各自豢养着数十位姬妾，家中僮仆数以千计，尽显权贵的奢靡之风。
王氏家族的其余子弟也大多在朝中担任卿大夫、侍中等重要职务，王氏一门权势滔天，掌控着西汉的政治命脉。阳朔三年（前22年），王凤临终之际，推荐其从弟王音继任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王音去世后，王商又以大司马卫将军之职秉政。王商死后，王根接任大司马骠骑将军。终汉成帝一朝，政权始终牢牢掌握在王氏兄弟手中，成为西汉政治舞台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势力。
在那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社会，淳于长凭借着母族与王氏家族的这层亲戚关系，轻松谋得了黄门郎这一官职。黄门郎，虽官位不高，却是一个能够出入宫廷、往来于权贵之间的特殊职位，这是寻常人梦寐以求却难以企及的机遇。朝中显贵们，尤其是淳于长的舅舅们，那炙手可热的权势和奢华无比的生活，让初涉政治舞台的淳于长深受震撼。
他深刻地认识到，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权势意味着一切，拥有了权势，便拥有了财富、地位和荣耀。而获取权势的途径，与其通过为国家建功立业这种漫长而艰辛的方式，倒不如攀附权贵，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飞黄腾达更为快捷。于是，淳于长暗自下定决心，要借助舅舅王凤这股“好风”，将自己送上权力的巅峰。
阳朔三年（前22年），王凤卧病在床。淳于长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拉近与舅舅关系的绝佳时机。他主动请求侍奉王凤，在王凤的病榻前，他毕恭毕敬，送汤递药，日夜守候，不敢有丝毫懈怠。淳于长的悉心照料，让王凤深受感动，他觉得这个外甥比自己的亲生儿子还要孝顺。望着淳于长日渐消瘦的脸庞，王凤心中涌起一丝愧疚，自己在位时未能提拔这位贤能的外甥，实在是一大憾事。不过，现在还有弥补的机会。
当太后和成帝前来探望王凤时，王凤便趁机对淳于长的孝心和悉心服侍大加夸赞，希望皇帝能够重用他。皇帝听后，也对淳于长的行为颇为嘉许。王凤去世后，淳于长很快便得到了回报，被拜为列校尉诸曹，不久又迁为水衡都尉侍中，后来更是升任卫尉。卫尉，作为汉朝中央九卿之一，掌管着皇宫的禁卫，手握皇宫的禁卫队部队——南军。能将如此重要的职位授予淳于长，足见皇帝对他的信任之深。
淳于长在仕途上的迅速崛起，固然离不开王凤的举荐，但更关键的是皇帝的恩宠。因此，如何进一步赢得皇帝的信任，成为了淳于长最为关注的事情。由于长期在宫廷中任职，淳于长对皇帝的喜好和性格特点逐渐有了深入的了解。他深知，要想获得皇帝的宠信，就必须投其所好，抓住时机，满足皇帝的需求。
汉成帝，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以荒淫好色而闻名。他将朝政大权全部交给王氏集团，自己则沉迷于享乐之中，尽情游玩。成帝广建苑圃，频繁举行大规模的田猎活动，每次田猎都大张旗鼓，场面极为壮观。
为了能够肆意放纵自己的欲望，摆脱朝臣们的进谏束缚，成帝有时甚至乔装打扮，穿上平民的衣服，偷偷溜出皇宫，在市井街巷中寻欢作乐。一次，成帝微服出游，偶然来到阳河公主家。在宴席上，一位歌女的歌声婉转悠扬，舞姿轻盈曼妙，成帝一见倾心，立刻被她的魅力所吸引。于是，成帝向阳河公主讨要了这位歌女，将她带回宫中。这位歌女，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赵飞燕。赵飞燕原名赵宜主，因其身姿窈窕秀美，临风而立时，仿佛有翩翩欲飞之感，邻里们便称她为“飞燕”，久而久之，她的本名反而被人们遗忘了。
在成帝迎娶赵飞燕这件事情上，淳于长扮演了一个极为关键的角色，可以说是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赵飞燕的绝世容颜和妩媚风情，让汉成帝如痴如醉，不能自拔。成帝甚至想要立赵飞燕为皇后，但却遭到了太后王政君的反对。尽管成帝贵为天子，但在立后这件大事上，也不得不考虑太后的意见。太后的反对让成帝感到无奈和沮丧，他整日郁郁寡欢。
