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是公平的，特别是在动荡不堪的民国时代，被公认为好人的人，也未必能够心想事成。

被戏称一生“专娶名女人”的程述尧，出生于富裕家庭，幼年随家人迁居北京。

作为满族人且为家中长房长孙，从小衣食无忧、备受长辈宠爱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考入燕京大学后，程述尧一直是校园的活跃分子。

他因喜欢话剧、自己本身也多才多艺，参加了“燕京剧社”，在那里结识了民国未来演艺圈的著名人物孙道临和黄宗江。

他们一起进行创造、一起排演话剧。

他和同学一块儿参加抗日活动后被关进日本宪兵队的大牢。

幸好他的家人人脉资源广，最后被放出来。

毕业后，他短暂地担任教育之职。三年后返回北京，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共同创立南北戏剧社从事话剧工作。

随后他一直从事与话剧和创作有关的工作。期间，他与民国演艺圈的三位著名女士分别结婚。

际会因缘，他与每任妻子都未能携手白头。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的三段婚姻都无疾而终？

抗日战争胜利后，程述尧在工作期间，一直兼职话剧演出。

期间与黄宗江的妹妹黄宗英结婚。

黄父曾于清末留学日本，回国后成为电话局工程师。黄宗英和两个哥哥却都喜欢演戏，没有继承工程师的基因。

黄宗英因演出《甜姐儿》而一炮走红。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她演出的剧目多为青春剧，这也让她的私生活变得更加复杂。

黄宗英在和郭元同的朝夕相处下日渐生情并走入婚姻生活。可天意弄人，在两人新婚十八天后，她成了寡妇。

在卫禹平、孙道临的劝说下，他们成立了南北剧社，邀请了程述尧担任经理。

培根曾说过：“当人心最软弱的时候，爱情最容易入侵。”

程述尧在接触黄宗英后，对她非常好，如大哥哥般帮他排忧解难。新寡的黄宗英从程述尧身上看到了爱情的影子。

程家是传统大家族，家规非常多。就拿吃饭来说，程家是不允许儿媳妇坐着吃饭，还要求她给每个人盛饭。

黄宗英刚嫁入程家，非常不适应。

她虽未将委屈诉诸于丈夫，可程述尧还是发觉了她的不开心并在以后的日子里，对她更加关心且想办法让她能够开心。

如程述尧回家会给黄宗英带大栅栏的烤鸭、前门的烧鸡。

程述尧的做法感动了黄宗英。然而，这些都不是她想要的，她需要的是丈夫在事业上的支持和理解，可他没有捕捉到这一点。

黄宗英为此非常苦恼，程述尧却不理解她的苦恼。

两人的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程述尧不知道如何让黄宗英更加开心。为了解决她的苦恼，程述尧只能一味地在生活上关心和体贴她。

这种关心让黄宗英压力倍增，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

黄宗英渴望回归舞台而非在家围绕公婆和程家礼节而活。

程述尧的父亲是封建大家庭中说一不二的长辈，不允许黄宗英抛头露面。

这令黄宗英的生活更加痛苦。为让妻子开心，程述尧请求五舅帮忙说情。

程父看在五舅的面子上，开恩准许儿媳妇继续演戏，但要求他们夫妻搬出程家。

黄宗英这才得以开启舞台生活，就像放出笼的小鸟可以无拘无束地飞翔。

这次的复出，特别是参加上海戏剧学院筹款义演时，她结识了赵丹。

追求光明的理想和攀登艺术高峰的共同志向将两人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也意味着，程述尧和黄宗英的婚姻生活走到了尽头。

黄宗英对程述尧的评价是：好人。

好人不代表一定可以做好丈夫。程述尧对妻子的好却不是妻子真正的所需。

他不能在事业上和黄宗英产生共鸣导致两人不得不分开。

两人的婚姻结束后，黄宗英和赵丹开启了幸福生活。

因艺术的牵引，程述尧遇到了上官云珠——中国百年影史上独具光彩的一颗明星。

他们的结合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那个时代对旧新社会名人的要求非常严格，这种社会氛围也影响了两人以后的婚姻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程述尧作为上影的工作人员，代表官方成功收购原本属于英国人的兰心大戏院并担任第一副经理。

上官云珠因连续演出一百五十九场《红旗歌》而与程述尧有了频繁的联系。

慢慢地，两人相识、相知、相恋，最终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结婚之初，两人度过了婚姻中短暂的美好时光。

因沿袭旧社会的生活习惯，生活讲究享受和奢华、女儿弹钢琴、家中有保姆伺候、养德国猎犬、经常邀请演艺圈的名人去家中吃饭……后来的动荡年代，这些都成了被批判的理由和借口。

