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年底，毛主席收到一封来自湘乡县东风乡一位农妇的来信，但因工作繁忙，毛主席未能有时间来得及回信。

直到1950年4月，毛主席才打开这封信看了起来，当看到信中农妇提及之人和提出的要求后，毛主席眼眶微红，随即放下信，点燃一支烟吸了起来，不知不觉间，毛主席的思绪飘回了过去......

这位农妇是谁？她在信中又说了些什么？毛主席为何红了眼眶呢？故事还得从农妇提及的人说起。

农妇在信中提及的人名叫周辅仁。

1893年9月11日，周辅仁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东风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共兄弟五人，周辅仁年纪是最小的一个。

在周辅仁五岁的时候，家人将他送进了私塾启蒙，因酷爱练字，他苦苦练习赵孟頫的书法，周辅仁八九岁时便已经能写得一手好字了，从那时起，左邻右舍每逢快到春节时，都会前来让周辅仁替他们写春联。

1911年，周辅仁考入了湘乡县小塘寺小学读书，第二年转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在那里，周辅仁与毛主席、易礼容等人成为了同学。

在与毛主席成为同学后，周辅仁接触到了一些改良主义思想，认为振兴中华必须发展教育，毕业后，便回到家乡小学任教。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进步思想影响到城乡许多有志青年，但在周辅仁看来“教育救国”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太不现实。

这时，周辅仁的同乡好友毛主席、易礼容等人在长沙进行革命活动，在他们的影响下，1922年周辅仁来到了长沙。

当时，易礼容任文化书社经理，他与周辅仁从小友谊深厚，情同手足，便介绍他在文化书社任职员，毛主席是文化书社的特别交涉员，该社是“新民学会”的主要活动场所，也是早期共产党人的秘密联络机关。

自来到文化书社后，周辅仁便与同志们一起传播新思想，搜集国内外的革命书籍、杂志和报纸，把它们送到学生、工人、农民的手里，使他们逐渐明了中国和世界的革命形势。

当时文化书社出售一种3个铜板一份的新刊物，许多学生、工人、农民按出版日期来书社购买，周辅仁一面热情地接待文化书社的每一位读者，团结社会各界群众，争取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积累知识，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

书店设在长沙潮宗街，前面是店铺，摆设各种进步书刊、报纸，后面是秘密联络点，各地往来的秘密工作同志非常多，当时周辅仁总是帮助放哨。

对于周辅仁的工作，毛主席一直十分满意。

1922年11月，中共湘区委和毛主席派易礼容及当时在湖南自修大学工作的毛泽民去安源领导工人运动，不久，周辅仁也奉派来到了安源。

安源煤矿是当时全国最大企业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是由中国官僚买办资本同德、英、比、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合作兴办起来的。

在安源煤矿工作的工人每月收入微薄，住在狭窄拥挤、阴暗潮湿的窝棚里，吃不饱、穿不暖，每天劳动却要12小时以上，身体遭到严重摧残，多数人患上了肠胃等疾病，井下安全设施极差，经常发生冒顶、穿水、瓦斯爆炸等事故，工人生命安全毫无保障，与此同时，资本家、矿警和把头还可以任意拷打工人，甚至滥施戴木枷、坐快活凳等酷刑，把工人折磨的死去活来。

面对这一切，周辅仁满腔愤慨，立志要为工人谋福利，替工人求解放，在这里，周辅仁与毛泽民成为了至交，这也更加加深了他与毛主席之间的联系。

那时，周辅仁和毛泽民常常回到工人群众中进行调查，利用各种机会深入矿井、工棚、同工人促膝谈心、了解工人疾苦，宣传革命道理，教育工人团结一致，与反动军阀、资本家作斗争，不久后，在毛泽民的帮助下，周辅仁光荣地加入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之中。

1923年2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为了方便工人的生活、减少剥削，创办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周辅仁由党分配到合作社工作。

