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9师是我军序列中一支声名显赫、战功卓著以及极为特殊的部队，是我军之中唯一一支拥有师旅级光荣称号的部队，被称为“光荣的临汾旅”。

在解放战争期间，“临汾旅”乃是晋冀鲁豫第八纵队第23旅。在全军序列之中，23旅是不折不扣的小字辈，其前身是1937年12月在曲沃组建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3纵队，是山西新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初期，23旅一直作为地方部队存在，其战斗力远不如那些同在晋冀鲁豫解放军的“兄长们”。刘邓大军率12万主力远征大别山后，23旅和其他6万余地方部队留了下来，并在徐向前的指挥下，与山西军阀阎锡山展开了激烈的搏杀。而真正让23旅扬名的，还要数1948年3月的临汾战役了。

相比于孟良崮、威远堡、羊山集、豫东等战役，临汾战役的知名度不是很足。在这场战役中，徐向前兵团消灭的主要是阎锡山的地方派系部队，而且徐的部队也不在四大野战军中。因此导致这场战役的意义经常被人低估。

事实上如果没有这场战役，解放军虽然还是能获胜，但会胜的比较艰难，损失会更多。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洞若观火的。

1948年6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辽沈战役的电报》原文中写道：

“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

自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国共内战的局势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在我军如同暴风一般的攻势之下，国民党如同被乱拳袭击的老师傅，被揍得鼻青脸肿、顾此失彼、左支右绌、狼狈不堪。

在野战中，国民党军已渐渐不是我军的对手。他们所能依仗的，只剩下他们的守城能力。由于我军缺乏重武器，因此当我军面对敌人的坚固据点时，一直没有什么好办法，例如在四平战役、南麻临朐战役，我军都损兵折将，吃了大亏。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才提出“以点控线，以线恢复面”的战略方针。在他看来，国军只消守住一些坚固据点，然后以这些据点控制各大交通线。然后将这些交通线化为勒住我军脖子的绞索，最终迫使我军退出根据地。

因此要击破国民党军，就必须击破其拥有坚固工事的要点。只要能攻破其坚固的据点，不仅能击破蒋介石“点线面”之战术，同时还能大大瓦解国民党军的士气。在以往，国军只要退入坚城就能获得安全。但我军只要能够捅破坚固据点这层窗户纸，国军无论退到哪里都不会安全。因此，攻破坚固据点，成为我军必须面对的一大难题。

然而谅谁也没想到，率先攻破坚固据点并非拥有众多重炮的东北野战军，也非能够得到大连建新工厂炮弹支援的华东野战军。而是徐向前所率领的一支偏师。

临汾，位于山西省南部同蒲铁路线上，是汾河下游的物资集散地和晋南的战略要点。临汾城依托自然地形，建在一个大土丘上，内高外地、城高壕深，好像伏在汾河东岸的一头黄牛，因此俗称“卧牛城”。

临汾城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但出奇的是这个城市从未被敌军正面攻破过。闯王李自成横行天下，其所攻破的名都大邑何止数十。但面对临汾城，李自成即使用尽浑身解数，却依然奈何它不得。

到了解放战争期间，临汾城成为阎锡山在晋南唯一能够立足的据点，成为我军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在临汾城内，国民党仍拥兵2.5万，指挥官是阎锡山的死党——梁培璜。

阎锡山的晋军野战能力一般，但防守能力在国军之中却都是能排得上号的。为了防守临汾，梁培璜可谓是煞费苦心，他搜刮大量人力物力，修建了4道完整的阵地，由各种碉堡、明暗火力点、外壕、电网、地雷等障碍物构成，各个火力点之间形成严密的交叉火力。

其中防御阵地的核心是临汾城的城墙，其墙体之厚甚至能跑吉普车。为了加强防御力，晋军官兵还将城墙部分挖空，形成火力点以及防炮洞，使整体防御变得更加坚固。

面对如此坚固的防御，梁培璜曾得意地说：“八路军作战，向来是以少胜多，我们把临汾城周边工事，筑城东方的马奇诺，也来个以少胜多。”

1948年2月3日日，徐向前主动上报中央军委，决定亲自拔掉临汾这颗硬钉子。在中央军委的批准下，徐向前就任前方指挥所司令员，统一指挥第8、第13纵队以及晋绥军区2个旅、太岳军区的8个团，共约5.3万人。

兵法有云：“十则围之”。而徐向前的攻城部队，也不过比守城部队多一倍。由于重装备缺乏，攻打地势险要的临汾城简直犹如天方夜谭一般。徐向前兵团必须研究出“无炮攻克坚城”的方法。

