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访华
作为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虽然因为“水门事件”而黯然辞职下台，但仍然不失为一名可圈可点的政治人物。1983年，他以回忆和纪实的方式撰写了一本名叫《领袖们》的书籍，详细介绍了丘吉尔、戴高乐、麦克阿瑟、吉田茂、赫鲁晓夫和周恩来等多国领导人，较为全面和客观地回顾了曾经的历史。
在《领袖们》一书中，尼克松以见证者的身份这样写道: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个人的历史：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周恩来，还有一个是蒋介石。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文史不假为您讲述历史，简要回顾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这三位政治人物的历史过往。而且，竭力评述他们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品味尼克松的评价是否准确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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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5日，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败退台湾多年的蒋介石虽然病情沉重，但精神状况尚可，还坐起身来和儿子蒋经国简单交流。不料当天深夜，他就在士林官邸内因为心脏衰竭而病逝，享年88岁。临终前，他攒足力气连续表示:
死后将灵柩暂厝慈湖，那儿的风景好，很像我们奉化老家。
喜欢历史的朋友都清楚，蒋介石的“乡土情节”很浓，除了历来重用本土本乡的“浙江系”外，前后三次下野都会回到家乡静待时局变化。最后败退台湾前，还特意携儿子蒋经国一同登上飞凤山顶极目远望，恋恋不舍地离开。
1975年4月7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了这样的重磅消息:
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于四月五日在台湾病死。
听闻蒋介石在台湾过世，大陆的民众们纷纷奔走相告，尤其在那段“大运动”期间更是如此。不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却表现得非常平静，当身边的工作人员将消息告之时，他不但没有流露出喜悦之情，反而还陷入了沉思，良久后才缓缓地说了三个字:
知道了。
蒋介石出生于1887年10月31日，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12月26日，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3月5日。作为国共两党的领导人，他们三人可谓是“老对手”和“老朋友”，不仅经历了“十年内战”和“解放战争”的兄弟阋墙，而且经历了“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兄弟团结。
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毛主席对于蒋介石逝世的心情非常复杂，其中牵扯到了太多的国家利益。如果单纯用喜怒哀乐来形容，实在难以全面表达。
蒋介石出生于浙江奉化县溪口镇的一户商贾之家，从小开始就接受旧学和新学的教育，青年时期前往日本留学。期间，他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而且还加入了同盟会，在陈其美的提携下逐步崛起。
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自幼就接受了旧学的教育，祖籍位于江西省。在湖南师范读书期间，他逐渐信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逐渐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周恩来
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祖上是清朝的官宦人家，祖籍位于浙江绍兴。从天津的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留学，开始接触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勤工俭学期间毅然加入了共产党。
1924年1月，在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的指引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两党正式建立起合作关系，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恩来尚未从欧洲归国。
在会上，毛泽东毫无保留地阐述了自己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赢得台下阵阵掌声的同时，也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不过，二人只是简单地握手相识，并没有过多的直接交流和深谈。
1924年6月16日，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黄埔长洲岛正式成立，俗称“黄埔军校”。在孙中山的推荐下，蒋介石出任了军校校长，廖仲恺出任了党代表，周恩来回国后接任了政治部主任。
孙中山过世
孙中山过世前，除了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憾外，并没有明确指定或者推荐接班人。于是，国民党内各个派系都开始蠢蠢欲动，局面变得波诡云谲起来，左派和右派都在伺机而动。
汪精卫
经过了激烈的角逐，汪精卫终于击败胡汉民成为了国民党的“一把手”。不过，他在拉拢手握军权的蒋介石期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方的“尾大不掉”之势，从而威胁到了自己的地位。
1926年国民党二大召开前，毛泽东、周恩来和陈延年等人建议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争取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中央委员会中占据优势。不过，面对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反对，面对陈独秀的右倾路线，他们不得不遗憾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
在国民党二大召开期间，已经成为候补委员和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再一次参会并且慷慨呈辞，就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意见和建议。不过，蒋介石凭借右派的支持和手中的军权，已经初步确立了自己在军内和党内的地位。
二大召开后不久，蒋介石为了扩张自己的政治野心，竟然一手炮制了所谓的“中山舰事件”，公开向共产党人发难。虽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都力主联合左派力量进行坚决的斗争，但再一次受到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命令而退让妥协。
为了修补国共两党的分歧，为了继续推进大革命，国民党在随后紧急召开了中央常委会。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对蒋介石和右派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呼吁各方都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革命局面，呼吁各方继续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面对毛泽东的正义凛然之举，国民党右派竟然开始联合抵触，导致他被迫辞去代理宣传部长的职务并且脱离了国民党。几乎与此同时，周恩来也辞去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来到上海担任了我党的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反共”为名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以“清共”为名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就这样，被全体国民寄予无限厚望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革命进入到了低谷期。