消费合作社经营的总方针是为工人谋取福利，李立三、易礼容、毛泽民先后担任经理，在此期间，他们与毛主席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经常得到毛主席的指示。

在合作社开办初期，账簿比较乱，后由周辅仁簿记，对合作社的经济加强了管理，由于周辅仁管理得当，营业情况有了起色，这不仅抵制了奸商对工人的中间剥削，也减轻了工人的生活负担，而且增强了工人对俱乐部的信赖。

对此，反动军阀和资本家恨之入骨，1925年9月，查封了安源工人俱乐部和消费合作社，一大批骨干被捕，周方夫人被反动派关押了一个多月才被放了出来。

周辅仁出狱后，便与毛主席暂时失去了联系，万般无奈之下，周辅仁只得回到家乡继续在周家祠堂教书。

与此同时，周辅仁依旧没有放弃寻找党组织，终于，在 1926年7月北伐军进入长沙，周辅仁即去长沙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积极参加各项支持北伐的工作，开展工农运动。

第二年“马日事变”后，周辅仁不幸被反动政府再次逮捕入狱，关押了20多天，后由其兄千方百计找人保释，周辅仁才出狱回到家中。

在这次出狱后，周辅仁更加深了对反动政府的仇恨，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回乡后，他继续寻找党的组织，后来周辅仁又来到长沙，在谭延闿公馆附近开了一家店名为“恒升泰号”的南货店。

在开店的同时，周辅仁依旧寻找着党组织的下落，皇天不负有心人，他找到了党组织，很快党组织还派了一名姓谭的同志来店里协助他工作。

因南货店太靠近谭公馆，不是很安全，1928年3月搬至别处，并改开“德记”洋货号，继续进行党的秘密活动，在此期间，周辅仁竭尽全力做好交通联络工作，保障地下工作的安全。

除此之外，周辅仁还会把开店赚来的钱支持党的工作，一次，周辅仁把300元银洋交给毛主席作为革命经费，毛主席亲自打了收条，后来这张收条不幸落入敌人手中，敌人便把这张收条作为周辅仁的重要“罪证”。

1928年5月10日，周辅仁不幸第三次被捕入狱，在监狱里，反动派对他多次进行严刑拷打，逼迫他供出毛主席的行踪，但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周辅仁始终坚不吐实，以自己的革命信仰誓死保护毛主席的安全。

见周辅仁始终不松口，反动派又气又恨，便以“马日前参加共产党，马日后继续与毛泽东为匪”等罪名，于1928年8月18日下午将周辅仁杀害在长沙浏阳门外公路边，这一年，周辅仁仅有34岁。

临行前，周辅仁依旧面不改色，毫不畏惧，他高声呼道“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

不久后，毛主席得知周辅仁牺牲了，连连叹气......

1949年解放初期，当时分田地有这样一个规定：烈属家可以多分一份田地。

当周辅仁烈士的遗孀谭秀德得知这一规定后，前思后想了许久，最后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谭秀德担心毛主席对周辅仁印象不深，便把丈夫过去的事迹又介绍了一遍，在信的末尾提出是否能多分一份田地。

当毛主席收到这封信时，因工作较为繁忙并未及时回复，1950年4月，毛主席再次拿出这封信看过后，当即给谭秀德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毛主席这样写道：

秀德女士：

去年十二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为感念。周辅仁烈士殉难牺牲一节，可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备案。

在写完这封信后，毛主席托工作人员给谭秀德送去，并交代道：“可让她把信转交政府。”

很快，谭秀德在收到毛主席的来信后，激动不已，当即拿着毛主席的亲笔信来到县政府，并对工作人员说道：“这是毛主席给我的亲笔信。”

工作人员在看过后，当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给予周辅仁烈士遗孀谭秀德应有的待遇。

从此事便可以看出，毛主席尽心尽力帮助烈属，对待烈士家属，毛主席的态度是一视同仁的抚恤，既有很强的原则性、革命性，又有很浓的人情味、亲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