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身体不行，回去吧。”
军医抬头瞥了我一眼，声音冷得像腊月的北风，透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劲儿。
我愣在那儿，脑袋嗡嗡的，半天没回过神来。
“医生，我……我身体一直挺好的啊。”
我声音有点抖，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
可那军医连头都没抬，只摆摆手：“不用说了，赶紧去拿体检表。”
我站在门口，手里的体检表像有千斤重。
表上那三个字——“不合格”，刺得我眼睛生疼。
一阵风从窗外灌进来，吹得窗帘哗啦啦响。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好像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洞里。
事情还得从五年前说起。
1965年，我刚满18岁，村里来征兵，我第一个报了名。
那时候，能穿上军装是多大的光荣啊！
家里的大人都说：“小国，这可是咱家祖坟冒青烟了！”
我也觉得自己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
后来分到部队，地点在北岭山，偏远得很，四周全是大山，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我是个不怕吃苦的人，干活卖力，啥脏活累活都抢着干。
领导看我踏实，又肯学，后来把我分到后勤修理班。
修电线、换水管、补房顶……这些活儿虽然不起眼，但我干得有板有眼。
有一年大雨把营房冲塌了，我们几个修理班的整整干了三天三夜，连觉都没怎么睡，把营房修好了。
首长还表扬我们，说：“修理班的小伙子们个顶个的能干！”
那时候，我心里热乎乎的，觉得自己干啥都值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也一天天进步着。
1968年，我被评了先进个人，还立了个三等功。
班长开玩笑说：“小马，再干两年，提干没跑儿了！”
我听了笑笑，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我不知道，命运早就给我埋下了一个大坑。
1970年，部队通知我要去体检，说是提干前的必要程序。
那一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就和炊事班的老刘一起坐车去了部队医院。
老刘比我大几岁，人憨厚，平时话不多，但那天他也忍不住说：“小马啊，这次体检过了，你可就是干部了，可别忘了老哥啊！”
我笑着摆摆手：“哪儿能啊，咱兄弟情义，比山高！”
到了医院，护士拿了体检表，领着我们一个科室一个科室地跑。
身高、体重、视力……一切都顺顺当当。
可到了内科，命运却来了个急转弯。
医生只拿着听诊器在我胸口听了几下，就直接说：“不合格。”
我不信，追问：“为啥不合格？”
“肺有问题。”
他头也不抬，语气冷冰冰的。
我心里像被泼了一盆冷水，整个人都凉透了。
炊事班的老刘体检完出来，看到我脸色发白，赶紧问：“咋了，小马？”
我把体检表递给他，他看了半天，叹了口气：“唉，这事儿啊，咱也不好说啥。”
回到部队后，消息传开了，战友们都替我惋惜，还有人说：“小马，这医生是不是看错了啊？”
我也想不明白，可军医的结论就是结论，谁也没办法改。
那年秋天，我退伍了，回到了老家。
家里人听说我退伍了，都觉得挺好，说：“在部队干活累，回来咱也能好好过日子。”
可只有我心里清楚，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为了养家糊口，我去了镇上的农机修理站上班。
修机器的活儿累，天天跟油污打交道，可我不怕苦，咬着牙干。
有一年冬天，我在田里修农机，一不小心摔了一跤，膝盖磕得鲜血直流。
可那时候天冷，血很快就冻住了，我直接用布条一缠，继续干活儿。
家里人说我拼命，可我心里明白，我是咽不下那口气。
1973年，修理站合并到县里的机械厂，我被调到了厂里。
厂里的领导看我干活儿踏实，又有技术，就让我负责一个班组。
后来厂里有了转干指标，我顺利转成了正式职工。
这些年，我一直兢兢业业，领导看在眼里，慢慢地，我从班组长干到了车间主任。
1989年，我被派到隔壁县开了个分厂，还当上了厂长。
有时候，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会想起当年的事儿。
如果当年我提干成功，现在会是什么样？
也许还在部队，说不定已经当上团职干部了。
可转念一想，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呢？
1995年，我遇到了当年的老战友，他是炊事班的老刘。
我们喝酒聊天，聊起了当年的事儿，他忽然跟我说：“小马，你知道吗？当年那个军医后来出事儿了。”
我愣了一下，问：“啥事儿？”
老刘叹了口气：“听说他那阵子家里出了点事儿，心态不好，误诊了好几个战士。”
我听了，手里的酒杯差点掉地上。
原来，当年的“不合格”，很可能是个错误。
可我心里却没有怨恨，反而有点释然。
如果不是那次误诊，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回到家乡，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它关上一扇门，却打开了一扇窗。
如今，我已经快七十岁了，身体依然硬朗，每天还能跑两公里。
偶尔想起当年的事儿，我都会笑着跟孙子说：“你们爷爷可是被‘误诊’出来的厂长啊！”
孙子们听了哈哈大笑，说我是吹牛。
可我知道，这一路走来，虽然有遗憾，但更多的是满足。
人生的路，有时候不一定要直着走，绕个弯儿，也许还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风从窗外吹进来，带着一丝凉意，我站在院子里，望着天上的星星，心里忽然觉得很平静。
“你身体不行，回去吧。”
那句话，仿佛又在耳边响起，但这一次，我只是笑了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