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本想出家方丈不收，最后逃亡活得如此潇洒

1898年的戊戌变法轰然倒塌，作为变法领袖的康有为在这场政治风暴中急流勇退，留下六君子慷慨就义。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深夜，他曾怀着虔诚之心叩响法源寺的大门，希望能够皈依佛门。然而，这位自诩为＂素王＂继承人的康有为，却被方丈以＂不敢造次，致累至圣＂为由拒之门外。这一别，让这位40岁的变法领袖踏上了长达十六年的亡命之旅。令人唏嘘的是，这场看似困顿的逃亡生涯，却成就了康有为一段传奇人生：环游三十一国，行程六十万里，陆续纳得五房妾室，过上了锦衣玉食、养士结客的富贵生活。这个从维新领袖到逃亡贵族的转变，不仅让当时的维新志士寒心，更为后世留下了诸多争议。

从儒生到变法者：康有为的前半生

康有为出身广东南海望族，年少时便展露出非凡的学识才华。十九岁时，他迎娶了一位富家女张云珠为妻，这桩＂女大三，抱金砖＂的婚事为他的仕途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康有为并未满足于科举功名。他广泛涉猎西方典籍，深感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逐渐萌生了变法图强的志向。

光绪帝即位后，康有为看准时机，开始在各地讲学，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他创办万木草堂，培养了一批维新派骨干，其中就包括后来声名显赫的梁启超。

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的消息震惊朝野。康有为联合全国各地举人，上书光绪帝，呼吁变法图强。这份《公车上书》虽未得到立即回应，却在知识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随后三年间，康有为频繁进京上书，终于打动了求变心切的光绪帝。1898年初夏，光绪帝正式召见康有为，维新变法就此拉开序幕。

在短短百余日里，康有为主导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废除八股取士、创办新式学堂、改革军制、整顿财政。这些举措虽然触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利益，却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指明了方向。

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并非全盘西化，而是试图在保持君主立宪制的前提下推动改革。他提倡一夫一妻制，主张男女平等，但这些理念与他本人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变法期间，康有为除了担任光绪帝的幕僚，还兼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广纳门生，培养新式人才，一时之间声名鹊起，被追捧者尊称为＂康圣人＂。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变法即将深入推进之际，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康有为得到英国使馆的暗中协助，在政变前三天匆忙逃离北京，由此开启了他戏剧性的人生转折。

这场维新运动虽然昙花一现，但康有为在这一百零三天里展现出的政治智慧和改革勇气，为中国近代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命运转折，也成为那个风云变幻时代的一个缩影。

逃亡生涯锦衣玉食富贵荣华

戊戌政变爆发后，康有为逃往香港，又辗转日本。在东京，他得到了日本政要的礼遇，但很快便因清廷的通缉令而不得不继续流亡。

一路西行，康有为先后到达新加坡、越南、暹罗等地。在这些华人聚居的地方，他总能获得当地富商的慷慨资助，过着颇为优渥的生活。

1899年春，康有为抵达印度，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特别优待。在加尔各答，他不仅结识了多位英国官员，还得到了一笔可观的津贴。

为躲避清廷派出的刺客，康有为辗转来到欧洲。在伦敦，他结识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但因理念不合，很快分道扬镳。

欧洲之行让康有为大开眼界，他走访了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家。在瑞士，他甚至购置了一座湖畔别墅，过起了贵族般的生活。

回到亚洲后，康有为在新加坡、印尼等地广结商贾。他以保皇会领袖的身份，向海外华商募集巨额资金，名义上是为了支持光绪帝复位。

这笔资金让康有为在逃亡途中依然能够保持奢靡的生活方式。他在各地购置房产，经常出入高级会所，身边总是簇拥着一群追随者。

1901年，康有为在印度认识了第一位外室玛丽。这位英籍女子不仅成为他的秘书，还帮助他与英国政界建立联系。

随后几年，康有为又先后纳了柬埔寨公主、暹罗贵族等三位妾室。这些联姻不仅满足了他的私欲，也为他在东南亚的活动提供了便利。

在澳大利亚，康有为开设了多家商铺，经营茶叶、瓷器等生意。他将生意和政治活动巧妙结合，在华人社会中树立起＂南海先生＂的威望。

1904年，康有为来到美国，在旧金山创办《大同报》。他不仅在报纸上抨击革命党，还通过办报获得了可观的收入。

即便在逃亡期间，康有为也没有放弃著述。他在各地游历时，不断完善《大同书》的内容，将西方见闻融入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康有为在流亡期间收藏了大量书画古董。这些藏品不仅体现了他的艺术品味，更成为他后来荣归故里时的重要资产。