皇帝的不开心，却让淳于长看到了机会。一直以来都善于察言观色、伺机而动的淳于长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能够帮助皇帝解决这个难题，必然能够得到皇帝的宠信。当时，淳于长负责宫廷警卫，并且经常在皇帝和太后之间传递信息。再加上太后是他的姨娘，这双重身份让他在太后面前能够畅所欲言。
当他得知太后反对立赵飞燕为皇后的原因是赵飞燕出身低微时，便及时将这一消息告知了成帝。同时，他在太后面前极力为立后之事说情，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让太后的态度有所缓和。成帝得知后，立即先封赵飞燕的父亲赵临为阳侯，以提升赵飞燕的出身。一个多月后，汉成帝终于下诏，正式改立赵飞燕为皇后。
改立皇后一事历经波折，最终成功，汉成帝非常高兴。通过这件事，淳于长不仅赢得了赵飞燕的感激，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成帝的极大信任。在成帝看来，没有什么事情比帮助自己实现立赵飞燕为皇后的心愿更让他开心的了。既然皇帝有的是官爵可以赏赐，他便决定给淳于长晋爵。
汉成帝虽然有时行事糊涂，但在某些事情上也并非毫无主见。他知道，仅仅因为立皇后这一件事就给淳于长加官晋爵，似乎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必须找一个更为合适的理由。而淳于长又没有什么显著的政绩。不过，在那个时候，想要给一个人加官晋爵，又何愁找不到理由呢？成帝想起了不久前营建陵墓的事情。由于建昌陵工程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民怨沸腾，而且建昌陵是淳于长的敌对势力负责实施的，淳于长便提出了反对意见，主张停止修建建昌陵，让已经迁往新邑的百姓各回故乡。这一主张得到了一些大臣的支持，也得到了成帝的认可。
其实，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淳于长反对建昌陵也并非出于什么高尚的目的，但当时也就这样过去了。如今，为了给淳于长晋爵，成帝旧事重提，下诏对淳于长进行了大肆称赞，称他“首建至策，民以康宁”，并以此为由，封淳于长为关内侯。关内侯是当时二十等爵的第十九级，仅次于彻侯，封有食邑若干户，享有按规定征收租税的特权，地位十分显赫，非一般官吏可比。仅仅过了几年，成帝又封淳于长为定陵侯，赐予他封国。淳于长毫无功绩却能获得如此高的爵位，可见皇帝对他的恩宠之深。从此，淳于长成为了皇帝身边的宠臣之一，权势日益增大。
成帝时期，诸王、列侯、外戚、公卿们凭借着手中的权势，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竞相追求奢华的生活。贵族公卿们的权势和财富，就像催化剂一样，激发了淳于长内心深处的贪欲。在此之前，淳于长或许还没有明显的贪腐行为，那是因为他权力和地位有限，想贪也没有机会。而如今，他已经成为了侯爵，又是皇帝的宠臣，拥有了为所欲为的资本。
淳于长利用自己皇帝宠臣的身份，广泛结交各地的诸侯和牧、守官员。他表面上“礼贤下士”，实际上是在利用自己的地位和信息优势，为自己谋取利益。在封建社会，皇帝的态度直接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官员们的升迁降黜甚至生死存亡，都在皇帝的一念之间。许多人因为没有把握好皇帝的喜好，往往一言不慎便招来灾祸，甚至落得个身首异处、家族覆灭的下场。因此，对于诸侯和地方官员来说，了解皇帝的好恶和意图至关重要。
同时，朝中的政治局势错综复杂，瞬息万变，远离朝廷的地方官员和诸侯们为了避免卷入政治纷争，也急需掌握朝中的动态。更重要的是，地方官员想要升迁，就需要有人在皇帝面前为他们说好话、引荐。而淳于长恰恰拥有这样的优势，他把自己的权势当作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你给他多少贿赂，他就为你提供多少消息，办多少事情。一些诸侯和地方官员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纷纷向淳于长行贿。淳于长来者不拒，贪婪地收受着各种贿赂。短短一两年的时间，他收到的地方官员的贿赂加上皇帝的赏赐，就达到了惊人的“巨万”之数，淳于长瞬间成为了富甲一方的暴发户。
