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李适去世后，皇太子李诵继位，是为唐顺宗。从此时起，唐朝开始进了晚唐的纷争岁月之中。唐顺宗李诵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但起当太子和皇帝的经历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唐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太子，也是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之一。从他继位开始，就有着励精图治，改革唐德宗时代弊政的决心。为此他组建了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执政团队，拉开了永贞革新的序幕。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从他宣布改革开始，就遇到了重重的阻碍。在执政的第二个月，只是立皇太子之事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唐顺宗李诵是唐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太子，他当太子的时间长达二十五年。在此期间他为了避免被父亲唐德宗猜忌，平日里谨小慎微，很少参加政治讨论。他的身边聚集一大笔具有积极思想的年轻官员，其中以王叔文、王伾两人为首，包括刘禹锡、柳宗元、韦执谊等年轻的官员积极向他靠拢。这些官员对于唐德宗时代的政治腐败非常的反感，尤其是唐德宗对宦官集团的宠信和纵容，成为国家陷入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李诵继位后，很快就以王叔文等人重建的执政架构，开始改革弊政，力图复兴唐朝。

当时李诵以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王伾被任命为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作为改革的核心力量。在王叔文的推荐下，韦执谊出任尚书左丞、同平章事，作为执行新政的宰相。他们发布了一系列改革弊政的措施，力图流转唐德宗李适时代朝廷的腐败和堕落。从史书记载来看，永贞革新的政策是非常积极的，如果坚持下去，也是能够解决当时大部分问题的。比如他们提出了抑制藩镇势力，重建中央集权。也要求从宦官集团手里夺回军权，恢复国家朝廷对禁军的掌控。在民生方面，也提出“惩贪鄙，用贤能，免苛征，恤百姓”的政策。

可是他们的政策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引发了巨大的政治风波。在李诵继位的第二个月，因为立皇太子，朝野纷争不断。朝廷群臣推荐了当时的广陵郡王李淳为皇太子，也就是后来唐宪宗李纯。可是作为改革集团首领的王叔文却没有答应。王叔文要求先进行政策的改革，将立太子之事搁置。而群臣则提出唐顺宗李诵身体不好，必须先立太子，防止发生不测。双方发生了极限拉扯，最后为了改革政策正常推进，王叔文等人进行了妥协，承认了皇太子李纯。这件事也让唐朝朝廷的分裂更加严重，甚至影响了李诵和王叔文的关系。

几个月后王叔文主持的永贞革新失败，后世的很多学者都认为这件事是重要原因之一。他们认为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李诵和王叔文发生了分歧，所以导致了他对王叔文的不信任。因为失去了皇帝的支持，王叔文集团就没法与既得利益就斗，使得改革集团内部出现分裂，导致了改革的失败。虽然这种说法在历史上充满了争议，但王叔文集团反对李纯当太子的确是事实。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解，认为改革要团结大多数的文官，王叔文为何反而站在了朝廷群臣的对立面，因为立太子之事发生了导致朝廷分裂的政治风波？

对于为什么王叔文如此做的原因，很多史书上写的他以小集团利益绑架了皇帝，将其形容为“挟天子以令群臣”的小人。他们认为王叔文是为了避免太子干政，影响了小集团的利益，所以才反对立太子。这种说法从表面上看是有道理的，没有太子，王叔文集团的确能够大权在握，更容易操控朝政。可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这种说法却是不成立的。以王叔文集团的能力，即便是没有太子，他们也无法独霸朝政，这是从他们的组成决定的。将立太子的矛盾扣在王叔文集团的头上，实际上是既得利益集团破坏改革的手段之一。

王叔文集团并不是很多史书上说的奸佞集团，而是典型的改革集团。他们力图通过改革弊政，来实现唐朝的复兴。参与这个集团的人很多，以所谓的二王八司马为首。其中大部分都是朝廷中下层的年轻官员，与上层官员有着天然的矛盾。他们认为，在唐德宗李适时代的政治腐败中，这些上层官员难辞其咎，所以需要甄别使用。实际上这种说法正式反应了唐德宗李适时代的核心政治观，那就是上层官僚对内和宦官集团勾结，对外和藩镇集团勾结，以此操控国家大权。因此造成了大量的政治腐败和民不聊生，也让国家不断的衰落。

