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平三年（251年）十一月，孙权前往南郊祭天，或许是年事已高，归来不久后，便患了风疾，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年。到了次年二月，孙权先是大赦天下，后改元神凤，意图靠祥瑞为自己祈福，但孙权的身体始终没有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重，这一刻，孙权也明白自己时日无多，也明白，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安排后自己的身后之事。
自长子孙登病逝后，东吴就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太子之争。
一开始孙权本打算立自己第三子孙和为太子，却引起全公主孙鲁班的不满。孙和的生母王夫人一直和孙鲁班、孙鲁育的生母步夫人不和，此前就明争暗斗许久，如今王夫人儿子当了太子，不仅严重影响步夫人在后宫的地位，更影响了孙鲁班的权势。
靠着父亲的宠幸，孙鲁班暗中挑拨孙权和王夫人的关系，积毁销骨下，王夫人渐渐失宠，最终忧郁而死。
另一方面，孙权又封另一个儿子孙霸为鲁王，由于偏爱孙霸，他和太子孙和在地位待遇上居然相差无几，宗王和太子地位等同，无异于引起储位之争。
尽管诸多大臣反对，但宠爱儿子的孙权却不以为意，最终滋长了孙霸争储的野心，形成了鲁王势力，和太子系分庭抗礼，再加上孙鲁班的从中挑唆，孙权渐渐流露出废立太子的想法。
陆议
眼看太子地位不保，孙和只能求助于好友陆胤，让他写信给叔父陆逊为其站台，最终将陆逊拖入太子之争。而孙权得知陆逊参与其中后，本就多疑的孙权认为陆逊有夺权之心，多次写信斥责，最终将陆逊活活逼死。
陆逊的死算是惊醒了孙权，也意识到鲁王和太子之争已经严重威胁到东吴朝政了，决定跳过孙和、孙霸，另立太子。这正中孙鲁班下怀，本来就对孙和不满，而且拥立孙霸，自己也得不到太大的权势，不如重新拥立一个无权无势的皇子以换取未来的权势，选来选去就盯上了孙权第七子孙亮。这一年，孙亮仅八岁，少主继位，日后权势，还不是自己说了算。
而为了绑定和孙亮的关系，孙鲁班将自己孙女嫁给孙亮，又依靠权势，发动朝臣干涉孙权立储，就这样，晚年昏聩的孙权将反对的朝臣该杀的杀，该流放的流放，成功废了年长的孙和，立了年幼的孙亮为太子。
此时的孙权，或许以为还能活很久，还可以培养培养孙亮，但病重如山倒，而且在孙鲁班的干涉下，东吴幼主继位已经成为定局，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只能是为儿子选好几个托孤大臣，好让他日后可以顺利亲政。
经过多日的思考，孙权确定了辅政人选，分别是大将军诸葛恪、中书令孙弘、侍中孙峻、太常滕胤、太子右部督吕据。
诸葛恪
诸葛恪是诸葛瑾之子，为琅琊诸葛氏人，滕胤是孙权的女婿，为北海滕氏人，这二人都是南渡的北方士族，其中诸葛恪为北方士族的代表。吕据是孙权心腹吕范之子，也是南渡的北方武人，至于孙弘是寒门子弟，曾经依附于孙霸，而孙峻则是宗室。
这五人里，有江北士族、有武人、有寒门、有宗室，唯独没有江东本地士族，很显然，孙权至驾崩都是扶持南渡的江北士族，让他们继续打压江东的本地士族。当然，这背后也有孙鲁班的意思。
孙鲁班身为公主，自然不能学吕后等人摄政，但可以坐镇后方遥控指挥，所以，在辅政的任命上，她进行了过多的干预。
对于孙鲁班来说，孙峻是推到自己的前台，而且还是宗室，必然要进入辅政大臣的，孙弘虽说是孙权心腹，但当初依附于孙霸，这种趋炎附势之徒，给点利益，也可以合作的，吕据虽说也是孙权心腹的儿子，但只是杂号将军，也曾依附于孙霸，都是可以争取合作的人。
