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采访的第一部分，她对伊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如何上台掌权给出了详尽的历史和结构性解释。她还分析了伊朗左翼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并批判性的评价了其过度专注于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情况。在采访的第二部分，弗里达谈到了伊朗最近的女权主义和反威权主义起义，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全球进步运动所面临的挑战。
一些60-70年代的伊朗女性在大学，工作场所和街道上穿着现代服饰，未戴头巾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这些照片跟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的新处境形成了惊人的对比。当年照片里这些解放了的女性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60-70年代女性的普遍处境？
在20世纪的上半叶，伊朗开启了现代化进程。除了1906年至1911年间短暂的伊朗立宪革命之外，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建立在威权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化。
自1920年代开始，伊朗的新国王雷扎·巴赫拉维（Reza Pahlavi）将自己看作是伊朗版的阿塔图尔克（土耳其国父）。他开放了教育领域的一些限制，同时也包括妇女受教育领域。他还强制取消了头巾（hijab），有警察巡视并迫使妇女摘下头巾。巴赫拉维希望妇女看起来更现代，他不希望伊朗在西方面前显得过于守旧。伊朗还进行了国有资本主义工业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国王对纳粹抱有同情，伊朗在某种程度上被盟军所控制。盟军流放了国王并让他的儿子穆罕默德·雷扎·巴赫拉维（Mohammad Reza Pahlavi）掌权。
在1940年代，伊朗出现了一些政治上的开放。那个时期的苏联剧烈的影响着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不幸的是斯大林对伊朗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必须被视作一个领导着可怕的意识形态以及威权体系的人，而这些都是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和他的统治权力上的。但在伊朗，斯大林却因为反对西方资本主义而收获众多拥趸，许多知识分子因此成为了斯大林主义者。
上世纪50年代，伊朗总理穆罕默德·穆萨德代（Mohammad Mosaddegh）将石油产业国有化。他也希望推进现代化，并对非立宪的旧式君主制则持批评态度。在1953年，他在一场被美国支持的政变中被推翻。这次政变得到了当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支持。他们反对任何试图为妇女争取民权和自由的努力，同时也反对一部分现代化的努力。如果没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支持，对穆萨德代的政变就不会成功。
巴列维王朝的国王穆罕默德·雷扎·巴赫拉维（Mohammad Reza Pahlavi）重新掌权，而穆萨德代被软禁在伊朗国内度过余生。在1953年政变后，我们看到伊朗继续进行自上而下的现代化，但这次像1940年代的那种政治上的放开没有再出现了。伊朗成为了二战后全球经济增长浪潮的一部分。就妇女而言，妇女权益活动家争取了关于结婚、离婚、子女抚养和继承等基本权利。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伊朗确实有一部基础的（modest）家庭保护法，赋予妇女在离婚和子女抚养方面的一些权利。然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对此则持强烈反对态度。总体而言，基本的政治自由受到了压抑。开始有了禁书和政治犯：年轻人因阅读禁书、参加任何反对君主制的会议或讨论而被送入监狱。至于头巾，当局没有强制要求摘除头巾。你有权选择是否戴头巾，不会因未戴头巾而遭逮捕。妇女能够工作、受教育甚至上大学。
同一时期，伊朗国内发生了另一项重要的社会变革。巴列维王朝政府实施了一项非常温和的土地改革计划。尽管已经如此温和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依然反对土地改革，并且他们也反对任何赋予妇女权利的改变。
这次土地改革最终并未将土地分给农民。结果导致农民被迫背井离乡，涌入城市成为建筑工人和体力劳动者。他们也同时成为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宣传的受害者。农民进城后失去了封建制度下他们曾被安排好的生活，又因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宣传而看到了阶级差异。他们不得不住在棚户区中，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农民进城后流离失所的处境揭露了阶级分化的事实，同时上层统治者所强推的现代化图景和基层治理中的实际情况之间也产生了诸多矛盾，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孵化一场革命的温床。这也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大量受众。因为赋予妇女太多权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表示他们反对君主制及其所推行的现代化。他们同时也反对与其他少数群体异教徒杂居。他们旗帜鲜明的反对伊朗的巴哈伊宗教少数派，且极端反犹。
