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经济史的经验来看，无论是最先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还是成功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后发国家，抑或是那些长期面临发展问题的经济体，技术升级和由此而产生的产业升级是一个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与核心。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经济体来说，如果无法实现技术的升级，就很难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中国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为发达经济体？通过对发达经济体及长期面临发展问题的经济体的比较分析，笔者提炼了一个新的概念，即“中等技术陷阱”。世界经济发展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简单而言，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早期可以依赖技术扩散、依靠学习复制发达经济体转移出来的技术，但要实现高收入经济体的目标，很难通过单纯的技术扩散来实现，一方面需要依靠培养“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则需要有能力在现有技术领域实现可持续的技术升级，即从技术刻度的“4”～“7”或更低水平不断向“8”以上的水平迈进。

“中等技术”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就内部来说，在任何一个国家，技术总是在变化和进步的，既可以是同一种技术的迭代与进步，也可以是新技术的出现；就外部而言，“中等技术”指的是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或者国家群体的技术水平比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外部而言的含义更具有意义，因为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基本上决定了该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水平。

尽管“中等技术陷阱”的核心是技术本身，但是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技术发明、基础科学研究、应用性技术、企业、市场、政府等各个环节。这些环节必须配合协调，共同发展，否则很难实现跨越。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经济体成功了，而另一些经济体则失败了。

欧美发达经济体本身的发展经验正说明了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是一个系统工程。近代以来，英国是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工业化先在欧洲和北美国家扩散，然后再扩散到世界各地。较之英国，德国是后发展国家，因此政府必须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扮演较之英国更为重要的角色。因此，德国就产生了“国民经济体系”的概念，而英国则没有。同理，较之英国，美国也是后发展国家，因此，在美国建国初期，包括汉密尔顿在内的一些政治家践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保护民族工业，等民族工业成长起来之后，再实行全面开放政策。

东亚几个发达经济体的经验也说明了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东亚，日本是第一个通过学习德国、美国技术经验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日本之后是“亚洲四小龙”。日本经济学家曾经提出“雁行模式”的概念，即“亚洲四小龙”早期发展依靠的是从日本扩散而来的技术。尽管有夸大日本角色的成分，但其对技术扩散在经济体早期发展中作用的描述是正确的。不过“雁行模式”就很难适用于中国，因为日本对中国技术出口持保守态度，中国的崛起并非对日本技术或者“亚洲四小龙”技术的应用。中国是通过对世界各地技术开放应用、改进创新，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尽管中国还处于中等技术水平，但与过去比较，中国技术水平的提升是整体性的。

无论是基础科学研究还是技术的应用转化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技术需要转化成产品，在市场上出售之后得到回报，否则很难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大量应用了起源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超级全球化”导致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形成了今天人们所见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今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包揽所有技术的整个产业链和供应链，而是只能占据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一个部分，并且努力往上爬，形成价值链竞争。

这一过程至少说明了两点：技术的扩散是双赢的，输出国和输入国都能够从中受益；原创性技术是等不来的，需要依靠自己创造。美国等西方国家从来没有，也不会把最先进的技术输出到中国。最发达的国家，无论是资本还是政府，都害怕其他国家掌握最先进的技术，因此一旦出现竞争者，往往实行打压政策。

从技术升级看，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挑战。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市场基本上是向中国开放的。中国的技术现代化和全球化相向而行，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和强化。今天出现了逆全球化，其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快速崛起使得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同时对他们的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构成了挑战。

中国又该如何破解技术围堵实现从应用性技术到原创性技术的转型呢？中国如何在现有技术领域实现技术升级，从目前“4”～“7”的水平，提升到“8”或以上水平呢？

在宏观层面，开放政策是关键。要对近年来所强调的“新型举国体制”作科学理解，继续实行开放政策，并且越来越开放。

举国体制很重要。在很大程度上，近代以来，所有强大的国家都实行了举国体制。在西方，尽管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由资本主导，但一战、二战期间的战争动员，也促成了西方国家演变成为举国体制。美国更是如此。二战之后，随着“布什报告”（即《科学：无尽的前沿》）的出台，美国政府用“国家安全”的概念找到了干预技术进步的领域和方法。今天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更是举国体制。

如果把近代以来的世界科技看成“一座山”，这座山是世界所有文明、所有国家共同造就的，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阿拉伯世界的科技和西方古希腊以来的科技，都是对“这座山”的贡献。近代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霸占着“这座山”。二战前，欧洲国家霸占着“这座山”，到了二战以后，转变为由美国霸占着“这座山”。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WTO）进入了世界科技“这座山”，并通过几十年的虚心学习和努力发展，在“这座山”上持续往上爬，对处于“山顶上”的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构成了竞争压力。

面对今天美国对我国的“卡脖子”和系统“脱钩”，中国强调的是新型举国体制，它绝对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而是把大门敞开，在更开放的情境下进行举国体制式的创新。

那么，一个国家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呢？自从工业化发生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持续创新的过程，被称为“创新经济”。尽管创新涵盖制度和技术等很多方面，但核心是技术创新。一种新技术的诞生不仅催生新的产业，也促成其他方方面面的制度创新。

经验地看，一个国家要突破“中等技术陷阱”，要具备三个条件：一大批有能力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一大批有能力把基础研究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机构；一个开放的金融系统，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技术的转化都需要大量的金融和财政的支持。这三个条件必须相互配合，缺一不可。

◇郑永年（摘自“瞭望智库”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