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的一天，朱德吃完早饭感觉闷闷的，忍不住咳嗽，而且一咳嗽就容易停不下来，这是长征路上留下的老毛病了，遇到寒风尤其是在阴冷的天气里就会嗓子发痒，引发咳嗽，这一天也不例外。

天一早就阴着，寒风一吹，阴冷阴冷的，朱德咳嗽了好一阵，才渐渐缓过来，他和以往一样走进办公的窑洞里去处理公务。

康克清从外面回来，远远地就听到了朱德的咳嗽声，她一阵心疼，随即快步走进了窑洞。朱德抬头看了看进来的康克清，又将注意力放在了公务上，康克清则开口让朱德休息一会，并递给了朱德一封信，然后坐在了旁边的凳子上。

图：朱德和康克清在延安

往常朱德工作的时候，康克清很少会打扰朱德，而且她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不过这一次，康克清却没打算离开，因为那封信是四川老家寄来的。

此时的康克清已经嫁给朱德15年，但因为革命的原因，他们都没有时间回家，康克清也就从来没有去过四川老家，没有见过老家的婆婆。

作为朱德的妻子，她没有机会对婆婆尽孝，对此她很是愧疚，也因此，她很关心老家的情况，如今老家来信，她自然也想知道信里都写了些什么，所以就静静地等在旁边。

而朱德激动的从康克清手中接过信来，迫不及待的打开信，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了起来，信很短，却让朱德呼吸一滞，随即就是一阵钻心的疼痛传来，似乎是承受不住这种痛，朱德的手轻轻颤抖，嘴唇微微蠕动，但到底什么都没有说，就那么坐在那里看着信，看了很久很久。

康克清感觉不对劲，怎么一封信看了那么久？难道发生了什么大事？能是什么大事让见惯了风雨的朱德沉默如斯？她突然就想到了去年老家的侄子和外甥分别寄来的信，信中都说婆婆身体大不如从前，难道是婆婆出了什么事？

康克清越想越害怕，因为婆婆已经86岁，这个年纪的老人一旦有事，就可能是大事，康克清赶紧站起来，走到了朱德的面前，沉默不语的朱德似乎也察觉到了康克清的靠近，他将信递给了康克清，康克清赶紧接过信看起来。

信不过短短几行，内容却让康克清心里咯噔一声，眼泪瞬间就从眼角滚出，她赶紧擦了擦眼泪看向朱德，只见朱德坐在那里，依旧是一动不动，如雕塑一般，但他的脸上却已经布满泪水，他在默默流泪，泪水从眼角滑落，顺着脸颊一直滑进脖子里，没进衣服消失不见。

康克清看到这样的朱德，心里一阵阵地疼，她太知道朱德心里的痛苦了，因为那封信里，老家的人传达了这样一个噩耗：钟老妇人1944年2月15日在家乡病逝，死时突然，安详如生，没有痛苦。

图：朱德母亲钟老夫人

是的，1944年2月15日，远在四川老家的、朱德的母亲、86岁的钟老妇人病逝了。

这给朱德的打击是巨大的，康克清怕朱德承受不住，就一直默默陪在朱德身边，她想说些什么，又发现任何语言在这样的情况下都失了作用，只能沉默着，朱德也在沉默。

这种沉默让窑洞里的空气都近乎凝固了，如果这个时候看朱德的背影，就会看到那个向来伟岸如山般给人安全感的背影充斥着无尽的孤寂和悲凉。

也许是过了一个小时，也许是过了更久，朱德终于动了动，他抬起头来缓缓看向康克清，轻轻地开口，说起了钟老夫人的一生和对他的影响。

钟氏于1858年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周河乡钟家山下的一户贫寒的流动艺人家庭，19岁那年嫁给了仪陇马鞍场的朱世林。

朱家的祖籍是在广东韶关，明末清初时期迁到了四川，刚开始是在川北流动经营小商业，后来有一支在乾隆年间迁到了四川仪陇马鞍场的大塆并定居了下来，以种地为生，随着家族的繁衍生息，大塆变成了朱家大塆。

