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到20世纪初，工业革命促成技术与经济上的进步，连带的，各种自然科学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皆逐渐成形，并影响到社会科学（包含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的诞生或重塑。工业国家开始全面探索世界各个角落以及各个部落，与其说是探索，不如说是为了侵略而做出种种准备。

1833年出生的德国人李希霍芬，早年从事欧洲区域地质调查，旅行过东亚、南亚、北美等地。1868年到1872年间，他转到中国做了七次远征，这段时期中，他正式地指出罗布泊的位置（新疆已干涸的咸水湖，旁边有古楼兰遗址）。

1862年出生的匈牙利（后入英国籍）人斯坦因，从1900年开始，将全部生命都献给了亚洲探险事业。他发掘过和田地区、尼雅遗址、古楼兰遗址，在其中亚考察过程中，从我国新疆、甘肃、宁夏等地发掘并劫走大量的珍贵文物，而且由于他的盲目挖掘，使许多原保存在流沙层中的文物毁于—旦。

1865年出生的瑞典人斯文·赫定，在19岁时花光了所有积蓄，进行了中东地区的考察，这也让他对亚洲腹地产生了丰厚的兴趣。之后他便拜师中国学专家李希霍芬，探秘中国西部也成为了他的终身目标。

1878年出生的法国人伯希和，利用流利的汉语和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在20世纪初活动于中国甘肃、新疆一带，对新疆的喀什地区和库车图木舒克的脱库孜萨来以及甘肃的敦煌石窟，进行了广泛的考察。

还有许多人，不管是自身的热爱还是其他某些不可明说的原因，他们对中国的西部充满好奇，而那些不可明说的原因中用两个字概括就是侵略，不乏某些探险家是真的喜欢中国的文化，然而有这么一个人探索中国的目的毫不掩饰是为了侵略，他就是尼科莱·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名字有些长，以下简称普氏。

普氏，1839年出生在白俄罗斯的一个贵族家庭，从青年时期他便有一个梦想，探险西藏的拉萨。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的一生有4次到中国西部探险的经历，不过很遗憾，1888年他去世于伊塞克湖畔，至死，都没有见到拉萨一面。

1870年是普氏的第一次探险，他途径蒙古来到中国北京，目睹了紫禁城的宏伟后北上抵达呼伦湖，绘制了一幅全景图后南下到包头，又穿过鄂尔多斯高原，向西南出发抵达青海湖。离开青海湖后普氏深入柴达木盆地又登上了巴颜喀拉山脉，本想继续前往拉萨，但奈何经费用光了，当时又正值冬季，青藏高原早已大雪封山，只能败兴而归。

1876年是他的第二次探险，他从伊宁出发，沿伊犁河谷地前行，跨越了天山山脉，又从库尔勒涉过塔里木河，发现了喀喇布朗和喀喇库什两个湖泊。这次他发现了罗布泊，不过与世界地图上的不一样，普氏发现的罗布泊位置与地图上标示得相差400公里，至此揭示了罗布泊是个游移湖的秘密。

第三次探险的时候在离拉萨仅有270公里的地方被当地驻军驱离。虽然失败，但是普氏在探险西藏途中发现并猎获了野马。就是现在的普氏野马（以普尔热瓦尔斯基命名的，以他名字命名的还有普氏羚羊）。

俄国的生物学家表示这种野马是世界一切野马之母。他们捕获野马的过程及其残忍，普氏野马十分机谨善奔驰，普通马匹根本无法追上，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到刚刚出生的小马驹身边，用四匹马接力追逐母马和小马，在小马驹速度稍微落后的时候，考察队员扫射母马，小马驹不识枪弹，只识母马，就会回到母马的身边，然后考察队员在小马后退射上两枪，捕获活体，母马则被制成标本。

这一发现，让世界哗然，以至于后来的殖民者疯狂的到中国捕猎野马，中国的原生野马彻底消亡。1986年，中国林业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组成专门机构，负责“野马还乡”工作，先后从英、美、德等国的运回18匹野马，结束了野马故乡无野马的历史。

第四次探险的时候普氏来到西藏东北部，仍旧遗憾归国。 除了对动物大开杀戒，为了荣誉与自己的目的，他在探险过程中毫不掩饰自己的高傲和轻视生命的品性。去西藏考察的时候，藏人坚决不给普氏做向导，之前蒙古人也不愿意向导，普氏便逼迫他们谁要逃跑，就开枪杀了他，蒙古人被迫告诉了普氏去往柴达木盆地的路。在考察长江源时，普氏考察队与果洛部落人发生冲突，发生两小时枪战，因武器先进，打死了40余藏民。

对于普氏，我们更愿意用文化大盗来形容他，而不是探险家，因为上文提过他所做的工作更大的目的是为了侵略。他所有的考察报告都成为后来俄国制定对华政策的文献来源，比如在考察巴音布鲁克时，他给沙皇政府的建议是：“俄国边界从那拉岭移到达兰达坂，以便在强占伊犁外，再将大小两个巴音布鲁克确定为我国领土。”

这样一个人，我们实在无法单一的评论，他的探险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其手段实在不光彩，与很多同时期的探险家无法相提并论。1888年他病倒于伊塞克湖畔，高烧中他呻吟到，“好啦，这回我要躺下了……，我死以后，一定要把我埋在伊塞克湖畔水波打不到的地方，墓碑上只需简单地写上‘旅行家普尔热瓦尔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