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夏天，天气热得要命，天津北洋戏院里，传来阵阵清脆的歌声：“花儿凋零漫天飞，红艳没了谁心疼”，台上正在演的是《闺房里的劝夫戏》。女主演在台上唱得特别带劲，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都演得特别到位，台下的观众也是看得全神贯注，都沉浸在了戏里。

剧情达到顶点那一刻，女主演猛地大叫了一声，还没转完半圈，身体就变得无力，慢慢往旁边歪倒。

“出血了！”有人猛地扯开她的戏装，只见鲜血不停地顺着腿流下来，一下子就把舞台上的毯子给染红了。

女主被几个人扶了下去，她脸色白得像纸，有气无力地说：“我是个唱戏的，就算倒下，也得是在舞台上！”

这位女士，大家都叫她“评剧女王”白玉霜。

白玉霜，1907年在河北滦县出生。她很小的时候，也就是4岁那年，被亲爸给卖了，成了李卞氏家的闺女，李卞氏两口子给她起了个新名字，叫李慧敏。

李卞氏这人挺有心眼儿，她打心眼里算计着，买李慧敏回来，就是看中了这姑娘长得漂亮，觉得她是块能升值的“料子”。打算等李慧敏长大点儿，就把她转手卖给妓院，好好捞上一笔。

小李慧敏年纪还小，根本不懂人心有多复杂，她只知道养父李景春在戏班里是唱评剧老生的。从小，她就被那些戏曲声包围着，时间一长，自己也慢慢对戏曲这门艺术有了兴趣。

跟着李景春四处漂泊那会儿，李慧敏把童年那些伤心事儿都给忘得差不多了，每天都是新奇的体验。她心里头特别想要温暖和爱，觉得只要养父李景春在的地方，那就是自己的家。

看到养女对戏剧略知一二，李景春就试着让她来一段《马寡妇开店》。李慧敏一张口，那声音好听得不得了，李景春高兴坏了，心想得好好培养这个有天赋的孩子。到了10岁，李慧敏就正式加入了养父的戏班子。

李慧敏唱腔标准，动作到位，表演起来有板有眼。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被戏班的头儿孙凤鸣给瞧上了。孙凤鸣听了李慧敏最擅长的《马寡妇开店》后，猛地一拍大腿，直呼：“这孩子真是个好苗子，能成器！”

孙凤鸣跟李景春说，他想收李慧敏做徒弟。但李景春觉得，女孩出来闯荡江湖不太合适，有点不成体统。李卞氏更是万分不愿意，她还盘算着把李慧敏卖到妓院去呢。

孙凤鸣早就瞧出这对夫妻的小九九，他拍着胸口打包票：“跟着我学戏曲，以后要是红了，那银子可是大把大把地赚！”

刚才还一脸不高兴的李卞氏，瞬间笑容满面，一个劲儿地点头说：“这么好的事儿，我们哪能不答应呢？当然同意了！”

大家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就只有李慧敏没在场，而且也没人管她怎么想。随后，那女孩就直接跪在孙凤鸣面前，砰砰砰地磕了几个响头，得到了一个新的艺名“李桂珍”，拜师的事儿就这么成了。

孙凤鸣给李桂珍教起了《王少安赶船》、《花为媒》还有《秦雪梅吊孝》这几出戏。他当老师当得特别上心，李桂珍呢，作为学生也是格外努力，比谁都刻苦。一年四季，不管天气咋变，除了初一、十五休息两天，其他时候都在不停地练习，一点都不敢偷懒。

李桂珍12岁那年，终于有机会上台唱戏了。头一回出场，她就选了《马寡妇开店》这出戏，一下子就把大伙儿都给镇住了。

尽管天生有副好嗓子，但李桂珍偏偏唱的是评剧。跟那时候最被看重的京剧大戏比起来，评剧就像是个“小角色”，演的大多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的事儿。为了让观众更喜欢，里头还加了些逗乐的段子。

