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小雅》中有首诗“我行其野”：

我行其野， 独行在田野，

蔽芾其樗。 臭椿发新芽。

婚姻之故， 旧日婚姻好，

言就尔居。 远来就你家。

尔不我畜， 如今嫌弃我，

复我邦家。 不如回我国！

我行其野， 独行在田野，

言采其蓫（音竹）。 手握嫩蓫哭。

婚姻之故， 旧日婚姻好，

言就尔宿。 远来同起居。

尔不我畜， 如今疏远我，

言归斯复。 不如归父母。

我行其野， 独行在田野，

言采其葍（音服）。 手持小旋花。

不思旧姻， 不思旧姻好，

求尔新特。 只为新人笑。

成不以富， 非为新人富，

亦祗（音之）以异。是你把心变。

《毛诗正义》在此诗序中说：“‘我行其野’，刺宣王也。”通常而言，都认为这首诗是讽刺周宣王时期荒政，不明媒正娶，“多淫婚之俗”。

“我行其野”与“黄鸟”两篇，是《诗经》中少有的两篇讽刺周宣王之作。毕竟，周宣王被视为中兴之主，传统上对他的赞扬声远超过批评声。《毛诗正义》评价“黄鸟”：“刺其以阴礼教亲而不至，联兄弟之不固”。所以，“黄鸟”一诗中，才有“此邦之人，不可与明（通‘盟’）。言旋言归，复我诸兄”之句。“我行其野”中，也有“尔不我畜，复我邦家”之句。因此，两诗一说兄弟之邦疏远周王室，另一说婚姻之国疏远周王室，恰好就描述了周宣王执政时期同姓和异姓诸侯国对周王室离心离德的历史现状。

作为周王国历史上有名的中兴之主，《史记·周本纪》称他“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为何在《诗经》中，反而会有诸侯疏远周王室之诗呢？

《国语·周语上》记载：“宣王即位，不藉千亩。”所谓“不藉千亩”，就是周宣王将周王国实施了数百年的藉田制，在周王畿内彻底废除：原本属于周王室“国营”的“千亩”之田，全部转交给民间“地主阶层”经营；周王室则依据“彻法”，每年到了收获季节，指定农场十分之一田土所产作为赋税，上交政府。

放弃了藉田制后，周王室将土地交给天下地主们去经营，实现了周王室与天下地主阶层的利益共享。所以，《史记》才称周宣王“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西周初，文、武、成、康四代周王就是靠分封土地，来笼络天下诸侯。周宣王“不藉千亩”改革，与此可谓是异曲同工之妙。

在改革前期，因为这一让利，周宣王得到了天下绝大多数诸侯及其他拥有土地阶层的拥护，所以才出现了“诸侯复宗周”的大好局面。

然而，好景不长。

到了周宣王执政中后期，周王室突然遭遇了多次败战：

公元前797年，周王室派军攻打太原（宁县固原）之戎，未能取胜；

公元前792年，周宣王派兵讨伐条戎、奔戎（山西夏县西南），再次战败；

公元前789年，周宣王亲自率军在千亩（周王畿近郊）迎战入侵的姜戎，又一次战败！

尤其是千亩之战时，周王室兵力捉襟见肘，却没有哪个诸侯国愿意就近派兵支援王室。周宣王被迫从遥远南方的江汉流域调入“南国之师”（韦昭注）。可没成想，不但“南国之师”全军覆没，连周宣王本人也差点命丧疆场！

周宣王被迫从江汉流域调兵勤王，恰恰佐证了天下诸侯有意疏远周王室的历史事实。史书都说西周覆灭时，诸侯不愿出兵助周幽王。可是千亩之战证实，早在周宣王时期，诸侯就已经开始在看周王室的笑话了。因此，“黄鸟”与“我行其野”两诗，所言非虚。

周宣王“不藉千亩”改革，是将周王室仅有的一点家底都奉献出来了，为何诸侯们还会离心离德，在关键时刻抛弃了周王室？天下诸侯未免太不知恩图报了吧？

天下诸侯之所以在周宣王改革数十年后出现这样的变化，就在于西周时代的“地主阶层”，已不完全是分封“地主”，还有另一类人。而这一类人的代表，就是90%以上的中国人都未曾听说过的裘卫。

1975年，在陕西岐山董家村发掘出来“裘卫四器”：两鼎、一盉、一簋。在这四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上，都刻有铭文。其中，《卫簋》记载裘卫领受天子赏赐之事；《五年卫鼎》记载了裘卫与邦君厉之间的土地纠纷；《三年卫盉》和《九年卫鼎》分别记载裘卫用物品同矩伯交换土地和林场之事。从“裘卫四器”的铭文可看出，到西周中期时，周王室大臣贫困者大有人在。为了维持场面，王室大臣往往被迫用土地和林场与裘卫这样的小官来交换各类贵重物品。

