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这一辈子跟上海有着很深的渊源。16岁那年，他和八十多个伙伴一起，从上海坐船去法国半工半读。23岁回到祖国后，上海又变成了他早期投身革命斗争的关键地方。等到新中国成立，邓小平一直很在意上海的发展。到了改革开放那会儿，他给上海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和许多名言。
从1988年到1994年，邓老连续七年都在上海过年。这让不少人觉得，邓老对上海可真是情有独钟。但其实，邓老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这颗曾经的东方明珠不能就这么一直黯淡无光。
【倒下的巨人】
现在的上海，到处都是高楼大厦，热闹得很。但要是把时间拉回到4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刚开始那会儿，上海其实已经问题一大堆了。虽然那时候上海每年给全国赚的钱占了六分之一，但它自己手里头留的钱却不多。这样一来，上海的城市基础设施就显得特别老旧，欠下的账也是多得吓人。
说白了，这种情况在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就有了。从1949年到1958年这十年间，咱们国家外头的环境可不太平，帝国主义国家虎视眈眈，国防安全时刻受着威胁。所以，那时候国家搞工业，重点是往内地发展。像上海这样的沿海大城市，主要是给内地各地提供资金、技术和人才，帮忙推动经济发展。
但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阻碍了上海经济的稳步前行。想当年，上海可是在经济排行榜上独占鳌头好几十年，风光无限。可现如今，它碰到了不少麻烦：生产设备老旧，没法及时更新换代；轻重工业比例失调，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生产潜能也被束缚，施展不开。
1958年之后，咱们党中央慢慢察觉到，开发沿海地区的工业潜能，是推进我国工业化的一条快车道。所以，邓公立刻带着团队去了上海考察。他不仅亲自指导制定了上海的长远规划，还明确指出上海工业建设得往“高端、精细、尖端”这条路子上走。邓公态度坚决地说：“上海要干，就得干票大的，小打小闹可不值当！”
【上海要搞就搞大的】
上海得改革，这是那时候所有明白人的共同看法，但怎么改，这可是个大难题，毕竟那时候的上海，乱得跟一锅粥似的。
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上海因为老是站在改革队伍的后面，结果它在全国甚至全球的影响力很快就缩水了。那时候，上海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度只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那时候，上海财政资金紧张，只够勉强维持城市的基本维护。结果，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这些问题都冒了出来，交通不方便还老导致踩踏事故。特别是大雾天，航线都停了，雾一散，大堆人急着过江，各种意外就容易发生。而且，当时上海总共就只有16条渡轮线路和4条车渡线，哪儿能满足得了市民们的出行需求啊。
曾经风光无限的龙头城市，如今连基础的城市建设都搞不起来，真是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等那些经济特区一路摸爬滚打，好不容易有了点成绩，邓公这才把注意力转到了上海，打算给这个伤痕累累的庞然大物来一场大刀阔斧的“整治”。
1988年那会儿，邓公选择在上海过了他的头一个春节。那时候上海正闹甲肝，好多人都躲着不去，可邓公偏要去，坚持跟上海市民一起过年。过完年后，没多久，在上海西郊宾馆就开了场大会，叫“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会上说得明明白白，上海得重新打造它的经济中心地位，还要当好连接国内国外的重要枢纽。
1990年新年1月份，过完在上海的第三个新年后，大年初一那天一早，邓公在宾馆里聊起了浦东的发展建设。在聊天时，邓公好几次说到：
还有件事情得提一下，就是关于上海浦东的开发，你们得多留意一下。
上海是咱们的杀手锏，要发展好上海，那可是条快速成功的路子。
这次聊完天后，浦东要开发开放的事儿就算定下来了。多亏了邓公的帮忙，浦东摇身一变，成了上海改革的领头羊。
都说“致富先通路”，浦东的发展之路也遵循着这条老理儿。那时候，上海财政手头紧，但政府拍胸脯担保，想办法通过外贸途径借钱。他们打算路建好了，就转让一部分权益给人家，这样还是筹到了一大笔钱。
资金到位后，南浦大桥、杨浦大桥等项目就一个接一个地建起来了。到了1993年年末，邓老还亲自去走了走杨浦大桥。记得那天，天气特别冷，还下着雨，但邓老还是坚持要到桥上走一趟，亲自看看浦东的新样子。
之后，邓公亲自推动，杨高路扩宽和重建项目、浦东煤气厂第二阶段建设等工程都陆续开始规划了。有了这些方便市民的交通大动脉，上海的经济贸易迎来了大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邓公还不断给工作人员打气，告诉他们：