李桂珍虽然积攒了点人气，但心里头并不痛快。她发现自己费了好大劲做出来的作品，别人根本就不认为是艺术。更让李桂珍心里难受的是，14岁那年，养父李景春突然去世，家里一下子就塌了天。

李景春在世那会儿，李卞氏一直老实本分，不敢有啥大动作。但现在老公没了，她就开始琢磨起李桂珍来了。李卞氏觉得孙凤鸣给的那点子补助太少，心想李桂珍唱戏那么厉害，还不如自己搞个戏班子呢。

就这样，李卞氏和她兄弟俩挑起了大梁，李桂珍成了剧团的顶梁柱，李国璋弟弟负责拉二胡。再拉上小桂花、小菊花这几个老搭档，咱们的“玉顺评剧团”就顺利组建起来了。

李卞氏瞧出了养女李桂珍的潜力，让她逃过了重回烟花之地的命运。但成为养母的赚钱工具后，李桂珍的日子也不好过。每天戏码排得密密麻麻，只有上台演了才能挣到饭钱，演砸了还得挨骂。怕被转手卖到青楼，李桂珍丝毫不敢放松，除了吃喝拉撒，剩下的时间全泡在戏台上，卖力地表演着。

要想多挣点钱，那就得有点吸引人的情节。像《小老妈闲话》《苏小小故事》这类满是搞笑段子的剧目，虽然简单直白，但观众特别爱看。老演这种角色，难免会遇到些烦人的打扰。

有一次，几个喝醉酒的人围着李桂珍，对她讲了些很挑衅的话。李桂珍二话不说，直接就跟他们动起手来了。

李卞氏一到场，非但没帮养女说话，反倒直接开骂：“你咋这么不明事理呢，快给人赔不是！”对李卞氏来说，钱才是最关键的。

李桂珍虽然赚到了钱，但这并非她的真正追求。她的心愿是能让大家认可和喜爱评剧。她常说，表演得要有一定的水准才行。

李桂珍动手改了剧本里的对话，让演员们的表情和动作更加到位，还专门请了个导演来编排新剧目。她注意到，演员们不怎么背台词，老忘词，于是她就在后台盯着，每演完一场就马上跟演员们对一下接下来的词。

李桂珍独创的那个低弦低唱的风格，一下子就火了。她瞅准时机，干脆把自己的艺名给换了，叫起了“白玉霜”。

名气越大，盯上的人就越多。1934年那会儿，白玉霜在北平的开明戏院登台表演，结果把北平市长袁良都给吸引过去了。看完戏，袁良市长实在是忍不住，直接就在现场邀请白玉霜去他家里做客吃饭。

袁良早就盯上白玉霜了，老是想找机会请她吃饭，其实就是看上她的美貌了。白玉霜心里跟明镜似的，就婉转地跟他说：“袁市长，我就是个唱戏的，到您府上恐怕不太合适吧。”

袁良不甘心，多次尝试让人给白玉霜带话，但白玉霜就是不买他的账，连续好几次都直接回绝了他的邀请。

看这女子性格太硬，袁良猛地把茶杯往地上一砸，气呼呼地说：“你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还真是不识抬举！”

后来有一天，白玉霜正在台上表演《贫女泪》，突然一队扛枪的士兵冲了进来。带头的那个气势汹汹，掏出一张纸，喊道：“根据市长的命令，你们的戏太低俗，影响不好，不能再演了，赶紧收拾东西离开北平！”

话一说完，士兵们就立刻冲了上来，二话不说，直接簇拥着白玉霜他们往火车站方向赶去。带头的那个不耐烦地晃了晃手：“快走快走，别磨蹭！”

发生这事儿后，戏班里的人逃得差不多了，玉顺评剧团眼看就要撑不住了。白玉霜带着剩下的人继续四处流浪，一直到第二年，她碰上个特别好的机会：能去上海恩派亚大戏院登台表演。