南昌起义
面对大革命的失败，我党及时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路线，终于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反抗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以周恩来组织领导南昌起义和以毛泽东组织领导秋收起义为标志，中国革命终于点燃了“星星之火”。
宁汉合流后，蒋介石重新出山并且再次掌握了军权，从此开始多次“围剿”红军，企图扑灭革命之火。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央苏区连续击退了国民党大军，保住了“星星之火”的态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公然发动了侵华战争，蒋介石却继续执行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任由东北地区沦陷于敌人的铁蹄，任由东北人民沦为了亡国奴。与此同时，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扶持下攫取了党的领导权，扶植博古作为临时负责人大肆推行左倾错误路线。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逐渐被王明和博古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到第四次反“围剿”时，虽然他不再直接指挥作战，但周恩来和朱德还是贯彻执行了前几次的军事路线，再次击败了蒋介石的军队。
博古和李德等人搬入苏区后，左倾错误路线终于在军队中弥漫开来。受此影响，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失利，被迫放弃苦心经营多年的根据地，从此踏上了长征的道路。
1935年1月，我党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不仅检讨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系列错误，而且重新确立了新的军事指挥小组。从此以后，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全权指挥部队作战，一步步带领红军突破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
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毛主席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迅速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拥护。对此，就连在陕北负责“剿匪”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也都深以为然，竭尽全力避免与我军开火。
为了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之策，蒋介石不惜亲临西安进行督战，甚至还要调离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面对顽固不化的反动行径，张学良和杨虎城只得联合发动了兵谏，史称“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
事件发生后，举国都一片哗然，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绝大多数都主张处死蒋介石以结束内战局面。出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考量，毛主席力排众议派出周恩来前往西安进行积极斡旋，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坚实基础。
1937年7月，日军在北平城外寓意挑衅并展开军事演习，7日夜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紧接着，日军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了军事进攻，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予以还击，从而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
1937年7月8日，毛泽东代表我党就当前的局势发出一份公开通电。其中提到: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发表了“庐山谈话”，表明自己抗战的决心和态度。其中讲到:
战端一开，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这段慷慨激昂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族抗日的士气。而且，蒋介石的抗战宣言也没有仅仅流于口头，国军先后在正面战场发起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忻口会战和武汉会战等大型战役。虽然，正面战场的这些会战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依然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关于这点不应遭到质疑。
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的相继失陷，战争进入到了相持阶段。此后，日军开始转变“积极进攻”的策略，转而开始“积极诱降”，蒋介石虽不像汪精卫那样无耻地充当卖国贼，但也逐渐转变了原先“积极抗日”的态度。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在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的率领下向长江以北地区转进，途经安徽泾县的茂林地区时突遭国军八万多人的围攻。经过七个昼夜的激战，只有两千多人分散突围，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和参谋长周子昆均遭杀害，史称为“皖南事变”。
周恩来、叶挺和项英
面对这起骇人听闻的反共事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立即向毛主席进行了汇报，悲愤之下还留下一副“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以告慰烈士。之后，他在组织的要求下积极奔走努力，既表明我党“追查真相”的决心，又表明我党“继续抗战”的态度。
到了1945年4月23日，就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我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期长达一个多月的大会上，毛主席不仅亲致开幕词和闭幕词，还作了一篇《论联合政府》的主题报告，明确阐述了今后的许多主张，从此也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
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抗战，举国上下都在期盼和平局面的出现。尽管仍然希望继续维持专制独裁统治，但为了拉拢人心和粉饰民主，蒋介石连续多次公开给毛主席发电，邀请他前来山城进行“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
为了争取任何的和平机会，毛泽东不仅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而且还与周恩来等人一同乘坐飞机抵达了陪都重庆。当晚，蒋介石设宴为我党代表们接风洗尘，二人互称对方为“润之”和“蒋委员长”，气氛颇为融洽。
不过，由于蒋介石并非真心和谈，以至于这场“重庆谈判”时停时断，足足持续了43天的时间，最大的矛盾点集中在了“地方政权地位”和“军事部队数量”。直到10月10日，双方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并且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签署的第二天，毛泽东留下周恩来继续商讨具体细节，自己则起身返回延安。临行前，蒋介石并没有出面送别，从此以后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1946年6月26日，随着蒋介石下令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内战还是爆发了。此后，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我军逐步扭转了战场局势并且成功易势，实现了由被动变主动。
