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二二”事件后，东北军放弃甲案，接受乙案，奉命东调至豫皖地区。

不久，南京政府对东北军进行整训、缩编。由每军四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二师、每师二旅的乙种军编制，仅骑兵第2军保留三个师。

整编后的东北军有6个军，分别是：第49军(军长刘多荃)、第51军(军长于学忠)、第53军(军长万福麟)、第57军(军长缪澄流)、第67军(军长吴克仁)、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

在八年抗战中，东北军与日军在正面战场浴血奋战，付出了巨大的伤亡，这六个军要么消耗殆尽，要么被撤销番号或者中央化，唯一保留完整建制的，只有第53军。

全面抗战爆发后，第53军隶属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万福麟担任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53军军长，先后转战河北、河南、山西、湖南、湖北等地，参加了平汉路北段抗战、豫鲁皖边区作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鄂西会战等等。

1943年初，第53军编入远征军序列，调往云南，隶属霍揆彰的第20集团军。

霍揆彰毕业于黄埔一期，是陈诚“土木系”的骨干将领之一。“土木系”出来的人，大部分有个坏毛病，喜欢吞并杂牌部队，霍揆彰自然也不例外。

第20集团军下属的三个军，除了第53军(军长周福成)外，第2军(军长王凌云)和第54军(军长方天)都是中央军得嫡系部队，第54军更是“土木系”的主力部队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第53军军长周福成的处境可想而知，好在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比较识大体，对第53军与其他中央军部队一视同仁，否则第53军早就被霍揆彰吞并了。

在腾冲战役打响之前，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亲自来到了前线视察部队。

有一天，卫立煌在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的陪同下，来到了第53军的驻地。

第53军，战斗力还算不错。卫立煌对这支部队，还是比较重视的。

视察完部队后，卫立煌觉得挺满意。于是，他就把第53军的两个师，都拉到了弥渡，搞了一次“阅兵”。

这“阅兵”，可不仅仅是“走走过场”，还得检查武器装备。

当检查到步兵连的武器时，卫立煌发现了一个问题。

按照编制，每个步兵连应该配备6门60迫击炮。可第53军的步兵连，每连却只有4门60迫击炮，少了2门。

卫立煌眉头一皱，问第53军军长周福成：“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把60迫击炮都拿出来？”

周福成支支吾吾地说：“这……这个……第20集团军司令部扣留了一部分，还没发下来……”

周福成这表述，明显是话中有话。

站在一旁的霍揆彰，一听这话，脸“唰”地一下就红了。他连忙解释说：“卫长官，这60迫击炮是准备补发的。如果一次性都发完了，万一坏了，就没得补了……”

霍揆彰这话，说得也太牵强了。谁都知道，打仗的时候，武器装备是最重要的。少了两门迫击炮，那火力可就差了一大截。

卫立煌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反问道：“那第2军和第54军，为什么都发了呢？”

霍揆彰一听，顿时哑口无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有卫立煌坐镇，霍揆彰还不敢搞出太大动静，因此只能弄点小动作，在武器装备上“卡”53军一下。

卫立煌一看这情况，心里就明白了。他知道，这是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在作祟。

于是，卫立煌的脸色一沉，用严肃的口吻说道：“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应该以大局为重，不应该再搞什么‘门户之见’！少发了两门迫击炮，就等于减少了火力，这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都是国军，有什么东北军、中央军之分呢？”

卫立煌这话，说得掷地有声，把霍揆彰给“镇”住了。

霍揆彰连忙点头哈腰地说：“卫长官教训的是！我明天就派人把60迫击炮补发给第53军！”

卫立煌见霍揆彰“认错”了，这才缓和了语气。

随后，卫立煌又把第53军的全体军官，都集合起来，发表了一番讲话。

他强调说：“现在是抗战的关键时期，我们每一个中国军人，都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抗敌！希望大家以后能够放下成见，精诚合作，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卫立煌的这番讲话，赢得了第53军官兵们的阵阵掌声。

卫立煌走后，霍揆彰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但也只能乖乖地把60迫击炮补发给了第53军。毕竟，卫立煌是他的顶头上司，他可不敢明着跟卫立煌对着干。

而且，大战在即，霍揆彰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掉链子”。他知道，如果因为自己的“小心眼”，影响了整个战局，那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话说卫立煌在腾冲战役前，视察了第53军，并且当众“敲打”了霍揆彰，要求他把克扣的60迫击炮补发给第53军。

但是，霍揆彰这人，心胸狭隘，睚眦必报。他表面上服从了卫立煌的命令，暗地里却一直在琢磨着怎么报复第53军。

机会很快就来了。

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中国远征军终于收复了腾冲城。这可是滇西反攻以来，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按理说，打了胜仗，应该论功行赏才对。可霍揆彰却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搞事情”。

他竟然直接给老蒋发了一封电报，诬告第53军“作战不力”，要求将第53军的军长周福成，以及几位师长，全部撤职查办，还要把他们送上军事法庭！

霍揆彰在电报里，还“建议”老蒋，把第53军的部队，分拨给第20集团军的其他部队，用来补充兵员。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霍揆彰这是想借着“整顿”的名义，把第53军给“吞并”了。