只不过，随着人口的增加，单个家庭拥有的田地就变得少了很多，到朱德的祖父朱邦俊的时候，只分到了老业田七挑多（大约一亩半地），这点田地自然无法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

不得已，朱邦俊领着家人到距离大塆四里地远的地方，租佃了琳琅寨西麓李家塆的地主丁邱川家八十挑田来种，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朱家沦为佃农，一家人就住在地主用来存放粮食的仓库里，生活的很艰难。

图：朱德故居

钟氏就是嫁到了这样一个佃农的家庭，嫁给了朱邦俊的次子朱世林，她身材高大结实，嫁到朱家后就成了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她是全家起床最早的人，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忙碌，做饭、种地、种菜、喂猪、养蚕、纺织，一直忙到深夜。

日复一日，一年四季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即便是怀孕生娃也空不出时间来休息。朱德出生的时候，钟氏正在做饭，还没等饭做好，朱德就生了出来，然后钟氏起身接着做饭，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息，也没有时间照顾孩子。

而朱家的孩子又比较多，钟氏在朱德之前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女孩），朱德出生之后，钟氏又生了九个孩子，孩子太多，既照顾不过来又养不起，最终朱世林和钟氏留下了六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后面的那五个孩子，一出生就被放进了水里淹死了。

那个时代很多刚出生的孩子都是这样的结局，因为实在养不起，即便出生的时候留了下来，大点的时候也可能会被饿死。

钟氏是一个母亲，她深爱每一个孩子，但却又不得不屈服于现实，眼看着一个个孩子离自己而去，她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所以她的眼中总是有深深地忧愁。

这样的家庭出生的孩子，真的是应了那一句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种当家是被动的，他们刚出生就面临着生存下去的困难，很小就得干活，朱德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帮着钟氏干活，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种地，能挑能背，是一把干活的好手。

但朱世林和钟氏并没有让朱德一直忙农活，因为他们在1892年前后有了一种很多佃农没有的远见，而且是被逼出来的远见，即送孩子去上学，乡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蛮横让朱世林和钟世林决定节衣缩食来培养读书人来支撑门户。

他们想得很明白，读点书可以为家里抵挡税吏、差役的欺侮，可以帮家里算算账，而且，书读得好了，将来也可以走科举之路，改变朱家的命运。

图：朱德

于是经过一家人商量，朱德和两个哥哥都被送去了药铺垭私塾就读，塾师是朱德的一个远房堂叔，他一边行医一边教书，但教书水平显然不太行，所以三兄弟读了一年后就转去了地主丁家办的私塾读书。

三兄弟读书的钱都是全家人一个铜板一个铜板硬省出来的，时间一长，家里就供不动了，朱德的两个哥哥都回家去种地了，而朱德因为年纪小，读书是三兄弟中最好的，而且他又过继给了伯父，因此得以继续读书。

全家人就开始供朱德一个人读书，朱德很清楚家人付出了什么，也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所以他读书一直很努力，成绩也很好。

但到了1895年，朱家迎来了一个很难过的坎，那就是地主要在租种的地方加租，原本就捉襟见肘的朱家根本无法应付这种加租，于是在除夕夜，地主逼着朱家退佃搬家。

朱家没有办法，只能找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赎回典当出去的老屋和老业田，然后一家人分居两地：朱世林和钟氏带着一家人迁居陈家塆；朱德则跟着养父母（即原来的伯父、伯母）、三叔和四叔搬回了大塆。

那一夜，钟氏沉痛的诉说、对乡绅地主的反感和对贫苦农民的同情给朱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看着母亲因为过多的操劳和过度的生育而未老先衰的面容，九岁的朱德有了一种模糊的决定，即他要寻找新的出路，改变同母亲一样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的悲剧。

这是一种很大的理想，年幼的朱德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想法，还不知道如何付诸行动，他太小了，只能继续读书，离开丁家私塾之后，他又到离大塆八里路远的席家砭私塾跟着席聘三读书。

