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我国遭受了巨大的屈辱。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介入科索沃战争,对南联盟发起空袭。
美国轰炸机悍然轰炸了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新华通讯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朱颖当场牺牲,数十人受伤。
美方事后却以“误炸”来掩饰,拒绝赔礼道歉,引起了我国群众的普遍愤怒。

那么,面对美国这种公然践踏我国主权的行为,我国当年为何不反击呢?
其实要说有没有反击,得看“反击”的标准是什么。在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后,我国向美国提出了严正交涉,并指出这是一场蓄意轰炸。
在政府声明中,我国表示“对这一野蛮暴行表示极大愤慨和严厉谴责,并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而最后美国也不得不作出部分让步,对炸馆事件的遇难者和伤者进行了经济赔偿,并赔偿了我国因馆舍被炸造成的损失。从这个角度讲,我国其实也是反击了的。

当然,如果反击的标准是对美国的大使馆也来一场对等袭击,乃至在台海或南海发起军事行动,甚至与美国全面开战的话,那我国此前的行为就不能算反击了。
因此这一问题更准确的说法是:我国为何没有采取烈度更高的反击手段呢?
《孙子兵法》里有这样一句话:“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也就是说不能因为生气就发动军队乃至开战,这是兵家大忌。
符合利益的才应该行动,不符合利益的就应该停止,此事中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发怒前,首先要想想为什么敌人想要你发怒,他想通过这种做法达到什么目的?这带来的是好处还是坏处?
或许就会对此事有全新的看法了。因怒兴师为什么是兵家大忌?因为敌人会料想到你要发怒,进而做好对应的准备,在有利的条件下和你作战。
或者说他此前的挑衅行为本身就是为了激怒你,让你在冲动下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因此战争中有一条铁律,就是不要去做敌人想要你做的事情,那样多半会吃亏。
因此《孙子兵法》随后又写道:“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
也就是说生气的心情可以恢复,但灭亡的国家却不可能再重现,死去的人也不可能再复活了,到时候再后悔也没用。愤怒是无法一直维持的,但利益是会一直维持下去的。

我们再以此分析当时的形势,就能明白我国当时为什么没有采取更激烈的反击方式了。
当时我国虽然经过了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但科技水平和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经济体量也还不是现在的世界第二,德国日本等数个国家还排在我们前面。
而我军当时也还没有完成全面现代化,在军事科技上也落后于美国,部分关键装备还得靠进口。

并且,美国和我们远隔重洋,真要打起来,免不了要比拼海空军实力。而当时我国的海空军还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对美国而言劣势较大。
一旦和美国进入战争状态,很容易陷入“有力没处使”的状态。美国很可能就是故意挑衅我们,让我们“怒而兴师”的。

当然有人会拿此事与朝鲜战争作对比——当时我国还更落后,还处于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状态中,不还是抗美援朝去了吗?
照样把“联合国军”打得一败涂地,打上了谈判桌。当时我们都不怕美国,现在怎么能说不是美国的对手呢?

但是,我们分析形势时,不能只看国内形势,也要看国际形势。1950年时我国固然穷困,美国固然强大,但当时的世界是处于冷战格局中的。
美国要对抗的对象不只是我们,而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而我们在建国之初也得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
当时美国要着眼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既要在中欧和苏联全面对抗,又要抢夺英法等殖民国家的势力范围,还要巩固其在希腊和土耳其等国的影响力。
可以说社会主义阵营帮我们分担了相当的压力,让美国没法专心和我们交锋。

但时移势迁,1999年的国际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不得不说,此时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国力最强盛、国际影响力最大的时刻。
美国已经在冷战中打垮了社会主义阵营,并靠着对东欧和前苏联各加盟国的资本收割而赚得盆满钵满。
前华约和前苏联加盟国的许多国家不但不能成为我们的助力,反而相继投靠美国阵营,成为了美国的助力。
当时两极格局已经垮塌,美国是完全的“一家独大”局面。欧盟和日本固然在经济上还有和美国竞争的能力,但在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上完全不是美国的对手。
更何况在国际政策上,这些势力往往是穿一条裤子的,很多欧盟成员国同时也是北约成员国。

俄罗斯呢?也指望不了。此时的俄罗斯还处于解体后的经济困境中,依然在“寒冬”中挣扎,休克疗法带来的余波也并未散去,甚至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都是相对亲美的。
并且此时俄罗斯还没有平定车臣地区,他们深受车臣问题的困扰,也很难在此时与美国抗衡。
换言之,此时放眼世界,我国再找不出一个可以制衡美国的势力。

反观美国,此时带领着一堆“小弟”,在收割前苏联势力范围的过程中,国际影响力也达到了巅峰,这也是美国敢于在此时挑衅我国的原因——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垮塌。
虽然反美国家还不少,但都是一盘散沙,没有团结起来和美国抗衡的能力。
而美国此时也并没有太多事情要关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还没有开打,美军也还没有陷进中东战场的泥潭中去,美国的后院拉美地区也在美国发动所谓“正义事业行动”后相对稳定。
朝鲜此时也经历着艰难的“苦难行军”,一时无法在半岛问题上威胁美国。

换言之,此时美国是一个可以专心对付我国的状态。
如果此时我国发起对美国的全面反击,美国很可能会将大部分军力都用来和我国对抗。以当时我国的状态和国际形势而言,这无疑是十分危险的。
因此,我国当时只能以外交形式解决此事,在舆论上孤立美国,避免此事发展为军事冲突。
这是无奈的“韬光养晦”之策,但也是当时性价比最高的策略。事实证明这一策略也确实取得了成功,在避免冲突扩大的同时尽可能为我国争取了权益。

而美国的这段辉煌时期也是有限的,2001年,一场“911事件”彻底打乱了美国的计划,美国随后将重点放在中东地区,先后发起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有一点可以很明确地看出来,那就是2001年9月之后,2008年之前,中美冲突明显减少了。

而美国人最后也明白了我国当年为何不反击,那就是在“韬光养晦”,寻找最佳的反击时机。
一时的隐忍不代表我国就会永远屈服,正是为了未来有更多手段可以反击,我们才选择了暂时忍让。
如今我国的国力日益增长,自“中美贸易战”以来,我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也越来越坚决,美国这才发现我国的隐忍背后是何等的坚韧。

而在2021年的安克雷奇会议中,我方更是直接发出了“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这样说话”的宣言。和1999年时的隐忍态度相比,此话实在让人感到扬眉吐气。
当我国的实力越来越强,美国的霸权越来越弱的时候,反击的时刻自然就来了。

总而言之,1999年时我国也并非完全没有反击,只不过是反击的手段没有那么激烈罢了。
而之所以会如此,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因为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将此事遗忘。
在韬光养晦的阶段过去后,此事必然要有个说法。无论再过多少年,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这笔血债——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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