1913年，袁世凯宣布特赦维新人士，康有为终于结束了十六年的流亡生活。这位昔日的变法领袖，已经从一个激进的改革者变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

回国后的康有为定居天津，过着富商般的生活。他将流亡期间积累的财富用于修建豪宅、收藏古董，俨然一副权贵模样。

这段看似潦倒的逃亡岁月，却让康有为过上了比在国内更为优渥的生活。他的经历充分展现了一个政治理想主义者在现实打击下的转变过程。

康门弟子仕途坎坷命运多舛

戊戌变法的失败，不仅改变了康有为的人生轨迹，更让他的弟子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些年轻的维新志士中，有人选择了殉道，有人转向革命，还有人隐退江湖。

梁启超作为康门大弟子，在政变发生时正在武昌办报。接到变法失败的消息后，他立即逃往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海外生活。

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他的文章在国内知识分子中产生巨大影响，但也因此被清廷多次派人暗杀。

麦孟华本是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政变后逃往澳门。在那里，他不得不靠为人写对联、算命维生，后来辗转来到香港，在《华字日报》担任主笔。

康同皋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政变时因躲藏不及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写下《杂感诗》，记录了那段黑暗时期的经历，直到1901年才获释。

严复虽然不是康门弟子，但因支持变法而被朝廷盯上。他被迫辞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职务，退居故里，专心翻译西方著作。

谭嗣同等六君子慷慨赴死的消息传来时，许多康门弟子都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他们中有人选择追随康有为继续保皇运动，有人则转投革命阵营。

汪大燮是少数政变后仍留在朝廷任职的康门弟子。他凭借过人的才学，在翰林院默默耕耘，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才离开北京。

张謇在变法失败后回到南通老家，转而投身实业救国。他创办大生纱厂，兴办教育，为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康门弟子中的＂二王＂——王照和王先谦，政变后都选择了隐居。王照潜心发明＂切音新字＂，王先谦则专注于经学研究。

孙家鼐虽然是康有为的座师，却因政见不合而疏远。政变后，他被朝廷重用，但始终保持低调，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

黄遵宪在日本任职期间曾大力支持康有为，政变后被调回国内。他借口病退，在家乡潜心著述，留下了大量诗文作品。

杨深秀是少数在政变中幸存的京师大学堂学生。他后来远赴美国留学，回国后致力于教育改革，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众多人才。

这些康门弟子的遭遇，折射出晚清知识分子在新旧交替时期的艰难处境。有人殉道，有人隐退，有人转型，每个人都在用不同方式延续着维新变法的理想。

到了民国时期，幸存的康门弟子大多选择了淡出政坛。他们或从事教育，或投身实业，或潜心学问，用各自的方式为中国的现代化贡献力量。

维新领袖归乡结局备受争议

1913年，在袁世凯的特赦令下，康有为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六年的海外流亡生活。这位昔日的维新领袖选择定居天津，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萃兰园＂。

康有为归国后的生活方式与他昔日倡导的变法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在天津的豪宅内设有＂皇帝厅＂，每日穿戴华服，接待各方宾客，俨然一副权贵派头。

1915年，袁世凯开始筹划称帝，康有为不顾众人反对，积极为其奔走呼吁。他甚至亲自起草了《劝进书》，这一举动让许多昔日的追随者大失所望。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康有为的政治影响力急剧下降。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收藏古董字画和著述中，在天津的萃兰园内经常举办文人雅集。

1917年，康有为参与了张勋复辟，试图恢复清朝统治。这次政治冒险以失败告终，使他在知识界的声誉遭受重创。

晚年的康有为将大量时间用于修改完善《大同书》。这部著作虽然体现了他对人类未来的展望，但其中的许多观点已经与时代发展不相符合。

1921年，康有为在外游归来途中突发脑溢血。他在天津的寓所内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

康有为去世后，他的后人将萃兰园改建为博物馆。园内收藏的大量古董字画和文物，成为研究晚清文化的重要资料。

关于康有为的评价，后世众说纷纭。有人称赞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提出变法方案的思想家，也有人批评他晚节不保。

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将戊戌变法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但对于康有为本人的评价，则多着眼于他流亡后的种种言行。

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对康有为的研究更加深入。他被定位为一个具有封建地主阶级局限性的维新思想家，其功过得失都有了更为客观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的《大同书》中提出的某些设想，如废除国界、消除种族歧视等，在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康有为的一生经历了从维新志士到逃亡贵族的转变，从激进改革者到保守派文人的蜕变。这种转变折射出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矛盾与困境。

他的政治生涯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他在变法运动中提出的许多主张，如兴办新式学堂、改革科举制度等，最终都在历史发展中得到了实现。

康有为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历史功过不能简单地用成败论英雄。在那个世纪之交的特殊年代，每个人都面临着时代变革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