席聘三虽未考中秀才， 但却是一个极有见识、学识渊博的学者，而且他有强烈的民族感情，亦有追求救国救民的理想，这都深深影响了朱德，让朱德眼界变得更广阔，开始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他想要走出去，学更多的知识，看更大的世界。

图：朱德和康克清

1905年，朱德按照家里人的意愿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先后参加了县试和府试，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就在他准备接下来的院试的时候，清政府宣布自1906年开始停止举办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就此停止，而新式学堂在各地纷纷设立，朱德是想继续去新式学堂读书的，但家里人对此并不认同，一来他们不认为新式学堂会维持多久，二来朱德也读了不少书了，又不能参加科举，那就得回家按部就班的成家立业。

很快，家里人就安排朱德和表姐刘从珍结了婚，接下来就是立业。朱德对此很是无奈，他找来席聘三说服家里人，让他继续读书，席聘三也真的说动了朱德的家人，很快他们借了一笔钱送朱德去读新式学堂。

朱德先后就读于南充县官立两等小学堂和顺庆府官立中学堂，1907年又自己一个人到成都去求学，他的第一个打算是到武备学堂学习，成为一名新军，他也顺利考上了这个学校，不过家里人却是强烈反对的。

后来朱德指的退而求其次，又考上了体育学堂，毕业之后被推荐到了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

这是朱德第一次参加工作，他是抱有极大的热情和信心的，他想要为家乡做些有益的事情，想要通过教育救国，然而现实却让朱德失望。

当时新旧势力冲突激烈，朱德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做什么事情都困难重重，处处被排挤，他不怕斗争，但旧社会的黑暗还是让他失望了。在工作了一年多以后，他意识到教师不是一条生路，教育也无法救国，所以他辞了职，应同学邀请一起去云南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

朱德很清楚这一决定必然会遭到家人的反对，于是他没有告诉家人这件事，只是说要到成都去读书，家里人对此并没有异议，朱德的三叔因为在外做生意，手头有点钱，就给了朱德一些钱做旅费，就这样，朱德瞒着家人踏上了从军之路。

图：周恩来和朱德

进入讲武堂的朱德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他觉得自己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一心一意投入到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中，毕业之后更是成为蔡锷将军麾下的年轻军官，跟着蔡锷参加了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以及后来的护法运动。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朱德从最初的副目升到后来的司务长、排长、连长、营长，又到后来的团副、团长、旅长，可谓成长极快，他英勇善战又战功赫赫，很快就成长为一名赫赫有名的滇军名将，而他也有了足够的薪资来偿还读书时候的债务。

1918年，朱德移防泸州，在任旅长的同时兼任泸州城防司令，此时的朱德已经从频繁的战事中短暂解脱了出来，开始安定民心，急民之苦。也是在这个时候，朱德才真正静下心来想到了家人，尤其是母亲钟氏。

他知道，自己这一路走来，从母亲那里得到了很多。都说言传身教，普通老百姓不知道什么大道理，但他们会用自己的行动影响孩子，钟氏对朱德的教育就是这样的。

朱德在家里、在钟氏身边的时候，钟氏终日忙碌，引带着朱德三四岁就开始帮着干活，教会了朱德许多的生产知识。而钟氏对朱德的影响远远不止如此。

朱家三代同堂，共有二十多口人在一起生活。人多了容易产生矛盾，而钟氏性格很好，她在家中任劳任怨，从没有打过孩子，也没有和任何人吵过架，上敬公婆下爱孩子，和伯叔、妯娌相处的都很和睦。

而且钟氏极为善良，自己家里虽不富裕，却还想着接济更穷的亲戚和邻里，她的勤劳能干、宽厚仁慈、勤俭节约的品质深深地影响着朱德。

后来朱德离开了钟氏，在外求学、工作、打仗，无论朱德做什么决定，钟氏始终是支持的，即便家里人都反对，钟氏都是支持朱德的那一个，她用自己的行动鼓励朱德走自己认为对的路，不必困在朱家这个佃农家庭，而她会撑起一个大家庭，让朱德没有后顾之忧。