繁华炫目的上海滩，成了白玉霜重振旗鼓的新起点。为了适应南方观众的口味，她调整了唱腔，说话方式变得更贴近当地人的口语习惯，把戏里原本的唐山方言改成了京片子，还把那些有点粗俗的剧名给修饰得文雅了点。

艺术这东西，都是互相通的。白玉霜演的那个《花为媒》，一下子就火了，把观众们都迷住了。借着这股东风，她又接连演了《桃花庵》、《潘金莲》、《空谷兰》、《珍珠衫》还有《马震华哀史》这些戏，结果也是一部比一部受欢迎。

以前上海有个商业高手，名叫魏廷荣。他不仅掌控着一家烟草公司，还是好几个戏院的大股东。魏廷荣瞅准时机，推出了一款叫“白玉霜”的香皂，并且用当时红极一时的白玉霜的名字来命名。这香皂包装上印着个像白玉霜那样的美女图案，里头装的是白白的圆香皂。这东西一上市，立马就被大家疯抢。戏院天天爆满，香皂也卖得飞快，“白玉霜”这三个字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上海滩。

那两年，白玉霜的事业真是火得不行，戏曲界的大佬们直接给她封了个“评剧女王”的称号。到了1936年，上海明星公司找上门来，请她拍电影《海棠红》，这可是她的电影首秀。电影一上映，立马又火了一把。更有意义的是，这部电影让以前被认为是小打小闹的评剧，一下子变成了受人追捧的艺术瑰宝，《大公报》还整版报道了呢。而且，评剧还因此有了新流派：“白派”，白玉霜也因此多了个“电影大咖”的身份。

白玉霜在工作上混得风生水起，私下里却被各路老爷太太围着转。只要没戏演，她就不断被邀请参加饭局、打牌、跳舞。这样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日子一长，白玉霜就开始觉得这些活动既俗气又没意思。但因为是社交需要，她也摆脱不了这些场合。

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没啥意思，白玉霜就把心思放到了一个人那儿，那人叫李永起，是戏班里敲梆子的乐师，为人老实，性格也好。白玉霜在台上唱，李永起在边上敲梆子，两人眼神一来二去的，让大家惊讶的是，白玉霜竟然喜欢上了李永起！

李永起这小子，家里穷，但人品没话说，大家伙儿都夸他。可李卞氏就是看不上他，觉得他不是当女婿的料。白玉霜刚一提想和他处处，李卞氏立马就炸了：“没门儿，这事儿想都别想！”

白玉霜试着跟养母商量，说愿意给她置办房产、田地，还拿钱出来让她做买卖。但养母李卞氏心里头盘算的还是白玉霜这颗能赚钱的宝贝，她直接警告白玉霜：“你别想嫁人！嫁人了哪还能像现在这样？哪个还会花钱去捧一个已经结婚的女人？”

李卞氏暗地里给白玉霜喂了药，害得她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接着，她又找了几个人渣，把李永起狠狠地揍了一顿。

白玉霜得知这事后，心里头对李永起是又怜悯又自责。她对这种自由恋爱的感觉上了瘾，啥都不顾了。白玉霜心里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干脆跟李永起一起私奔算了！

白玉霜这辈子头一回鼓起勇气反抗，她选择跟人跑了，这事儿在上海滩可炸了锅。那时候的报纸，头一版就是大号字写着：“白玉霜跟人私奔了，你猜她跑哪儿去了？”

这俩人到底跑哪儿去了？哦，他们一路奔波到了天津，然后又到了李永起的家乡——河北杨村，开始过上了像世外桃源那样的隐居日子。

舒服的小日子，有个贴心的另一半，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让人把烦心事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坐在爬满青藤的瓜架子底下，走在弯弯曲曲的田埂上，白玉霜穿着村姑的衣服，看上去就像个地道的农村妇女。她拿出自己攒了好多年的钱，给李永起置办了几亩地，还盖了新房。不光学会了耕田种地，后来还开起了个豆腐店。