事实在1947年5月，徐向前已经做过了这样的尝试。运城本是阎锡山在晋南的另一座坚城，我军曾两打运城，但都没有取得成功。

在第三次攻打运城时，23旅工兵发明“土行孙战术”，也就是将地道挖掘到敌人的城墙下，然后用炸药将敌人的城墙给爆破掉。最终，23旅的工兵们成功将3000斤炸药埋在了敌人的城墙之下，最终爆破成功。

运城解放后，徐向前考虑到23旅是“最先打开口子”的部队，立下了头功，因此感叹道：“23旅贡献真大，应当授予运城旅的称号。”然而按照我军规定，兵团一级的单位没有权力直接授予部队以荣誉称号，而且授予旅级单位以称号，我军并无先例。因此徐向前决定将此事押后，等临汾战役结束后再说。到时候，23旅授予“运城旅”，率先攻破临汾防御的部队授予“临汾旅”。

然而出乎徐向前预料的是，23旅不仅攻破了运城，同时又成为第一个在临汾打开缺口的部队。

临汾战役开始后，徐向前将东关列为我军进攻的要点。东关城墙高11米，上宽6米，厚度11米，守军为第66师全部及补训1团共4000余人，有山炮5门，120毫米迫击炮3门，82毫米迫击炮14门。在我军攻打东关之前，守军为发挥火力，把东关紧靠城墙的房屋全部拆除，形成了一片开阔地带。

3月23日，我军对东关发起了猛攻。然而由于敌军占尽了地利，导致我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我军的攻势连连受挫，据点在我军争夺后，又被守军反复夺回。到了27日，连24旅旅长王墉都中弹牺牲了。

徐向前见状，立即叫停了进攻，重新整顿部队、总结教训。3月31日，徐向前亲自召开作战会议。在会上，徐向前提出

“坑道是对付这个敌人最好的办法”，“我们要用“土行孙”的办法打临汾城。”

为此徐向前又提出了“临汾旅”的提议，谁能率先攻入临汾城，谁就能获得“临汾旅”的光荣称号。前指调整了部署，将23旅调往了东关。

对于“土行孙”战术，23旅可谓是轻车熟路。从4月2日开始，23旅从东关小北门为中心，开始向东关城墙掘进，同时展开外壕争夺战。

到了9日，23旅已经成功挖出了4条破城坑道，37旅也挖成了2条。当夜，23旅挑选了120人组成装药队，将9000公斤炸药分别埋入3条坑道之中。此时的东关守军，已经如同坐在一座即将引爆的火山之上。

月10日12点，23旅官兵点燃了引信，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东关城墙连同数百名敌军一同被炸药送上了天。23旅68团3营、69团1营趁机发动进攻，没费多少力气便攻占了东关。

东关被攻克后，徐向前命令23旅官兵“大睡三日”。敌人还未全部消灭，勇士们必须好好休息。

东关被占，梁培璜恐慌至极。为了稳定军心，梁培璜祭出所谓的“八杀令”，凡是退却、迟延、不肯支援者，皆枪决。

为了对付我军的坑道战术，梁培璜也是煞费苦心。一方面，梁培璜招来空军，反复轰炸我军好不容易挖好的坑道。在连续轰炸之下，大量解放军战士被活活埋进土里，壮烈牺牲。

同时，梁培璜还组织反坑道作战，命令由狙击手和工兵组成反坑道部队，在城东、南、北三面沿城墙脚下以及外壕外沿挖Y和T字型战壕，仅从东大门到东南城角630米宽的区域，就挖设了36条反坑道。

为了发现我军的坑道，敌人在己方坑道设置听音缸，监听我军挖掘坑道的情况，然后与我军对挖，用爆破手段摧毁我军的坑道。我军挖几条，敌军就炸几条。两军在坑道内时不时地短兵相接，杀得血流成河。

到了5月1日，敌人已经摧毁了我军24条坑道，唯独只剩23旅从太岳军区手中接来的3条坑道仍在挖掘。

到了15日，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战。23旅的工兵终于挖出两条均长110米的坑道，并一直延伸到临汾城墙的地基之下。16日下午，坑道完成了药室的构筑。然而敌人并不愚蠢，他们也察觉到了我军的动静，并向我军坑道方向对挖。一旦敌军对挖得逞，后果不堪设想。

狭路相逢勇者胜，既然敌军对挖，就将此敌连同城墙一起炸飞天。17日12时，我军分别在两处坑道里填埋了6200公斤以及3000公斤炸药。同时23旅突击团在右，24旅突击团在左，均做好了突入城池的准备。