这是一个极普通的母亲，又是一个极伟大的母亲，朱德无论走在哪里，想到母亲都会热泪盈眶，想到家人都会感觉温暖。

图：朱德在泸州

所以当朱德在泸州驻防的第二年也就是1919年，朱德将家里二十多口人都接到了泸州一起生活，那是朱德一生中很温暖的一段时间，但这段时间又是极短的。

朱德的父母尽管都已经年过六十，但干了一辈子活，一闲下来就感觉浑身难受，所以他们只在泸州生活了几个月就又回到了家乡。

当时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会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在回去的路上，朱世林病逝，钟氏撑起了家庭的重担，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而朱德在这段难得的远离战场的生活中思考了很多，他思索过去几年的经历，有一种内心迷失的感觉，实际上这种感觉早在1916年蔡锷病逝后就有了。

军阀混战如火如荼，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让朱德深深地怀疑，难道这就是当初为之奋斗的局面？他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他越来越厌恶军阀混战，开始广泛阅读史籍，寻找新的出路。

就在朱德苦闷的时候，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朱德从中看到了希望，他决定用一种新的眼光去寻找中国的前途，他转战各地寻找那个新的出路。

原本他想通过陈独秀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因着他的身份，陈独秀持一种很谨慎的态度，并没有同意，这对于朱德的打击是很大的，后来朱德就决定到国外去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然后在柏林敲开了周恩来的门。

图：周恩来和朱德

两位伟人的初相识就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新的革命征程，并一步步成为红军首长。

在这一期间，他和家里基本处于失联状态，尤其是革命形势严峻的时候，他和家里的通信都断了，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担任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才和家里恢复了联系。

通信一恢复，朱德就给前妻陈玉珍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我两母是否在人间？”两母指的就是朱德的生母钟氏和养母（也是伯母）刘氏。

陈玉珍收到信之后就将朱德老家的情况写信一一告知朱德，朱德知道家中两位母亲都还好，但生活困顿，家里人口太多，吃了上顿没下顿，朱德看了信之后心里很难受，他想要给家里寄点生活费回去。

但他十年来也过着艰苦的生活，一文的薪水都没有，日日与将士同甘共苦，并未有任何的积蓄，所以他只能托陈玉珍将他们在南溪的书籍全卖掉，再卖点产业支撑老家的生活。

给陈玉珍寄去信之后，又想到陈玉珍生活也很艰难，所以朱德又给好友戴与龄写信，以好友关系向戴与龄募200元寄给朱德老家中的朱理书，以解家中的燃眉之急，让两位母亲生活的稍微好点，身在前线的朱德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尽孝。

图：朱德写给戴与龄的信

他也希望将母亲和家人都接到身边来生活，但革命年代，他也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革命赶紧胜利，这样他就能将母亲和家人接到身边，他一直存着这样的心思，一直等待着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而在老家的钟氏知道朱德成为八路军总司令之后，倍感自豪，但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夫人也知道国难当头，不能指望朱德养家，而且她知道朱德是做大事的人，是为了解救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她也知道我党的困难，所以她也不愿意依附朱德给共产党添麻烦。

她在老家即便已经年过八十，依旧勤快能干，靠自己的劳动生活，1943年，外甥曾给朱德写过一封信，信中说：“（外祖母）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这个老夫人是真的勤劳了一生，要知道1943年，钟氏已经85岁，这已经是高龄了。

但年纪大了，身体情况自然也就渐渐不好了，85岁的钟氏感觉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这个从未对朱德提过任何要求的老夫人特别希望朱德能回家一趟，她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这个儿子了，年纪越大就越想见一面，她怕再不见就见不到了。

所以朱德在这一年收到了侄儿寄来的信，信中说：“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岁，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

