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翎谕
本文声明:本文为短篇小说,内容纯属虚构,请理性观看
前言
2015年初春的一个周末,我去农贸市场买点凉菜。走到一个摊位前,我愣住了,摊主赫然是我的前妻张桂芝。
二十多年没见,她已经两鬓斑白,脸上布满岁月的痕迹,苍老到我差点认不出来她。
她也认出了我,手里正在切萝卜丝的动作顿了一下:“老...老王啊。”她欲言又止,眼神有些躲闪。
看到这一幕,我想起当年她嫌我被分到农场工资少,非要我找关系调走,我没同意,她便提出了离婚...
01
1977年,我穿上了崭新的军装,带着对军旅生活的向往,来到了东北边防某部队。那时的我才十九岁,还带着农村小伙子的憨厚与纯朴。
边防部队的生活是艰苦的,我们驻守在群山环抱的边境线上,冬天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夏天漫山遍野的蚊虫,都是我们必须克服的考验。
记得第一年冬天,我和战友们顶着刺骨的寒风在界碑旁巡逻,冻得连步枪都握不住,可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在部队,我从一名普通战士逐渐成长为班长、副排长。那些年我经历了数不清的实战演练,带领战友们翻山越岭,在边境线上留下了我们坚实的脚印。部队的生活虽然清苦,却让我学会了坚持和责任。
1984年春节前夕,我休探亲假回到驻地附近的小县城。通过部队政治处介绍,我认识了在纺织厂工作的张桂芝。
她是技术科的统计员,待人热情,说话干脆,家境也不错。短短半个月的相处,我们便确定了恋爱关系。
结婚后的生活平淡却幸福,我在部队,她在厂里,虽然聚少离多,但我们都很珍惜每一次相聚的时光。
她会给我织毛衣、寄慰问信,我也会把部队发的津贴大部分寄给她,那时候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可以一直过下去。
1987年初,一纸退伍通知书打破了平静的生活。我在部队已经整整十年了,按照规定,我该退伍了。虽然舍不得战友和那片驻守的土地,但我知道,每个军人都要面对这一天。
消息传到家里,张桂芝很兴奋,她觉得我退伍后终于可以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了。于是她建议我托关系,争取分配到条件好的国营厂子。
那段时间,不少老战友都在托关系找门路。有的去了粮食局,有的进了供销社,还有的分到了邮电局,每个人都想给自己找个好出路。
张桂芝见别人都在活动,更加着急,她认为凭我的军龄和表现,应该争取个好单位。
可我始终觉得,组织的分配就应该老老实实接受。在部队这些年,我最敬佩的就是指导员常说的一句话:党把你放在哪里,哪里就是你建功立业的地方。我对张桂芝说,咱们不找关系,就看组织安排。
没想到组织把我分到了城郊的国营农场,这是一个从六十年代就建立的大型农场,专门负责城市的蔬菜供应。
当我拿着分配证去农场报到时,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田地,简陋的办公室,还有一群同样刚退伍的战友。
记得报到那天,农场场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也是位退伍军人。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王啊,咱农场条件是差了点,但是大有可为。只要你肯干,这里绝对是个干事创业的好地方。”
我心里踏实,觉得能到农场工作也挺好。可张桂芝知道后却炸了锅。她打听到农场工人的工资只有四十多块钱,还要经常干体力活,根本不是她理想中的好工作。
那时候的国营厂待遇确实不错,不仅工资高,还有食堂、澡堂、医务室等福利设施。
张桂芝觉得我太死心眼,非要跟她较劲。她认识的一个领导说可以帮我调到化肥厂,工资能比农场高出一倍。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选择,我相信,在哪里都能凭自己的本事干出一番事业。
就这样,我和张桂芝因为工作分配的事情,第一次有了严重的分歧。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只是我们婚姻危机的开始……
02
1987年的夏天格外炎热,我每天天不亮就骑着自行车去农场,顶着烈日在田间劳作,直到太阳落山才回家。虽然工作辛苦,但我丝毫不觉得苦,在部队养成的习惯让我对这份工作充满热情。
张桂芝却越来越不满意,我的工资只有四十二块钱,而她在纺织厂每月能拿到八十多。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我每天回家时总是一身汗臭和泥土气,她开始嫌弃我。
岳父母也数落我,说女儿嫁给我是高攀了。他们总在饭桌上提起邻居家的女婿,人家凭关系分到了百货公司,现在都评上副科长了。每当这时,张桂芝总是长吁短叹,弄得我很难堪。
矛盾在一个周末彻底爆发,那天我刚下地回来,就看见岳父母和张桂芝坐在客厅。
他们说化肥厂的关系还在,现在进去就能评个技术员,再过几年评个工程师也不难。张桂芝直接跟我摊牌,说如果我还是不去找关系调动工作,那就离婚。
我心里很难过,当兵十年,我最看重的就是一个“正”字。在部队,指导员教育我们要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干事。如今为了一份工作,让我去走后门,这不是打我这十年军旅生涯的脸吗?