当反对君主制的伊斯兰革命1978-1979年拉开序幕的时候，参与的群体中有许多追随斯大林主义或毛主义的青年学生，还有向群众同时呼吁伊斯兰价值观和社会正义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对伊朗的严重阶级不平等的局势加以利用。当罢工潮蔓延至君主制被革命所推翻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便占据了上风。这一方面是因为原教旨主义者确实掌握了民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受斯大林主义和毛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只专注于反对美帝国主义。大多数左派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可以先与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结盟推翻国王，然后再夺取政权。
回到你提出的关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的现代女性照片的问题，在那个时期确实有一些女性穿着如你在照片中所见的现代服装外出，但她们大多是城市中的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尽管一些工人阶级的妇女也会在自己愿意并且家庭允许的前提下不戴头巾外出，但在社会的各个阶级中都还是存在大量的反例。对于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我强烈推荐阅读我的姐姐珍娜·阿法里（Janet Afary）所著的《现代伊朗的性政治》一书，其中她详细介绍了伊朗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其中的各种矛盾。
（译者注：我在博客里听到的是社会上可能只有不到1%的人在过不用戴头巾的生活）
1979 年伊朗革命后的妇女运动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又何故失败？在抗争后期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我们能否从1979年革命前的图景，以及革命后的早期斗争中，追根溯源当下妇女运动的成因吗？在1979 年 2 月通过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君主制后，阿亚图拉-霍梅尼下令妇女在政府办公室戴头巾是对革命成果倒行逆施的最初迹象之一。在1979 年 3 月 8 日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妇女示威活动中，曾经参加过革命的左派居多的妇女高呼："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倒退"。她们明白强制佩戴头巾的指令预示着许多更糟糕的事情即将发生。起初这些妇女受到少数伊朗左翼的支持，甚至还有一些左翼男性为了保护妇女免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攻击，参加了她们的示威活动。但即使是支持妇女示威的少数左翼人士，几天后也告诉她们：“你知道的，你们应该停止这样做，因为这会让人们的注意力从斗争美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上转移开。” 当这些妇女没有得到所需的支持并被从街头赶回家时，这是一个真正的挫败。新近的 "女性、生命、自由 "运动确实将自己视作当时的妇女的继任。她们为那些当时站出来抗议强制戴头巾的妇女而感到骄傲。
随后发生了什么？发生了大量针对妇女群体和主张自治权的库尔德少数民族的攻击，许多库尔德人被处决。在1979年3月底，进行了一次关于是否要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公投。多数人投下了赞成票。因此尽管那次全民公决中存在一些舞弊行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依然获得了主流民意的支持。但不幸的是这个结果并不完全是因为舞弊，一些左翼人士甚至也在公投中投了赞成票。他们认为此举是在与美帝国主义作斗争，实在荒谬至极。
此外，1979年12月，一些阿亚图拉·霍梅尼的追随者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并将这一行动作视作反帝国主义的象征和一个用来噤声任何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进步势力的武器。许多伊朗左翼为大使馆被占领而欢呼雀跃，并将其定性为反帝国主义行动。
此时反对派仍在行动，但他们受到的迫害越来越凶狠。批判性的报纸被查封，在大学里召开会议也越来越困难。1981 年 6 月底，政府以人民圣战者组织曾于 1981 年 6 月 28 日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党总部组织所策划的炸弹爆炸案为借口，血腥清洗了所有的反对派人士。人民圣战者组织是已故伊斯兰思想家阿里-沙里亚提的追随者。阿里-沙里亚提曾试图将伊斯兰教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某些方面相结合。政府利用这次炸弹爆炸案完成了对左翼分子的严厉打击。
