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入北京城，搜刮出七八千万两白银的场景令人震惊。这一事件揭示了明末财政的极度匮乏，与此同时，大批缙绅和官僚却富得流油。这种巨大的反差不免让人疑问，为什么个人财富远超国家财政？明末的财政问题究其根源到底在哪里？

明初时税收制度和经济基础雄厚，国库收入稳定。税收政策主要依赖农业税，土地税占据了绝大部分。然而，随着历史的推进，税收制度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明初朱元璋时期，能收税的土地达850万顷。但到弘治中兴时期，能收农业税的土地锐减至400多万顷，这意味着税基大大缩小。在免税政策的助长下，士绅和王室占有大量免税田地，而中下层农民却成了税收的主要负担者。

土地税逃避问题在明朝中后期进一步加剧。为了避税，诸多小民和地主将田地寄放在有特权的士绅名下，致使税基不断缩水。兼并之风愈演愈烈，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国家税收不可避免地大幅下降，导致国家财政紧张。

此外，旱灾和瘟疫也频发。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共计发生了154次旱灾，名副其实的天灾接连不断，加重了财政负担。宫廷和军费开支也是明朝财政拮据的原因之一。宗室成员人数不断膨胀，皇室开支占财政支出的一半左右。边疆防御战事频繁，耗费巨大。加之小冰期到来，农业减产，国家财力捉襟见肘。

面对困局，明朝君臣也曾试图通过改革和措施改善财政状况。自孝宗朱祐樘起，迁移人少地多的湖广地区人口，以增加税收；明武宗朱厚照起则大规模征收海关税。然而，这些措施仅从表面缓解了税收困难，未能治本。嘉靖时期，明朝再次增税，尤其是在西南地区，通过把持贸易特权增加收入。尽管蒙古抚和、倭寇平定，但国库依然捉襟见肘。

为了应对财政压力，嘉靖朝的改革家张居正推出了三项核心改革：考成法、清丈法和一条鞭法。考成法旨在督查官员工作效率，减小“侵欺拖欠”的问题。清丈法则通过清查土地，扩大征税范围，使税收土地增加至700多万顷。最具改革意义的一条鞭法，将田赋和徭役合并征收，以货币形式缴纳，大大提升了税收效率。然而，张居正去世后，这些改革大多被废止，使财政状况再度恶化。

张居正死后，万历中后期的财政政策大改变。由抑制兼并改为包容豪强，免税阶层土地不断扩展。广生财路成为万历皇帝的重点，通过提高商税，盛行宦官监税，进一步压榨工商业者。矿监、税监到处掠财，使社会经济系统的稳固受到破坏。许多官员对税收和土地政策还退缩保守，从而导致财政入不敷出，官员私囊丰厚，而国家却贫困不堪。

崇祯帝面临的压力尤为明显。内忧外患四面夹攻，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日益进犯，国内因天灾导致的大量难民也需国家赈济。尽管崇祯努力削减宫廷开支，裁撤冗员，并加征田赋以渡困境，但国家财政赤字逐年增加，无力支持军事和赈济开支。

在这样严峻的财政背景下，崇祯依然无法挽救明朝。而遗憾的是，明朝的大量士绅和官员仍然顽固坚持自身利益，不愿为国家牺牲半分财富。李自成攻入京城后，从官员们上竟搜刮出巨额财产，彻底揭示了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和奢靡，使人不禁反思，明朝的覆灭虽有内部和外部的原因，但其中滋生的矛盾和官僚制度的弊端起了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