我沉默了许久,最终同意了离婚。张桂芝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决绝,她愣在那里,眼里有惊讶,也有失望。第二天,我就搬出了那个住了三年的小屋,只带走了几件换洗衣服和一床被子。
农场给了我一间简陋的单身宿舍,虽然条件差,但总算有了栖身之地。
从此,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就看农业技术的书籍。我想证明给所有人看,在农场一样可以干出一番事业。
那时候的农场正在进行技术改革,场长看我肯学肯干,把我调到了新建的蔬菜大棚管理组。
这是一项新技术,能让蔬菜反季节生长,效益很好。我很快就掌握了温室种植的要领,大棚里的蔬菜产量逐年提高。
1992年,国家开始推进农场企业化改革。我们农场因为效益好,被改制成了事业单位。我也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评了职称,工资翻了好几倍不说,还有了五险一金。
在农场,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小林。她是场办公室的会计,为人贤惠,从不计较得失。她说喜欢我这种实在人,我们很快就确定了关系。
婚后,她主动照顾我的起居,还经常帮我整理技术资料。有了她的支持,我在农场的工作干得更起劲了。
1994年,我被评为市劳动模范,在表彰大会上,我遇到了几个当年的老战友。他们听说我在农场干得不错,都为我高兴。
日子就这样平淡而充实地过着,我和小林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生活虽然不算富裕,但很踏实。
每当看着大棚里郁郁葱葱的蔬菜,想着这些新鲜蔬菜能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我就觉得特别自豪。当年那个倔强的决定,让我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
农场的日子虽然清苦,但却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的幸福不在于你在什么位置,而在于你是否真心热爱自己的工作。
那些年,我虽然失去了一段婚姻,但却收获了更宝贵的东西——自己的事业和真正的幸福。
03
九十年代中期,改革的大潮席卷全国,我们农场已经完成了事业单位改制,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但城里的大型国营企业却开始经历阵痛,一个接一个陷入困境。
透过送菜的工友,我零星听到一些张桂芝的消息。她在离婚后嫁给了纺织厂的一个小车间主任,当时很多人都羡慕她找了个“能人”。
可好景不长,1996年纺织厂开始大规模裁员,她丈夫虽然是个小干部,却也没能幸免。
1997年的冬天特别冷,一天,我在农场接待来收购蔬菜的客户时,遇到了张桂芝的弟弟。
他眼神躲闪,支支吾吾地说姐姐让他来买点便宜的菜。
我明白他们家境一定不太好,便让他挑了些品相差点、价格便宜的菜。
从他的闲聊中,我得知张桂芝的第二次婚姻也经历了波折。她丈夫下岗后借钱做生意,结果赔了个精光,两个人整天吵架。
而我这些年在农场过得十分充实。我们引进了新品种,开发了精品蔬菜基地,效益越来越好。
1998年,我被提拔为农场技术科科长,工资已经涨到了两千多。小林也评上了会计师,我们在城里买了套小房子,生活过得有声有色。
记得1999年春节前,我去城里供销社送货,在门口看见张桂芝的丈夫正在发传单。
那时很多下岗工人都在街头发传单糊口,我远远地看着他佝偻的身影,不禁感慨命运无常。后来听说,他们夫妻开了个小卖部,生意一直不温不火,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2015年的这次偶遇后,我时常想起张桂芝在市场上的模样。岁月虽然夺走了她曾经的光彩,却让我看到了生活最真实的一面。
那天之后,我特意到那个市场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她和丈夫这些年一直靠摆摊维持生计。
有时我也在想,人生的路有千万条,但最适合自己的,往往只有一条。当年我放弃了“好”工作,选择了清贫的农场,在旁人看来是“倔”,是“傻”。
但正是这份“倔”和“傻”,让我在时代的大潮中站稳了脚跟,收获了事业和幸福。
前几年,我又路过那个市场,张桂芝的摊位已经不在了,听小贩说她回老家了。望着她曾经站立的地方,我由衷地祝愿她以后的日子能好过些。
岁月如歌,流年似水。在这条我自己选择的路上,我无怨无悔,也从未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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