两伊战争始于 1980 年 9 月。1980年秋，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袭击了伊朗，伊朗利用这个机会宣传这样的观念：“我们处于战争中，我们正受到攻击，因此我们需要团结在伊斯兰共和国周围，不接受任何反对意见，批评政府的行为就是在帮助敌人伊拉克。”在战争期间，双方共有至少50万人丧生，数百万人受伤。伊拉克基本上愿意在1981年春季结束战争，但霍梅尼和伊朗政府不同意。他们推动战争进行了8年之久，以促进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推广和将注意力从伊朗内部的反革命转移转移到对外战争上。这场战争直到1988年8月伊朗经济崩盘才结束，那时霍梅尼终于接受了停火。
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巩固革命后的倒行逆施。那么当战争结束时发生了什么？988 年夏天，伊朗又出现了处决政治犯的浪潮。左翼人士和圣战者组织（和左翼人士并列应该是组织名而不是人名），其中也包括妇女。据国际特赦组织估计，阿亚图拉·霍梅尼下令处决了约五千人。战后，一些活过了革命倒退的袭击和战争，并具有政治意识的幸存者女性们试图在家里聚集起来讨论。
此时妇女权益整体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一方面，伊斯兰共和国一直在打压妇女权益，强迫她们戴头巾。另一方面，在战争结束后，政府利用来自石油工业的一部分收入来建设基础设施，包括更多的大学。只要妇女保证戴头巾并遵守教育系统的所有限制，伊斯兰共和国就允许妇女上大学。这是妇女走出家门的一种方式，此前因传统家庭观念而不被允许继续接受教育的妇女也得以进入大学学习。因为这些大学都是基于伊斯兰价值观的学校，家人不会感到他们的价值观念受威胁。
如我之前所言，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 2000 年代时伊朗大学生群体中女生数量超过了男生。到了2010年代初，大约60%的大学生都是女性。这是伊斯兰化进程的一个非常出人意料的结果。另一个问题是，虽然伊斯兰共和国剥夺了妇女在君主制下享有的权利，但却赋予了那些愿意遵循伊斯兰主义、宣传其意识形态和参与其组织体系的妇女一些权利。妇女是必须遮盖自己的二等公民，但与此同时，如果一个女人遵循这一体系，这一体系将为她的生活提供便利。它们允许她工作，允许她参与促进伊斯兰主义的体制内工作。
这些妇女的许多孩子和孙辈现在都转过身反对伊斯兰共和国，加入了“妇女、生命、自由”运动。许多妇女上了大学，接触到了更大的世界，并且有了上网的条件。伊朗革命后，正是因为大学和学校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文盲状态。接入互联网，译制品的增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于幸存的左翼人士而言，他们做出贡献的方式之一就是从英语、德语和法语中翻译哲学、政治和一些女权主义文本。这些文本一部分以‘半符合审查’的方式出版，另一些则地下出版。我自己曾参与合译过四本社会和政治哲学的书籍，其中包括乌克兰出生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哲学家Raya Dunayevskaya的著作。这些书籍是与身处伊朗的同事一起合译的。这些是互相冲突的进展：一方面关上了妇女权利的门，另一方面意想不到的为她们打开了几扇窗。这就是今天的妇女的处境。
2006-2007 年，我们开展了 "百万签名运动"。妇女活动家们试图通过收集一百万个签名，以结束针对妇女的歧视性法律，并要求获得包括离婚权、子女监护权、旅行权和工作权在内的基本权利。这个运动被政府叫停，迫使一些组织者流亡国外。然后是2009年的绿色革命，这是一场抗议选举舞弊的改革运动。那次选举舞弊使一名叫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民粹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绿色革命是一场有广大群众基础的运动，主要发生在城市，但有数百万支持者。运动遭到了镇压，随后真正赢得2009 届总统选举的人被软禁。
2017年，爆发了一场反政府大规模起义。这是自 1979 年以来首次不仅出现在城市，还同时蔓延至农村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其中工人阶级的参与度很高，他们要求的不仅仅是改革，还要求推翻政权。他们还呼吁结束伊朗在黎巴嫩、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区的帝国主义干涉行径。他们呼吁终结伊斯兰共和国。这是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还有一群妇女走到电线杆上，摘下头巾自拍。在2017年的起义开始的前一天，一名妇女在德黑兰的革命大道的电线杆上摘下了她的头巾。
2019年爆发了另一场大规模起义，再次呼吁终结伊斯兰共和国和其帝国主义干预。在2017年和2019年的诉求不再是改革，而是推翻政府。2019年的起义也被镇压。在每次起义里，都有数千人被杀害，被捕，入狱，许多人仍然在监狱里。
最新的起义当然是“妇女、生命、自由”运动，于2022年9月开始，政府加大力度打击未严格穿戴头巾的妇女。一名来德黑兰旅游的库尔德族年轻女性马赫萨·吉娜·阿米尼因没有 "正确 "穿戴头巾而被捕。她在拘留期间遭到毒打后在医院离世。因为没有 "正确 "佩戴头巾而被逮捕、殴打甚至死亡的人不止她一个，但她成为了这场运动的象征。
译者:小更那和小驴悠悠
声明：本文观点系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日新说观点，仅供学术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