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在毛主席的倡议下，《红旗》杂志应运而生。
创刊之初，《红旗》便奠定了党内理论权威的地位。
毛主席对杂志文章倾注心血，亲自修订、审阅，力求一字千钧。
彼时，《红旗》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称“两报一刊”。
1979年1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召开。
会上，24位同志联名提出建议，矛头直指《红旗》编辑部。他们要求彻底整顿编辑部，对过往作者严查到底。
1979年，24名同志联名建议中央：彻底改组《红旗》杂志编辑部
《红旗》的诞生
1958年，《红旗》杂志应势而生，成为党中央理论宣传的旗帜。
那一年，中国刚完成“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如何从本土实际出发，则成了时代最紧迫的课题。
毛主席以高瞻远瞩的目光，亲自谋划，开创了这一刊物。
《红旗》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
早在1955年，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便提出，各地需办好刊物。
到了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主席正式倡议创办中央理论刊物。
三月的成都会议，这一构想逐步清晰。
到了五月，党的八届五中全会，创刊决策终被定案。《红旗》二字，因毛主席的拍板而名扬天下。
说到名字，倒颇有些趣味。
最初，许多同志请求主席亲自题名，主席却淡然一笑，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来取。”
于是，汇集众意，择优上报。
最终，“红旗”脱颖而出。主席为此挥毫题字，整整写了二十余幅。
给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他写道：“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
甚至在题字旁注上说明，“拟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
那两字最终定稿，成为经典。
杂志编委会同样阵容豪华。
邓小平主持第一次会议，编委多达三十六人，涵盖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以及部队精英。
邓力群、田家英、陈伯达等人担任常任编辑，其中陈伯达为总编辑。
这次会议上，竟出了个耐人寻味的小插曲。
因工作人员的疏忽，两个李达同时被通知参会。
一个是武汉大学的“文”李达，正是编委；另一个是总参谋部的“武”李达，虽是将军，却与刊物毫无干系。
“武”李达到会后发觉不对，起身欲退。
邓小平同志淡然一笑，说：“既然来了，就坐下听听罢。”
这样的编委会，人数虽多，却终究是星罗棋布，分散各地。
各人日理万机，实难得齐聚一堂。这次会议之后，再未能召集第二次。
于是，1959年，中央另作安排，在《红旗》内部成立一个精简编委会。
仅由总编辑、副总编辑及四位编委组成，专管日常事务。
《红旗》创刊号的诞生，颇有仪式感。
1958年6月1日，刊物横空出世。发刊词由胡绳执笔，先后经毛主席、邓小平审定，字斟句酌，力求精准。
同期，刊发了毛主席的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既是开篇，更为标杆。
此后，《红旗》的工作，始终在毛主席的视线之内。
他不止一次推荐文章，甚至亲手修改稿件，毫不假手他人。
每字每句，俱见其用心之深。
联名指出问题
六七十年代，《红旗》杂志风头无两，是当之无愧的党内理论巅峰之作。
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列，被称为“两报一刊”，俨然成了时代的标尺。
一声言论，直达全国；一句话语，即为权威。
更何况，它背后站着党中央，立着毛主席。
这本杂志，不是普通刊物，而是掌舵的旗帜。
但旗帜虽亮，有人却对其光芒生疑。
杂志封面赫然标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这短短几个字，既是金字招牌，也是争议之源。
有人质疑其理论水平，也有人批评缺乏讨论余地。
毕竟，这声音直接来自中央，话已出口，自然“无可置喙”。
如此地位，反倒让其蒙上了几分距离感。
“红旗”二字，自有深意。
它在革命中象征方向，而《红旗》杂志，便是理论前进的指南针。
1955年1月，党中央便提出，各地需创办刊物，且务必办得像样，不能徒有其名。
到了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这一构想终于化为具体决策。
毛主席亲自点将，陈伯达担任第一任总编辑。
陈伯达虽名列总编，却非具体操持者。
《红旗》的日常事务，多由邓力群、胡绳、范若愚等副总编辑主持。
后来，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接手，风格更添几分激进之色。
时至1977年，王殊短暂任职；1978年，熊复接棒，成了《红旗》的最后一任总编辑。
1978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红旗》正值内外交困，元气大伤。
熊复上任之际，正逢“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全国思想领域涌动变革，而《红旗》却一言未发，选择了沉默。
这份沉默，使它在汹涌的时代浪潮中，陷入了尴尬的被动局面。
理论的先锋，竟成了旁观者，这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风起云涌的1978年，《红旗》杂志却仿佛陷入了一场无声的抵抗。