新中国成立之初，上官云珠年方三十，正值一名女星大有可为的年华却遭遇演艺道路的瓶颈。

由于戏路、形象和气质、生活方式都不适合当时重点宣传的“工农兵”，她一度处于无戏可演的尴尬境地。

上官云珠是明聪且要求上进的，为延续艺术生命，她主动对自己进行改造。

穿上列宁装为《青青电影》拍摄封面女郎、参加影视工作者座谈会并积极发言、参加接头演出时舞姿欢快、当选上海剧影妇女协会执行委员……。

她的生活日趋简朴、思想积极要求进步并全身心地投入到进步的影剧活动中。

如她在出演《乌鸦与麻雀》时明确拒绝再演交际花角色，出演《太平春》中的凤英并现身苏州进行宣传。

她积极参加公共活动，努力践行“跟着红旗，跟着党走”的言行。

“人生如戏”，上官云珠在戏里的角色多以悲剧收场，如《舞台姐妹》里，她更是饰演了从大红大紫走向自杀结局的越剧皇后，仿佛就是她命运的昭示。

再加上当时的程述尧在“三反”时被组织调查认为贪墨戏院的公款。

夫妻二人都知道这是诬陷，可一生顺遂的程述尧想法很简单：只要自己补上亏空即可。

他立刻联系上官云珠，希望她可以拿出家中积蓄进行填补。

可现实却恰恰相反，钱财上交、罪名坐实。

这件事让上官云珠明白：程述尧的名声受损会连累她的演艺事业以及以后子女的生活。

一辈子为舞台而生的上官云珠不能因丈夫的污名而阻止自己要求上进的脚步和前进的事业，狠心地提出了离婚。

面对现实生活，程述尧可能没有想到，上官云珠为了舞台毅然决绝。

正如他儿子评价母亲说的那样：无论和哪任丈夫分开，儿子可以不要，但演戏是不能耽误的。

这可能是她为什么能演得好的主要原因。

程述尧苦苦哀求下也未能挽回上官云珠，但当时的他对婚姻还抱有希望。

程述尧于1955年娶了有“玲华阿九”之称的吴嫣。这位女士来头不小，她的闺蜜有孟小冬、潘素等人。

程家却因她的身份，曾经在“长三堂子”——一种卖艺不卖身的青楼待过而不同意这门婚事。

当时的程述尧可能被上官云珠伤害较深，他一直没有听从身边人的劝说和上官复婚且非常执拗地认定了要跟吴嫣在一起。

命运却再次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浮世悲欢一家人，河山摇坠难团圆。”这可能是对生活在新中国特殊动荡时期的最好写照。

吴嫣因卷入“潘杨案”而被关押。程述尧在经历有难被甩后，决定和妻子同甘共苦，没有选择离婚。

在当时的社会中，他的这种做法非常不妥。

因未和吴嫣离婚他受到牵连而被降职，从戏院经理降到检票员，但他都乐观以待。

即使在1966年吴嫣下放乡下劳动时，程述尧都在等待她的回归。

可悲的是，吴嫣从乡下回到城市后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

她开始和旧社会时期的“好姐妹”来往。

与往昔对比，她当时是耀眼一时的明星、受人追捧，身边的朋友圈也是名人挤挤。

后来在香港见到“好姐妹”时，她只是一位简朴，甚至有些寒酸的中年妇女。

这种对比的落差让她不甘，从云端跌落后还狠狠地摔了一跤。

她将这一切不公都归因于和程述尧的不幸婚姻，忘记了在十多年艰难日子里丈夫的陪伴和不离不弃。

她还认为自己最需要安慰的时候，程述尧患上老年痴呆症，什么忙都帮不上。

她开始对丈夫大喊大叫，甚至打骂。

在他记忆出现混乱，将儿子当作父亲、妻子当作女儿时，她的怒气达到了峰值，拿起烟灰缸去砸丈夫。

她对程述尧的照顾和关注少得可怜，绝大多数的时间都不着家，对丈夫的病情更是不闻不问。

对比吴嫣对前夫孙矅东的态度，即使她已改嫁给程述尧，在得知前夫劳动改造结束后要去当时女友家提亲，她积极帮忙、亲自带着孙矅东上门，还帮助前夫落户上海。

这一系列的操作，看得出吴嫣是真的将孙矅东放在心，对程述尧到底有多少真心，可能只有她自己清楚。

不容否认，民国时期人们对待婚姻爱情的开放态度，影响着吴嫣和程述尧的婚姻。可世人再次提起他们，只能唏嘘叹息。

在七十六岁那年，程述尧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的儿子韦然认为父亲的一生是曲折的，但年轻时的“大活宝”性格让他在历经挫折和磨难时，可以顶住压力继续活下去，这也算是人生的一笔财富。

他从小生活顺遂、想法简单，生活随心所欲；积极追求进步，工作和爱好两不误。

婚姻中，他是公认的“好人”：对妻子体贴入微，生活上更是照顾有加，“收服”上官云珠和前夫的女儿。

可他又不能很好地理解和支持各任妻子对事业的执着追求，进而掐断了夫妻共同生活下去的机会。

两任妻子的背叛，有他自身的性格原因，也有对方对理想的追求和利益的盘算，还有动荡社会的无奈。

吴嫣的嫌弃可能是她想从围城走出，可程述尧晚年的痴呆让她只能受困其中。

在感情的道路上，程述尧越挫越勇，失败的感情经历没有磨灭他对爱情的渴望。

纵观程述尧的感情经历，他虽未为情所困，但他的确也不太明白自己在感情中到底在追求什么。

那么，你对于程述尧的三段婚姻，有何种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