难搞的就是诸葛恪和滕胤，这二人都是太子系的人，万一他们拥立废太子孙和夺权怎么办？到时候，自己下场注定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她支持将诸葛恪、滕胤拉入托孤安排里，只要进入朝廷，必然和孙弘不和，到时候自己再挑唆一下，就可以浑水摸鱼，坐收渔翁之利。
孙鲁班
就这样，借着孙权病重对朝廷掌控不利，孙鲁班成功干涉了孙权对辅臣的安排，当然，也注定辅臣之间的勾心斗角。
嘉平四年（252年）四月，孙权驾崩于内殿，只是没想到孙权刚驾崩，辅臣内部就开始内讧起来，最先动手的就是孙弘。
孙弘曾经坚定地依附于鲁王孙霸，甚至逼死了孙和的坚定的支持者朱据，如今诸葛恪这个前太子系的人当了大将军，不然对自己不利，不如先下手为强，直接除掉诸葛恪。因而孙权驾崩第二天，孙弘直接秘不发丧，打算矫诏杀死诸葛恪。没想到孙峻从中作梗，将这个消息透露给诸葛恪，诸葛恪二话不说，便以咨事为由召请孙弘，然后趁机将其诛杀。“翌日，权薨，弘素与恪不平，惧为恪所治，秘权死问，欲矫诏除恪。峻以告恪，恪请弘咨事，于坐中诛之。”
这么一看，孙峻貌似站在诸葛恪一边，但从后续发展来看，这都是假象，背后都是孙鲁班的影子。对于孙鲁班来说，孙弘是一个趋炎附势的人，不太好控制，留着他不如先除掉他，而告之诸葛恪，不仅除掉孙弘，还能以此来示好诸葛恪，不仅能暂时维持表面的和谐关系，还能让诸葛恪放松警惕。就这样，最先动手的孙弘反而最先出局。
而随着孙弘的死，在孙权还没发丧之前，五个辅政大臣成了四个，而后太子孙亮在诸葛恪的扶持下称帝。
只是对于诸葛恪来说，虽然成为了辅臣，但这个位置似乎不太好坐，而且他知道孙峻是孙鲁班的人，也清楚孙鲁班对于权势的渴望，这种公主干政的局面，不由地让他想起了汉武帝驾崩后的一系列事情。
霍光
汉武帝驾崩后，同样也是留下了以霍光为首的辅政大臣，但汉武帝的女儿鄂邑长公主却暗中和燕王刘旦一起，联合另外两个辅臣上官桀、桑弘羊，打算除掉霍光。
如此凶险的局面，霍光挺了过来，还大权独揽，如今的他，和霍光当初遇到的局面何其相似，而自己可以安然度过，然后延续霍光的权势吗？
说实话，他也不知道结果如何，但他明白，霍光能够坐稳位置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实力，只要有实力，才能坐稳这个位置。所以，当下之急，就是坐稳位置，只要权势在手，任凭风浪再大，自己都可以乘风破浪，稳如泰山。
孙亮刚继位，诸葛恪就迫不及待开始进行改革，不仅废除了孙权晚年的苛政，更减免了不少赋税，受到百姓的欢迎。
但这些改革不过是顺应民心罢了，真正要解决的好是朝廷权力分配问题，为此，他想到了迁都，如今建业局势错综复杂，不如迁都到武昌去，这里濒临自己经营多年的荆州，有着足够的政治资本，可以来抗衡孙鲁班的东吴宗室力量。
诸葛恪
这种很明显想要分化权力的迁都，自然得不到以孙鲁班为首的反对派支持，除此之外，江东士族的根基也在此，也不会同意迁都了。就这样，诸葛恪的迁都计划始终未能得以施行。
既然迁都不成，那只能靠战功了，在战场上捞取足够的政治资本，以此来加强权力。
嘉平四年（252年）十月，诸葛恪命令重修被孙权废弃的东兴大堤，东兴也就是濡须口附近，算是孙吴和曹魏经常交战的地方，诸葛恪此举就是打算以此为基地进行北伐。
这种明着要挑衅曹魏的举动，自然引起曹魏现任当家人司马师的不满。
孙权驾崩的前一年，司马懿也去世了，权力交给了司马师，和诸葛恪一样，司马师也急需政绩来稳固地位，正好孙权驾崩，正好诸葛恪修建东兴大堤，不如趁大堤未修完，主动进攻，捞取战功。
十二月，司马师兵分三路伐吴，其中西路由征南将军王昶进攻江陵，中路则镇南将军毌丘俭进攻武昌，至于东路则是大军主力，由诸葛诞、胡遵率领七万大军进攻东兴，让弟弟司马昭当监军。
诸葛恪
这一战算是曹魏和东吴第二代接班人的正面对决，双方都想击败对方稳固地位。
得知曹魏大军来袭，诸葛恪命令丁奉、朱异等人为先锋，走水路先行前往东兴。