老蒋收到霍揆彰的电报后，也没有仔细调查，就直接批示，让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遵照办理”。

卫立煌接到老蒋的命令，顿时就火冒三丈。他心想，这霍揆彰也太不像话了！明明是打了胜仗，他却偏偏要诬告人家“作战不力”，这不是“颠倒黑白”嘛。

卫立煌可不是那种“任人摆布”的“软柿子”。他立刻打电话给霍揆彰，劈头盖脸地就是一顿臭骂：

“霍揆彰！你搞什么鬼？收复腾冲，明明是打了胜仗！第53军的战报，每天歼敌多少，缴获多少，都是你第20集团军总部报上来的！现在你却说他们‘作战不力’，你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我告诉你，第53军的官兵，在前线拼死作战，流血牺牲，你却在背后搞这些‘小动作’！你要是再敢乱来，我就要执行军法了！”

卫立煌这顿“狂风暴雨”般的训斥，把霍揆彰给骂懵了。他没想到，卫立煌竟然会为了第53军，跟他翻脸。

霍揆彰自知理亏，一句话也不敢说，只能乖乖地听着卫立煌的训斥。

骂完了霍揆彰，卫立煌还不解气。他又直接给老蒋打了个电话，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地向老蒋汇报了一遍。

老蒋听了卫立煌的汇报，这才知道自己被霍揆彰给“忽悠”了。他连忙说：“这事儿是我没搞清楚，既然是误会，那就算了吧！你不要把这事儿告诉第53军，免得影响军心。”

老蒋虽然嘴上说“算了”，但他心里肯定对霍揆彰的做法，也是很不满意的。

霍揆彰惹恼了卫立煌，知道自己这回是“玩砸了”。他担心卫立煌会继续追究他的责任，于是就赶紧找了个借口，说自己“生病”了，溜到昆明去“躲风头”去了。

卫立煌为了避免霍揆彰和第53军之间再次发生冲突，干脆就把第53军调到了宋希濂的第11集团军麾下。

这样一来，霍揆彰就再也没办法“找茬”了。

卫立煌还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他向老蒋保荐，让第116师师长赵镇藩升任第53军副军长，让副师长刘润川接任师长。

卫立煌的这一系列举动，让第53军的官兵们感激涕零。他们觉得，卫立煌是一位正直、公正、有担当的好长官。

从那以后，第53军的官兵们更加团结，更加英勇作战。他们都把卫立煌当成了自己的“恩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抗战胜利后，第53军先是被调到了越南，接受日军的投降。1946年4月，第53军又奉命回国，驻防广州。

1946年6月，第53军又接到命令，被调往华北战场，隶属于保定绥靖公署。

1947年4月，第53军再次被调动，这一次，他们被派往了东北战场。

7月，周福成被任命为第8兵团司令官兼第53军军长，兼嫩江省主席，担任沈阳防卫。

1948年10月，周福成又被任命为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官。沈阳，是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但是，随着辽沈战役的进行，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节节败退，败局已定。

这个时候，第53军的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副军长赵镇藩、王理寰等人，都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应该尽早起义，为自己和部队谋一条出路。

他们多次劝说周福成，希望他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率领第53军起义。

但是，周福成却始终不肯答应。

周福成心里很清楚，如果他这个时候起义，那就等于背叛了卫立煌。

当年，在滇西反攻的时候，要不是卫立煌力保，第53军早就被霍揆彰给“吞并”了。周福成对卫立煌的“知遇之恩”，一直铭记在心。

而当时，卫立煌正担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如果周福成在这个时候起义，那不就等于是背刺卫立煌吗？

周福成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他宁可自己“倒霉”，也不愿意做“对不起”卫立煌的事情。

随着战局的不断恶化，沈阳城已经岌岌可危。周福成知道，自己不能再继续“犹豫”下去了。

他决定，带着部队突围。但是，突围谈何容易？解放军的包围圈，就像铁桶一般，根本就无处可逃。

最终，周福成还是没能逃脱被俘的命运。他化装成老百姓，企图蒙混过关，但还是被解放军给识破了。

第53军的其他官兵，看到军长都被俘虏了，也就放弃了抵抗。

按理说，第53军中有很多原东北军的官兵，他们本来是可以享受“起义人员”待遇的。

但是，由于周福成的选择，他们最终只获得了“投诚人员”的待遇。

这两种待遇，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实际的差别，却是很大的。

周福成被俘后，并没有被当作“战犯”处理，而是享受到了“投诚人员”的待遇。这在当时，已经算是非常“宽大”的了。

1953年3月9日，周福成被释放。

重获自由后，周福成终于说出了当年为什么不肯起义的真实原因。

原来，他之所以一直“犹豫不决”，主要是因为顾念卫立煌的“恩情”。

他说：“如果当年卫长官在沈阳表示要起义，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响应。我之所以不肯起义，并不是因为我对国民党还有什么幻想，而是因为我不想‘背叛’卫长官。”

周福成的这番话，让人听了之后，不禁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