从7月至11月，连续五期杂志刻意回避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这种沉默，在全国改革热潮中显得格外扎眼。
熊复事后回忆，他不过是严格执行了华国锋同志“不介入”的指示。
然而，作为主编，他的“无为”，终究变成了《红旗》的“过失”。
全国上下各省市纷纷表态，唯独《红旗》选择沉默。
报刊杂志群情激昂，唯有这家曾被视为“方向”的理论刊物显得格外孤立。
社会各界本寄望《红旗》定鼎乾坤，结果却见其内容避重就轻，绕过关键议题。
一时间，批评之声四起，连忠实读者也难掩失望。
批评之外，还有针砭。
24名同志联名上书，不仅指出《红旗》杂志的问题，更提出改革方案。
他们要求解放思想，冲破旧框架，积极宣传改革开放，为现代化建设鼓与呼。
这份建议书被中央高层高度重视，迅速作出决定——《红旗》杂志必须改组。
改革的呼声中，杂音也不绝于耳。
一些人借机将诬蔑强加于熊复，指责他搞什么“理论阴谋”，甚至在社内发起签名活动，要求撤销他的职务。
熊复深受其扰，压力之下竟有了辞职的念头。
关键时刻，胡耀邦同志出面相劝，与熊复促膝长谈。
他明确指出，部分同志未能与时俱进确实存在问题，但错误并非不可挽回。
胡耀邦同志强调，不应将此事上升至政治高度，而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问题。
知错能改，方为大善。
《红旗》到《求是》
“十年”动荡之下，《红旗》亦未能独善其身。
作为“两报一刊”中的“一刊”，它一度成为那个时代特定氛围的产物。
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杂志社的工作才得以回归正轨。
但风波未止，命运未改。
1987年12月16日，中央下发《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其中一条指令如同平地惊雷：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份新的理论刊物。
这一决定让人猝不及防。
杂志社上下愕然，党内外议论纷纷，甚至不乏质疑之声。
《红旗》肩负的使命如此重要，为何要仓促停刊？
事已至此，现实问题不容回避。
1988年第一期是否还要出版？
为此，编委会于12月21日火速向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提交报告。
12月23日的中央宣传思想工作会上，这一问题得以明确：停刊决定不可更改，但1988年第一期仍需如期印发。
随后，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负责起草改刊方案。
1988年2月，党校负责人开始与《红旗》杂志干部接洽。
然而，几次磋商后，党校方面坦言，无力承担这一重任。
3月2日，他们再次上书中央，建议保留《红旗》刊名，理由是其国内外已有相当影响，发行量高达240万份。
但此建议最终未被采纳。中央决定，《红旗》停刊定于6月15日，《求是》接棒创刊。
6月16日，《红旗》最后一期悄然面世。正文一如既往，没有丝毫提及停刊之事。
封底却留下最后的交代：在“欢迎订阅求是杂志”的醒目标题下，几行小字写道：“中共中央决定，《红旗》杂志今年6月底停刊，《求是》杂志7月1日创刊。”
至此，《红旗》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求是》的刊名，由邓小平亲笔题写。它接过《红旗》的使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那时，港台与国外的媒体迅速捕捉到《红旗》停刊的消息，随即大肆炒作。
他们口中，《红旗》成了“左”的化身，其撤刊被解读为一次标志性的“进步”。
一些报刊甚至欢呼雀跃，仿佛大敌已除。
这些猜测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象。
面对舆论喧嚣，争议四起，1988年4月30日，新生的《求是》总编辑苏星接受新华社采访，首次对外回应了这一问题。
他的回答既平息疑虑，又明确方向。
他指出，《红旗》改为《求是》，并非为了迎合外界的臆测，而是党为适应改革新形势所作出的决策。
这是更好地体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也更契合新时代理论刊物的定位。
至于“求是”二字，更是意味深长。
这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回归，更是对理论求真精神的弘扬。
与其说是更名，不如说是一次革新，一次为思想解放注入新动能的努力。
如此，真相昭然，谣言自破。
《求是》的诞生，以冷静的态度与坚定的步伐，为党刊的未来开辟了新的道路。
世人皆知，倘若方向偏颇，步履越急，错失越深。
《红旗》作为党的权威理论刊物，方向不正，则旗帜难立，威信无存。
若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执掌真理的罗盘，又谈何引领中国发展的航程？
又谈何在思潮激荡中占据主动？
这不仅是时代对它的要求，更是使命赋予它的担当。
回望改革开放四十余载，现实早已给出最清晰的答案：红旗未曾倒下，它以坚定的姿态傲立风雨之间。
今天的中国，依然在高举红旗，依然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历史的旗帜始终迎风猎猎，思想的步伐永不止步。
而《求是》的诞生，则正是时代精神的化身。
它承接了《红旗》的使命，却也赋予了党刊以新的灵魂。
其名，其意，皆符合新时期的探索精神与真理追求。
《求是》不仅是一面旗帜，更是一种态度：在前行中审视方向，在实践中追求真理。
参考资料：
《红旗》杂志创办始末
苗作斌 王帆 郭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