丁奉作为老将，深知兵贵神速的道理，直接带领三千精兵前往东兴，到达的时候，曹魏大军还在南岸，也不知道东吴大军来得这么快，根本没进行什么防御。而丁奉则抓住机会，不顾雪天，命令部下脱去铠甲衣服，爬上东兴大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得魏军措手不及，随后吕据和朱异赶到，吕据进攻，朱异则摧毁曹魏搭建的浮桥，淹死曹军无数，曹魏损兵数万，成为自石亭之战后东吴获得的最大胜利。“孙亮即位，为冠军将军，封都亭侯。魏遣诸葛诞、胡遵等攻东兴，诸葛恪率军拒之。诸将皆曰：‘敌闻太傅自来，上岸必遁走。’奉独曰：‘不然。彼动其境内，悉许、洛兵大举而来，必有成规，岂虚还哉？无恃敌之不至，恃吾有以胜之。’及恪上岸，奉与将军唐咨、吕据、留赞等，俱从山西上。奉曰：‘今诸军行迟，若敌据便地，则难与争锋矣。’乃辟诸军使下道，帅麾下三千人径进。时北风，奉举帆二日至，遂据徐塘。天寒雪，敌诸将置酒高会，奉见其前部兵少，相谓曰：‘取封侯爵赏，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铠著胄，持短兵。敌人从而笑焉，不为设备。奉纵兵斫之，大破敌前屯。会据等至，魏军遂溃。迁灭寇将军，进封都乡侯。”
至此，东兴之战，曹魏彻底战败，而得知主力被击败，王昶和毌丘俭立即退兵。战后司马师为了招揽人心，只能将战败之罪归咎于弟弟司马昭。
而诸葛恪则因在东兴击败曹魏，个人声望权力一时都达到了顶峰，并以此封为都乡侯，加荆、扬二州州牧。
东吴有人欢喜自然有人愁，孙鲁班和孙峻没想到诸葛恪居然打赢了曹魏，如此一来，他们只能暂时蛰伏起来，等待时机。
此时的诸葛恪算是和当初的霍光一样，暂时站稳了脚跟，如果他能学霍光一样，将重心放在内政上，或许会走向不一样的道路。但东兴大胜让诸葛恪膨胀了，认为自己武德充沛，完全可以趁着曹魏大败，政权交接不稳的时候兴兵北伐，要是能拓展疆域，甚至能灭了曹魏，自己的地位将无人撼动。
孙鲁班
听闻要再度北伐，东吴大部分官员都强烈反对，尤其是孙鲁班等人，他们担心万一诸葛恪再次大胜，那他们彻底没有机会了。但如今诸葛恪仗着托孤大臣之首以及大胜的威望，强行出兵，并且邀请蜀汉一统伐魏，这一次，诸葛恪的目标是合肥新城。
然而合肥这个城池似乎和东吴有仇，孙权多次未能打下，诸葛恪这次带着二十万大军也未能打下。而得知东吴和蜀汉联合进攻，司马师当机立断，派三叔司马孚率领二十万大军救援合肥新城，又安排弟弟司马昭坐镇长安，防御姜维的进攻。
对于姜维来说，曹魏的重心放在东线，西线肯定没有多少兵马，因而这次出击，只是吸引曹魏兵力为主，因而姜维只带着精兵直接深入陇西腹地。但曹魏也想到了这一点，直接集结关中军队围攻姜维，这么一来，姜维没法坚持多久，只能仓促撤军。
而东线方面，曹魏的合肥新城只有三千守军，守将是大家从未听过的张特。
没想到张特靠着三千守军，硬生生抵抗了诸葛恪三个月，而坚持下去的动力就是援军。
只是没想到司马孚的援军早已到达了寿春，但不看好张特守城，认为救援是浪费兵力，就在寿春观望。“特字子产，涿郡人。先时领牙门，给事镇东诸葛诞，诞不以为能也，欲遣还护军。会毌丘俭代诞，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诸葛恪围城，特与将军乐方等三军众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战死者过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将陷，不可护。特乃谓吴人曰：‘今我无心复战也。然魏法，被攻过百日而救不至者，虽降，家不坐也。自受敌以来，已九十余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余人，而战死者已过半，城虽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当还为相语之，条名别善恶，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绶去以为信。’乃投其印绶以与之。吴人听其辞而不取印绶。不攻。顷之，特还，乃夜彻诸屋材栅，补其缺为二重。明日，谓吴人曰：‘我但有斗死耳！’吴人大怒，进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杂号将军，封列侯，又迁安丰太守。”