朱德见信后心里很难受，他如何不想回家看看母亲？然而他没有时间回去，他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多少，如何有时间回老家一趟？他只能暗暗在心里着急，希望赶紧结束战争，只要革命胜利了，他就回去看望母亲，或者将母亲接到身边。

然而就在他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忘我的工作的时候，却突然传来了母亲在老家病逝的噩耗，这样的痛苦如何能承受的了？

没能见母亲最后一面，没能陪在母亲身边，对朱德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和痛苦，朱德对康克清说：“这一生中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最大的遗憾大概就是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未能在她老人家身边。”

图：朱德

对朱德来说，唯一的慰藉，或许就是钟老夫人病逝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痛苦，就在病逝前几分钟，她还在锅台边做饭，做着做着突然感觉到不舒服，然后倒下身躯去很快就没了，这算是寿终正寝了。

得到母亲病逝的噩耗后，朱德并没有时间回家乡送母亲最后一程，因为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忙，容不得他悲伤，他只能用不刮胡子的方式来悼念自己的母亲，在得到噩耗后的一个月时间里，朱德一直没有刮胡子，他就那样留着长长的胡子，悼念一生操劳的母亲。

后来他还在一个忙完工作的深夜，忆及母亲，写下了《回忆我的母亲》，文章第一句话就是：“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短短13个字，就勾勒出为人子女在得知母亲病逝后的悲痛。

母亲本身就是一个温暖的存在，她的双眼能扫平你的烦恼，她的双手能拂去你肩上的灰尘，她的怀抱是世界上最温暖的地方。

然而，她不在了，永没有再见的可能了，这种温暖只能从记忆里寻找，而哀痛永远无法补救，但朱德还是想要报答母亲的深恩，至于如何报答，《回忆我的母亲》的最后，朱德说：

“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这就是朱德唯一能想到的报答母亲深恩的办法，那就是让千千万万如同母亲一样的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已逝母亲的承诺。

图：钟老夫人追悼会

很快，延安各界都知道了朱德母亲病逝的消息，也通过朱德的《回忆我的母亲》知道了这个普通却又伟大的母亲，都钦佩这个朴实无华的母亲。

1944年4月10日，延安各界为钟老夫人举行了追悼会。这是一次极为特殊的追悼会，逝者既不是我党的领袖，也不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亦或者抗日英雄，而只是以为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没有名字的一位老夫人，甚至大家都没有见过她。

但这都不妨碍大家钦佩这个平凡又伟大的母亲，她的一生是千千万万平凡母亲的一生，她的一生又是很不普通的一生。

她培养了朱德这样一位杰出的革命领袖，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操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即便知道朱德是我党的领袖，也从没有想过让朱德、让我党为她养老，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母亲。

参加此次追悼会的人，除朱德、康克清外，还有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贺龙、蔡畅等延安各界一千余人。

追悼会就设在杨家岭大礼堂，礼堂内布置得庄严肃穆，灵幕上高悬着“伟大之母性”的横幅，左右两侧悬挂着中共中央、毛泽东、刘少奇与周恩来等撰写的挽联，下面摆放着延安各界敬献的花篮、花圈，四周还挂满了各界人士送来的悼词、唁电。

图：朱德和康克清分站在凭吊母亲的花圈两边

追悼会上，朱德与康克清身穿八路军军服、脚穿布鞋，分立于凭吊母亲的花圈两边。

追悼会开始后，由谢觉哉代表延安各界宣读祭文，随后吴玉章介绍钟老夫人的生平，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讲话，林伯渠代表边区全体人民讲话，贺龙代表军队全体将士讲话，再由朱德致答词，最后宣读唁电。

这次追悼会的目的既是赞扬钟老夫人这位伟大的母亲，感谢她培养了朱德这样的领袖，也是要号召大家以钟老夫人为榜样，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这场追悼会是对钟老夫人的认可，也是对朱德的认可，后来朱德也正如对母亲的承诺那样，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而不懈努力，新中国建立之后，他继续为人民服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做到了对母亲的承诺，做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人民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