李永起忙着做豆腐，白玉霜则在卖豆腐，这时候，他们的朋友刘二上门拜访。一看这场景，刘二就忍不住夸赞：“表哥表嫂，你俩真是干得热火朝天的！”

这时候，戏班子没了顶梁柱就像没了心一样，台下的观众开始嚷嚷起来，一个个都不买账。眼看着生意要垮，大伙儿没办法，只能找了个女孩来救场。

这个女孩，其实是白玉霜的养女，大家都叫她小白玉霜。她被赶鸭子上架，不得不努力学习养母白玉霜的优点，结果她成长得飞快。尽管她天生的条件没白玉霜那么好，但她慢慢地找到了自己的风格。小白玉霜开始崭露头角，用她那略显稚嫩的嗓音接下了白玉霜的戏，硬是把大部分的老顾客都给留住了。

白玉霜一听说小白玉霜要挑大梁，心里五味杂陈。她一方面为养女感到开心，另一方面又有点失落。她心里一直有个过不去的坎儿，就是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这事儿她老是放不下。虽说白玉霜对那繁华却又浮躁的十里洋场已经腻了，可她的命根子还是戏。

杨村那片黄土地上长的庄稼，看着就叫人心烦。村民们对白玉霜那大大咧咧的性格也挺不满，村里头闲话不断，那些粗鲁难听的言语传到白玉霜耳朵里，听着格外难受。

乡下的地方关不住渴望自由的心，爱情的火花也渐渐熄灭了。白玉霜在和那个人日复一日相处后察觉，原来那个自认为的“完美男友”根本没那么完美。他表面上对自己体贴入微，背地里却是个赌鬼。李永起的老毛病又犯了，背着白玉霜偷偷把两人的辛苦钱几乎都赌光了！

白玉霜这回是心灰意冷了。刚好，李卞氏正在到处找白玉霜呢。虽说小白玉霜演得也挺好，但上海的观众们还是更想看白玉霜的戏。于是，李卞氏就让魏廷荣跑一趟杨村，去把白玉霜接回来。她还传话给白玉霜，说要是她不赶紧回来，就要把小白玉霜给卖了！

魏廷荣的面子大，不能驳了他的面子，小白玉霜的将来也得好好琢磨琢磨，基于这些考量，白玉霜又回到了上海。1937年夏天，白玉霜再次站上舞台，这回她身边没了李永起敲梆子，戏唱完了，人也散了，李永起被赶了出来，只好狼狈地去找别的戏班子了。

白玉霜回来后不久，原本平静的日子又起了涟漪。为了养活整个戏班子，她得忙活着处理各种关系，还得给各大媒体塞点好处费，免得那些报纸上的大佬们乱写一通，给她惹麻烦。那个《新民报》的主编吴菊痴，早就盯上白玉霜了，见她没主动来巴结自己，就开始琢磨起了坏点子。

这天，白玉霜随手翻开了《新民报》，一眼就瞅见了那篇诋毁她的报道。里面不光“揭露”了她的那些风流小事，还给她扣上了“爱摆谱、耍大牌、狂妄自大”的帽子。白玉霜一打听，才知道这主编吴菊痴是京城里有名的票友，背后还站着日本人。没办法，她只能找上记者韩宝臣，让他帮忙约吴菊痴到北京前门外的同和轩饭庄见个面。

饭桌上，白玉霜一脸诚恳地向吴菊痴赔不是，随后递上一个鼓鼓的钱包，说：“吴主编，这点小意思，您别嫌弃。”

吴菊痴一把抓过钱包，俩眼珠子直勾勾地盯着白玉霜，那眼神就像要把她整个儿吞下肚去。白玉霜浑身僵硬，脸上还得硬挤着笑，心里头其实恨不得甩他两耳光。

吃完饭喝了酒，吴菊痴满脸惬意地说：“我这人不爱记仇，往后咱们多聊聊，这就挺好！”