当天19时，3颗信号弹腾空而起，我军工兵点燃了引信，随着天崩地裂般的声响，城墙被炸开了两个30米宽的大豁口。其爆炸威力之大，甚至波及了我军前方的敢死队员。

爆炸声结束后，23旅68团、69团和24旅71团组成的两支登城突击队迅速登上城墙，向城墙两侧和纵深发展。巨大的爆炸，不仅炸死了大量敌军，还把附近的守敌都震懵了。到了当天凌晨12点，我军全歼守军，临汾战役结束。2.5万敌军连同守将梁培璜、徐其昌等人均被歼灭以及活捉。

临汾解放后，使吕梁、太岳两大军区连成一片。更可贵的是，徐向前兵团利用近乎于原始的方法，发挥坑道爆破的绝大威力，炸开了敌军坚固的碉堡、城墙，使突击部队得以登城破寨，解决了我军缺乏炮火的难题。

此时辽沈战役正在进行，东野大军面临“破城难”的困难。因此周恩来命令作战部长李涛，将《临汾战役坑道作业经验介绍》通报了东北野战军全军，供他们参考。

临汾被攻克，说明蒋介石“点线面”战略已经难以实施，我军已经具备了攻破坚城的能力。面对我军的攻势，国军不仅“线”无法确保，连“点”也无法坚守，更何况守面了。

徐向前攻克临汾后，又趁热打铁地发动了晋中战役，歼敌100370人。随后，徐向前横扫晋中、晋北诸城，阎锡山在山西仅剩太原孤城一座了。

不仅如此，临汾战役还改变了华北解放战争的面貌，彻底地震慑和钳制了傅作义集团，使其不敢将兵力投入到华东以及东北战场。

然而谁也又能想到，如此辉煌的战绩，是徐向前带领6万偏师达成的。在徐向前看来，23旅在运城和临汾立下了大功，不嘉奖是不行的。

于是徐向前和副司令员周士第、兵团宣传部长任白戈，先斩后奏，授予23旅“光荣的临汾旅”称号，并将此决定上报给中央军委。

当时在陕北王家湾协助毛泽东指挥的周恩来，接到了徐向前的电报后，批示军委作战部长李涛复电同意。其后，又将词典宝转交毛泽东、任弼时批示同意，并报在陕北的中央军委机关陆定一、杨尚昆、傅钟等同志传阅，还抄送给到达石家庄的刘少奇以及朱德。由此，授予23旅以“临汾旅”称号，得到了中央五大书记的一致认可。

然而毛泽东同时也认为，授予23旅以“临汾旅”称号虽然很必要很妥当，也符合解放战争全局形势，但不宜再用此法。他在1948年7月12日致电华北军区：

“关于临汾旅旗帜事，军委已删（即6月15日）以复电徐周任，电文如下，授予8纵23旅“临汾旅”旗帜事，可照你们决心了的做，以后不宜再用此法，因中国革命是长期战争，攻击大城市的参战部队甚多，且在野战中歼敌有功的部队更多，这种方式容易造成少数部队突出，多数向隅的现象”。

解放战争是长期的，“师级荣誉”称号不能随意授予，不能使其泛滥化。毛泽东的用心良苦可见一斑。由此，“临汾旅”成为我军之中唯一一支拥有荣誉称号的师（旅）级部队，中国革命过程中仅此一例。

其后临汾旅被改编为179师，随60军一起归于一野编制。同年12月，转归二野指挥，一同进军大西南。1951年春，179师改编为志愿军第179师，跟随第三兵团一起入朝作战

179师先后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2 年东线鱼隐山地区冬季防御作战、1953 年夏季进攻战役等。1953 年5 月，536 团 8 连反击松树梁高地战斗激战 8 昼夜，歼敌 1500 余人，被志愿军总部、60 军树为小型反击战典型战例。

6 月，535 团反击 902.8高地，与 181 师参战部队在敌阵前实施 3500 人大潜伏，共同创造了我志愿军防御作战以来对坚固阵地之敌进攻一次就歼敌一个团大部的范例。

回首战争年代，临汾旅在抗战中诞生，在解放战争中成长，在抗美援朝中壮大，大小战斗600余次，攻克城池19座，歼敌8万多人。在临汾旅面前，就没有功不克的城池。同时，部队在战争中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临汾旅付出了1.8万人的伤亡。

英雄写青史，铁血铸辉煌。如今的临汾旅依然是我军的王牌，更是我军首批十大战备值班室之一。是中国陆军的窗口。临汾旅将在胜利的旗帜之下永远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