然而，尽管淳于长已经成为了暴发户，但他生活奢靡，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花费巨大，官员们的贿赂远远无法满足他的贪欲。于是，淳于长把目光投向了许废后。许皇后因赵飞燕的诬告而被废黜，居住在长定宫。许废后的姐姐许氏，丈夫龙思侯去世后，一直寡居在家。好色的淳于长竟然与许氏私通，并娶她为“小妻”。许废后看到淳于长的权势，便通过姐姐向淳于长行贿，希望他能在成帝面前为自己说情，恢复自己的婕妤之位。淳于长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敲诈勒索的好机会。
他知道许废后虽然被废，但肯定藏有不少私财，于是便欺骗许废后，答应在成帝面前为她美言，并许诺让成帝立她为“左皇后”。许废后被淳于长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信以为真，不惜一切代价地向淳于长行贿。淳于长则不把她的钱财榨干誓不罢休。每次许氏去长定宫看望妹妹，淳于长都让她给许废后带信，一会儿说正在等待时机，一会儿说皇帝正在考虑。
可怜的许废后对他的话深信不疑，沉浸在自己能够成为“左皇后”的幻想之中，将自己多年的积蓄源源不断地送给淳于长。直到许废后被榨干了所有的钱财，淳于长还不肯罢休，甚至写信调戏许废后。据史书记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淳于长诱骗许废后的金钱、乘舆饰物等价值前后达到了“千余万”。他用这些贿赂来豢养众多姬妾，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
淳于长的贪欲是无穷无尽的，他还想继续欺骗许废后，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场大祸正在悄然降临。当时，在朝中辅政的是大司马、骠骑将军、曲阳侯王根，他是皇帝的舅舅。由于身体不好，王根多次上疏请求退休。而在当时，最有希望接替王根职位的就是淳于长，因为他位居九卿，又是皇太后的外侄，而且深受成帝的信任。淳于长自己也认为，接替王根辅政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然而，淳于长并不知道，还有一个人早就对这个位置虎视眈眈，他就是王莽。王莽当时担任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与淳于长是表兄弟。虽然王莽的父亲早逝，他此时还没有完全崭露头角，但他也有自己的优势。太后王政君是他的姑母，王根是他的伯父。王根生病时，王莽精心服侍，深得伯父的喜爱。而且，王莽注重塑造自己的形象，生活节俭，礼贤下士，在朝廷上下赢得了不错的口碑。
王莽心里清楚，淳于长是他辅政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不除掉淳于长，他就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他对淳于长的种种劣迹早已了如指掌，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有一次，王莽在侍奉王根时，试探着对伯父说：“淳于长看到将军久病不愈，心中暗自高兴，认为自己肯定会取代您辅政，甚至还在暗中给人封官许愿呢！”同时，王莽还把淳于长与许氏私通、长期接受许废后贿赂等丑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王根。
王根听后大吃一惊，问道：“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王莽回答说：“我不知道将军您的想法，所以一直不敢说。”王根让王莽赶紧把这件事报告给太后。太后听后非常愤怒，命令立刻报告给皇帝。成帝虽然将信将疑，但迫于太后的压力，只好免去了淳于长的官职，但没有治他的罪，只是让他离开京师，回到自己的封国。