期望上海的朋友们脑筋再活络些，胆量再壮大一些，行动再迅速一点。
邓公讲的那句“要更有魄力些”，意思挺直白，就是说上海的老百姓，要是瞅准了啥事儿，那就得放开胆子去尝试，去闯荡。要是不敢闯、不敢试，上海就很难有啥大变化。
【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1992年，邓公在上海过了他的第五个新年后，马上对上海的发展速度表达了深深期待。他说：“希望上海每年都能有新变化，三年内能有大的不同。”这是邓公对上海最深切的寄语，也是在那个关键时刻，他给上海的一个鼓舞人心的号召。
邓公心里头一直有个念想，关于上海的开发开放，他总觉得有点可惜。他多次跟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说：“上海这开发啊，来得晚了些，咱们得加把劲儿往前赶！”
但说实话，上海之所以“慢半拍”开始发展，真的是因为当时历史条件限制，没办法的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还一直面临着战争的威胁，那时候大家都担心会爆发大战，这种心态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影响特别大。像上海这些沿海城市，本来工业基础挺不错的，但因为得时刻准备着打仗，所以国家只能把发展的重点放到内地去了。
就是这么个理儿，邓公心里头一直琢磨着，要是早点儿在上海搞起经济特区，那上海的发展肯定又是另一番模样了。虽说动手晚了点儿，但邓公对上海那可是信心满满，他没少跟上海市民说，咱可以学学深圳、珠海、厦门那些经济特区的法子，虽说起步晚了，但好歹不用自己瞎摸索了。
从1992年起，上海接连搞了三个“三年大改造”项目。头一个三年，主要是忙着修路；接着的第二个三年，重点转到了建房上；到了第三个三年，城市环境和管理成了重中之重。这三个“三年大改造”项目，总共要花掉3100多亿的建设资金。
在经历三轮“三年大变身”后，上海的立体交通网络渐渐有了模样，上千栋高楼大厦和数不清的居民楼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整个上海的城市景观大变样了。后来，市委书记黄菊在谈到上海这十年的变迁时，满是感慨地说：“但凡经历过这段时光的人，都会觉得：这路走得真不容易。”
除了继续推进改革，邓公对上海的人才队伍建设也相当重视。1992年他到上海考察期间，邓公多次强调：
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主要就是别插手太多，得给新来的年轻人足够的空间去闯荡，看着他们一点点成长起来。我们得主动把位置腾出来，在旁边适当搭把手，但别成为他们的绊脚石。遇到他们做得不太好的地方，咱们得好心去帮忙指导，心里得时刻装着培养下一代接班人的事儿。
挑人得挑对，挑好了就得好好栽培，让更多年轻人快快长大成才。等他们出息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现在还是悬着心呢！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咱们党内得整顿好，别出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安心睡觉。
多亏了邓公的全面领导和规划，上海的改革进程才能够迅速加速。在十年光景里，上海从队伍末尾一跃成为改革开放和振兴发展的领头羊。这十年间，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高端人才也逐渐聚集，这些都给上海工业的持续发展铺设了稳固的路基。
【上海最后的一次机遇】
1994年的时候，邓老最后一次到上海来，那时候他身体已经很差了，走路都费劲。但他还是硬撑着在上海过了他第七个年。要回北京的那天，邓老特地让黄菊上了火车，在火车上，他认真地对黄菊说：“你们得赶紧抓住20世纪最后这点时间，这可是上海最后的大好机会了。”
邓公多次叮嘱上海得抓住大好机会，他觉得照上海现在这发展速度，还有将来的势头，完全有可能超越别人，后来居上。结果也没让邓公失望，在20世纪快结束时，上海就搞起了自贸区，还调整了工业结构，进行了浦东的一系列改革，实实在在把机会给抓牢了。
大楼再高，也得从地基开始建，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当时中国大发展的一个写照。靠着我党领导的明智决策和牢牢把握方向，才有了这些让人惊叹的大发展。种种事实都摆着，邓老对浦东的判断没错，对上海的看法更是精准。
邓公掌舵时，上海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借着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它迅速崛起，重振了东方明珠的雄风。邓公心里一直装着上海，而上海的发展也没让邓公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