在饭馆外头，吴菊痴和白玉霜说了再见，他很不情愿地松开了她的手。当他走到李铁拐斜街那边时，突然听到后面“砰砰”几声枪响，声音响彻云霄。吴菊痴身子一晃，直接倒在了地上，周围都是血。

吴菊痴这个汉奸在大街上被人干掉了，这事儿把日本人吓得不轻。他们一番调查后，发现白玉霜是最后一个跟吴菊痴打交道的人，于是二话不说，就怀疑她是凶手，把白玉霜给抓了。韩宝臣也跟着倒霉，一块儿被带走了。两个人都被当成了政治犯，扔进了沙滩红楼里的日本宪兵队大牢里。

一个年轻漂亮的演员，被日本人给抓住了，她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在那个又黑又冷的牢房里，白玉霜遭受了不是人能承受的侮辱和痛苦。日本人把她的衣服全扒了，用粗绳子把她吊起来，狠狠地折磨她的身体，鲜血都顺着绳子流下来了。白玉霜疼得撕心裂肺地喊着，可根本没人能救她。日本人用了各种残忍的手段，整整折磨了白玉霜两个星期。

白玉霜虽然最终被释放，但留下了治不好的病，曾经光彩照人的主角明显地在衰败，只剩下一副伤痕累累的身体。尽管如此，为了戏班的生计，她还是得硬着头皮，咬牙坚持上台表演。

1941年的时候，白玉霜觉得身体大不如前，原先一天两场的辛苦演出实在顶不住了，只能先停下来。去医院一查，结果医生说她得了子宫癌！

这个诊断结果就像天上突然打了个响雷，让白玉霜只能留在北京德国医院的病床上，专心治病。虽说是在治病，但心里哪能踏实呢。没消停几个月，白玉霜的病情稍微好点了，李卞氏就急着让她回来继续赚钱了。

白玉霜只好带着病回到天津，赶紧准备新戏的排练。有时候，她下车都得靠人扶着，但一踏上戏台，立马就跟换了个人似的，精神百倍。大伙儿看她那么拼，心里都挺不是滋味儿，白玉霜却反过来宽慰大家：“我还能撑下去！”

白玉霜心里清楚，她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得赶紧把几部抗日的新戏给弄出来。

1942年那会儿，谁都没料到，《闺房劝婿》正演着呢，白玉霜身体有毛病的地方突然就给撑破了，血哗哗地流，她就这么倒下了，再也起不来了。李卞氏慌忙把白玉霜送医院，但这时候已经太晚了，她的病情就跟坐火箭似的，嗖嗖地往坏里发展。

1942年8月10日一早，白玉霜身子骨弱得不行，躺在床上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肺和肝，她好几次都差点昏过去，但醒过来后，又神奇地精神了点。

王林外甥弯下腰，拿手绢给她擦着不停冒出来的汗水。白玉霜用细小的声音讲道：“这辈子我没啥好后悔的，我确信她（李卞氏）对我真心实意。”

经过一番拼尽全力的抗争，白玉霜最终还是被无尽的黑暗吞噬，那时她只有35岁。

按照老封建规矩，女子到了年纪还没出嫁，死后是不能进祖坟的。因此，白玉霜的孤魂没人愿意接纳，最后只能被安葬在天津公墓的一个专门埋孤女的坟地里。墓碑上随便刻了几个字，“李桂珍之墓”，连她真正的名字“白玉霜”都没提。

过了好些年，有个男人找上门来，跟王林说他是受李永起之托来的。王林一问才晓得，原来李永起后来跑到国外去了，成家了，还有了儿孙，不过已经过世了。他临终前让这位朋友回国后给白玉霜带点美元，就当是对那段感情的一点儿弥补。

王林把这事儿跟李卞氏说了，李卞氏一听，脸立马就拉下来了，她猛地把水杯往地上一掷，气呼呼地说：“难道她这一辈子，就值这么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