一场看似已然平息的风波，在他人眼中，对淳于长仅作免官就国的处罚或许太过轻纵。然而，对于淳于长而言，这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昔日那高高在上、权势滔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而这权势，曾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摇钱树”，如今“大树”轰然倒下，他的财路也随之断绝。对于这个浑身被贪欲所浸透的人来说，失去权势就如同失去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于是，他不甘心就此沉沦，决心作最后的挣扎，试图力挽狂澜，挽回那已然崩塌的局面。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这最后的努力，不但没能扭转乾坤，反而弄巧成拙，加速了自己走向灭亡的步伐。
厄运的降临，源于一个关键人物——王融，他是王立的儿子，而淳于长则是王立的表弟。王立身为侯爵，却在朝中并无显赫地位。在他自己看来，论资格、论能力，他都足以胜任当朝宰相之职，可偏偏这个职位被王根夺走了。王立坚信，这一切都是淳于长在皇帝面前进谗言所致，因此对淳于长恨之入骨，心中的怨恨如熊熊烈火般燃烧。当淳于长被免官，不得不返回封国时，王立心中暗自窃喜，觉得这是上天对淳于长的惩罚。
就在淳于长收拾行囊，准备离开京城前往封地之时，王立认为时机已到，决定趁火打劫。他派遣儿子王融前去，向淳于长询问是否愿意将那象征着权势与财富的“车骑”相赠。所谓“车骑”，不仅有华丽的车马，车上还装载着数不尽的金钱珠宝，车下更有一众卫士前呼后拥，尽显威风。
此时的淳于长，被贬回封邑，这些曾经用来炫耀威风的东西对他而言，似乎已无太大用处。他心中一转，计上心来，不仅满口答应了王融的请求，将“车骑”双手奉上，还额外拿出一批稀世珍宝，托付王融，希望他能在父亲王立面前美言几句，帮自己在皇帝面前说情，让自己能够留在京城。王融见有如此丰厚的好处，自然是大喜过望，欢天喜地地回去了。回到家中，他极力劝说父亲王立，为淳于长向皇帝求情。
王立本就是个糊涂之人，再加上对那“车骑”和珍宝的贪婪之心作祟，便听从了儿子的建议，向汉成帝上了一份奏章。在奏章中，他言辞恳切地说道：“陛下，您既然顾念太后的亲情，没有对淳于长施以重罚，可若是依旧将他赶回封邑，太后知晓后必然会伤心难过。倒不如准许他留在长安，让他戴罪立功，也算是给太后一个交代。”成帝看到这份奏章后，心中顿时生疑。
要知道，王立向来对淳于长恨之入骨，如今却突然为其说情，这其中必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于是，成帝果断下令有关部门展开深入调查。任何见不得人的内幕，在严密的调查之下都无法隐藏。没过多久，事情的真相便水落石出。王立作贼心虚，害怕自己的丑事败露，竟然狠心地逼令自己的儿子王融自杀灭口。这一举动，更是让成帝坚信其中必有大奸大恶之事。他怒不可遏，当即下令逮捕淳于长，将其投入狱中，严加追究。
淳于长在事情败露的那一刻，心中便明白大事不妙。他深知，自己不仅无法留在长安，恐怕还将面临更大的危险。于是，他匆忙收拾行装，试图出逃。然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朝廷的监视之下。他刚逃到洛阳，便被早已等候在此的官兵逮捕，被投入了洛阳监狱。洛阳的司法官员接到的指令是“穷治”，也就是要将此事彻查到底，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在强大的审讯压力下，淳于长最终不得不全部承认了自己“戏侮长定宫（指许皇后），谋立左皇后”的罪行。
按照汉朝的法律，这是十恶不赦的大逆之罪。汉成帝虽然对官场的贿赂之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容忍自己的妻子被人戏弄。盛怒之下，他立即下诏，判处淳于长死刑。就这样，淳于长在洛阳监狱中被绞死，结束了他那贪婪而又罪恶的一生。他的家属也受到牵连，被放逐到两千公里以外，地处南方荒蛮地区的合浦（今广东省合浦县），从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曾经风光一时的大贪官，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凄惨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