“裘卫四器”的发现，证明早在西周中期，土地已经可以自由交换，与传统上人们所认为的西周“田里不鬻（买卖）”大相径庭。裘卫不过是掌管王室制皮作裘的小官，当然不可能从周王室获得分封土地。裘卫家族的土地，都是与王公大臣等等交易买卖而获得。然而，裘卫家族的后人，地位却是一代高过一代：裘卫之子公臣，成为王室执政虢仲手下“司联百工”的大总管；裘卫之孙旅伯成为旅邑膳夫，成为了地方官员。此外，旅伯之妻是毛仲姬，裘卫的曾孙女（或孙女）则嫁给了成伯孙父为妻。毛伯与成伯，都是西周姬姓世家，地位极高。裘卫家族从负责制皮作裘的官商，登堂入室，竟然与周王族联姻成亲家，足见其社会地位之高。（《西周史·西周的衰亡与东迁》许倬云 著）

而裘卫之孙旅伯所处的年代，正是周宣王时期，也是《诗经》中所讽刺“尔不我畜，复我邦家”的年代。

以裘卫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层，家族土地就不是靠王室分封，而是通过土地买卖得来。而新兴“地主”阶层买卖土地的资本，都是由经商所得。裘卫虽然是制皮作裘的小官，但是利用这种掌控皮革制品的独特地位，便可以通过买卖皮革制品来发家致富。甚至王室侯伯在缺乏皮革制品时，都不得不与裘卫进行交易。经商，这就是裘卫家族发展壮大的最终秘密。

裘卫一族的发家史，究竟与诸侯对周王室离心离德之间有何关联？

这就与周宣王“不藉千亩”改革密切相关了。

表面上，周宣王“不藉千亩”改革是针对天下所有“地主阶层”，不管是旧日分封地主还是新兴商人地主都一视同仁，似乎公平合理。但是，两类不同成因的“地主”，在经营能力上却存在着天壤之别。

两千多年后，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的亚当·斯密，在考察了西欧多个国家后，就发现了如下现象：“商人大多是勇敢的事业家，（分封）地主则往往胆怯，畏缩不前。在商人看来，大量的资本如果能用来改良土地，那么土地的价值也会增加。而（分封）地主则不然：一方面，地主的资本很少，即使有，也绝少像商人那样去做；另一方面，即使（分封）地主对土地进行改良，但改良土地的费用多来自每年收入的剩余，而不是资本。这种情况，在城市周围的农村，尤其在大部分土地都没有开垦的地方尤为明显。另外，商人因经营商业而形成的井然有序、节省、谨慎等习惯，也决定了他们更适合对土地进行改良。因此，商人能够从（土地）中获利势必顺理成章。”

因此，周宣王“不藉千亩”改革后，虽然分封地主与商人地主能够从周王室得到土地，但是数十年过后，商人地主在经营能力上的优势，势必让他们获利甚多，经济实力远超传统的分封地主。随着商人地主的经济实力增强，他们对周王室财政收入的贡献也就越大，在周王室的政治地位也就水涨船高。所以，乘着周宣王“不藉千亩”改革的春风，裘卫家族在宣王时期迅速壮大起来。

以裘卫家族为代表的新兴商人地主阶层形成，自然对传统分封地主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分封地主土地经营能力不如商人地主，他们的经济自然实力每况愈下；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又进一步导致了他们政治地位的下降；如此一来，原本属于他们的许多王室官位，都被商人地主们抢走，让他们在王室逐渐被边缘化，成为被遗忘的一族。

周宣王“不藉千亩”改革后，在市场化经济竞争的大格局下，无论是婚姻还是亲戚关系，都无法让分封地主在过上坐享其成的安逸生活。周王室喜欢裘卫这类懂经营、会经营的“新特”，而不是这些只会躺在祖宗业绩上睡大觉的分封旧勋。所以，分封地主们只能无奈地唱着“尔不我畜，复我邦家”的哀歌，无限惆怅地离开周王室，回到父母之邦或是兄弟之邦了。

“不藉千亩”改革，落得如此结局，当然会让分封地主们高度不满了。

所以，为何周宣王改革会令诸侯们离心离德？

按照亚当·斯密之说，是因为新兴商人地主阶层的迅速崛起，导致分封地主阶层在周王室政治地位的快速下降，最终造成了天下诸侯的离心离德。

所以，周宣王改革持续时间越长，周王室凝聚力就越差。到了后来，在周王室遭遇外族入侵之时，天下诸侯都不愿出兵支援了。失去了天下诸侯支持，周王室自然再度走向没落，周宣王中兴不兴也就是必然之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