司马孚
北伐本来就是诸葛恪的一意孤行，而如今围困三个多月还未能拿下，眼看就要失败，诸葛恪彻底丧失了理智，不仅不听劝谏，还大肆处罚提出建议的人。这么一来，吴军上下人人自危，深怕触了霉头，不久吴将蔡林就因小事害怕责罚，直接投奔了曹魏，吴军士气开始低迷。而一旁的司马孚看到诸葛恪士气低落后，立马出兵救援合肥新城，前后夹击，诸葛恪明白，这次北伐彻底失败了，无奈下令撤军。撤军途中，不少吴军要么失散，要么被俘，加上魏将文钦还率军追击，大军损失惨重。
到了这个时候，诸葛恪理应小心翼翼，但诸葛恪却不以为意。回到建业后，发现孙鲁班等人私下安排人不少人，不管好坏，全部罢免，失了人心。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权势受到威胁，为了保住权势，开始打击异己，任用亲信，并打算靠北伐重建威信，这种焦急而暴躁的心态，彻底让他进退失据，甚至失去大部分人的支持。
而且他还没意识到，自己不在建业的这些日子里，孙鲁班等人早就谋划好了，就等诸葛恪回来。
嘉平五年（253年）十月，孙亮下诏让诸葛恪前往宫内赴宴，入宫前，安插在朝廷内部的人告诉他，宫内侍卫都换人了，让他小心，诸葛恪打算回府，但途中却遇到了滕胤。“孙峻因民之多怨，众之所嫌，构恪欲为变，与亮谋，置酒请恪。恪将见之夜，精爽扰动，通夕不寐。明将盥漱，闻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怅不悦。严毕趋出，太衔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还坐，顷刻乃复起，犬又衔其衣，恪令从者逐犬，遂升车。初，恪将征淮南，有孝子着缞衣入其阁中，从者白之，令外诘问，孝子曰：‘不自觉入。’时中外守备，亦悉不见，众皆异之。出行之后，所坐厅事屋栋中折。自新城出住东兴，有白虹见其船，还拜蒋陵，白虹复绕其车。及将见，驻车宫门，峻已伏兵于帷中，恐恪不时入，事泄，自出见恪曰：‘使君若尊体不安，自可须后，峻当具白主上。’欲以尝知恪。恪答曰：‘当自力入。’散骑常侍张约、朱恩等密书与恪曰：‘今日张设非常，疑有他故。’恪省书而去。未出路门，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人。’胤不知峻阴计，谓恪曰：‘君自行旋未见，今上酒请君，君已至门，宜当力进。’恪踌躇而还，剑履上殿。谢亮，还坐。设酒，恪疑未饮，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当有常服药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别饮所赍酒酒数行，亮还内，峻起如厕，解长衣，着短服，出曰：‘有诏收诸葛恪！’恪惊起，拔剑未得，而峻刀交下。张约从旁斫峻，裁伤左手，峻应手所约断右臂。武卫之士皆趋上殿，峻云：‘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复刃，乃除地更饮。”而接替诸葛恪掌权的自然是孙峻，当然孙峻背后就是孙鲁班。
说实话，诸葛恪是有能力，但能力并不是多高，骤登高位，立即稳固地位是自然的，而诸葛恪也幸运地做到了，但他没有霍光的能力，却妄图做霍光那样的权臣，在险恶的朝廷下，一浮躁，就给对手机会，一给对手机会，就是身死的下场，也给后世权臣当了一个反面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