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长江以北地区已经基本上获得解放，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基本上损耗殆尽。在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逼迫下，他被迫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但依然还在背后遥控着局面。
渡江战役后，我军已经势如破竹，就连南京城也轻松攻克。1949年5月6日，就在浙江奉化的溪口镇即将解放前夕，刚刚抵达北平不久的毛泽东还亲自电告华野前指:
占领奉化时不要破坏蒋介石住宅、祠堂，及其他的建筑物。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两点，由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的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和张澜以及周恩来等56名委员宣布就职。随后，所有领导同志集体乘车前往天安门出席开国大典，新中国终于成立了！
开国大典后，国内的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仍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比如广东省、广西省、西康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和包括台湾在内的众多岛屿。而蒋介石仍然还在负隅顽抗，直到1949年12月10日才从成都仓皇逃到了台湾省。
初到台湾时，蒋介石依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甚至还在大言不惭地继续叫嚣着“反攻大陆”。不过，随着新中国的日渐强大，随着国际局势的日渐明朗，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是在痴人说梦，只是嘴硬还不松口而已。
1950年6月，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竟然派遣第七舰队开入了台湾海峡，公开干涉我国的内政。6月27日，杜鲁门更是以“共产党占领台湾将危及太平洋地区安全”为由，公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
对此，蒋介石的内心是十分矛盾的，甚至有些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深知国民党难以固守台湾，需要美国这个“主子”才能维持现状；另一方面，他深知美国人不怀好意，企图分裂中国，企图推动台湾独立。
叶公超
1950年6月28日，就在杜鲁门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第二天，“台湾外长”叶公超就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
台湾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仍为各国所公认。国民党接受美国防务计划，并不影响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之立场。
事实上，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得知杜鲁门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后也是高度关注此事，担心蒋介石会做出错误的决定。直到叶公超发表这个公开声明后，伟人才放下心来:
看来，蒋介石还有一点良心，不想分裂中国，不想成为千古罪人。
从此以后，蒋介石格外警惕和坚决反对美国所主导的“两个中国”，这也成为了他今后的“政治底线”。例如，当新西兰在1955年初向联合国提交议案称“中国内战”为“国际冲突”时，他就在第一时间向“驻美大使”顾维钧下令:
对新西兰在安理会的行动应予以保留，这将会引起巨大的疑惑、忧虑和误解，并会误导那些正在以“两个中国”为目标的人。
由于遭到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持续施压，台湾问题引起了各国的染指。远在北京的毛主席敏锐地洞察到这种形势，也判断出蒋介石面临的巨大压力，立即指示国防部长彭德怀在1958年10月6日公开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其中，这样明确阐述:
台、澎、金、马都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的领土。既然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世界上就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
同时，我人民军队还以长达20年的时间打了一场默契的“政治仗”，以“炮击”的方式把国民党军队“挽留”于距大陆近在咫尺的金门岛和马祖岛，始终“保持接触”。这次神来之笔，充分体现出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而蒋介石也体会到了这种良苦用心，双方保持了长期的“默契”和“合作”。
为了早日解决问题，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都在寻求合适的沟通渠道，最终选定了曹聚仁作为“中间人”。此人和周恩来私交密切，又是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弟子，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人选。
1965年7月初，曹聚仁受蒋介石和蒋经国委托前往北京，与周恩来进行了私下的接触。在毛主席的安排下，我方委托来人将一封密信带回给蒋氏父子，其中第一次出现了“一纲四目”的提法:
一纲:只要台湾回归，其他一切问题都按照蒋介石的意见处理。
四目:台湾回归后，除外交以外，其余军政大事均由蒋介石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如有不足之数，中央政府悉数拨付；台湾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亦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1965年7月20日，蒋介石私下接见了曹聚仁，对于“一纲四目”的提法并没有明确反对。不过，随着那场“大运动”的到来，这种事关两岸和平的秘密交往戛然而止了，实在令人痛心不已。
1971年的“乒乓外交”后，中美关系迅速转暖，多种渠道的接触也日见成效。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实现了破冰之旅，当天就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
在与尼克松的会谈中，毛主席巧妙地把蒋介石也“拉”了进来，还充满幽默地表示:
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
当尼克松问道，蒋介石称您为匪，不知道您称他什么？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一帮的周恩来这样代答，我们通常叫他们“蒋帮”，报纸上有时也称他为匪，总之是互相对骂吧。
1972年10月，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毛主席曾派人邀请“台湾驻美国大使”顾维钧前来大陆看看。1973年春，他又打算请章士钊老先生前往香港去建立与台湾直接沟通的桥梁，但章老却不幸病逝了。
1975年元旦，蒋介石通过秘密渠道向北京送来了消息，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甚至于，国民党还呼吁:“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毛主席尽管身体状况已经不佳，但还是给予了积极的回应，甚至有意安排邓小平同志代为前往。可是，还没有正式等到和谈的启动，蒋介石就永远地离开了，接触之事也只好被搁置。
后世，对于蒋介石的评价历来就非常矛盾，不同人有着不同的观点。文史不假个人认为，周总理在回答美国记者的提问时最为经典:
他是拙劣的战术家和合格的战略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