永贞革新的最终目标是让唐朝中兴，但重要的要求是要切断官僚集团、藩镇集团和宦官集团的利益链，将这些利益回收到朝廷和国家。因此对于利益链核心的官僚集团，改革者们是不太信任的，所以也不让他们参与改革。为此很多腐败严重的官员被驱逐出了朝廷，比如唐德宗李适宠信的京兆尹李实、浙西观察使李锜、内侍郭忠政等人。这些人都是唐德宗时代贪污腐败的典型，利用自己的职权大肆敛财，一边邀功请赏，一边鱼肉百姓。唐德宗李适为了自己的利益纵容这些官员，使之成为了国家腐败堕落的典型。

要将这些腐败清除，必然要将朝廷内部的腐败官员一一处置，这就涉及到了官僚集团的利益。面对这种情况，别说李实、李锜等真正的贪官反对，就是韩愈这种自命清高的官员也反对。韩愈后来在写这段历史时便各种抹黑改革集团，其原因就是改革集团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这些改革集团都是中下层的官员，很多事庶族地主出身。虽然唐朝废除门阀政治已经一两百年了，但朝廷内部大家族歧视小家族的风气依然存在。让这些中下层的青年一日之间走到朝堂中间，决定国家改革的走向，很多高门大族出身的官员都无法接受的。

说白了，当腐败集团执政时，腐败集团喝酒吃肉，高门大族啃骨头喝汤，老百姓连残羹剩饭都捡不了。有一天某人站出来说让老百姓喝酒吃肉，尽管高门大族不受影响，但也不愿意老百姓站在自己头上发号施令。因为这些政治利益的关系，所以唐德宗李适留下来的老官僚们和腐败的宦官集团沆瀣一气，站在了改革的对立面。但王叔文等人有皇帝李诵的支持，所以腐败集团的老爷们也要找个靠山，立太子之事就是他们操作的对象。一方面太子作为储君，他们有了依托，可以长期作战。另一方，即便斗争失败，有了太子也能卷土重来。

对于王叔文等人而言，立太子对他们是非常不利。一旦这些人有了太子庇护，那真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而且当时唐顺宗李诵的身体不好，反对派可以以太子监国的名义阻止改革进行，这就会让改革胎死腹中。因此为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在朝政稳定之前立太子，实际上就是放了腐败集团一马。因此满足群臣用力李纯为太子的愿望，实际上就是改革失败的根源。王叔文对此非常清楚，所以才激烈的反对。但因为李适留下的旧臣的势力太大，而且宦官集团还掌握着兵权，所以最终李诵选择了妥协。

站在李诵的角度，他对既得利益集团妥协也是可以理解的。李诵的身体不好是事实，在他登基前就曾严重中风，留下的后遗症让他说法都不清楚。他每次上朝都需要坐在帘子后面发号施令，由宦官李忠言和宠妃牛昭容传达旨意。因为这种身体情况，他也担心自己突然出问题，使得皇位传承出现震动，所以群臣提出的立太子的理由他是支持的。只不过群臣是以这个理由来糊弄天下人，而李诵真的在考虑这方面的事。可是在王叔文等人看来，必须先清除旧势力再立太子，因此与李诵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分歧。

对于李纯而言，他虽然是李诵的长子，却不是皇后所生。因为原太子妃萧氏被唐德宗赐死，所以李诵登基时没有皇后。因此李纯并不是李诵的嫡长子，并不是天生就有成为太子的优势。可李诵却是个孩子很多的皇帝，根据历史记载，他的儿子和女儿分别都有二十多个。在如此多的竞争者中，李纯除了年龄优势，没有其他的优势。所以群臣推荐太子，成为了他抢占立储先机的一个机会。于是李纯倒向了旧官僚集团，成为了既得利益集团打向改革集团的一记重拳。如此一来，即便王叔文等人改革成功，也不可能再拥立李纯。

关于立太子的分歧，对李诵来说是可以调和的，但对李纯来说是不可能的。李纯必须抓住这次机会，否则以后在二十多个皇子之间竞争，又得罪了王叔文等人，其结果可想而知。所以双方的矛盾围绕立太子之事展开，本质上却是为了争取制度改革的主动权。只有掌握了这个主动权，王叔文等人才能够改革弊政，将唐朝重新推上复兴的道路。如果没有这个主动权，所有的改革都是形同虚设的，只要李诵不在，官僚集团必然反攻倒算。所在在这个问题上，王叔文看得更远，而李诵却因为自身的原因偏向了官僚集团。

至于说怕王叔文等人把持朝政的说法，其实也是官僚集团扣帽子的污蔑。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王叔文等人不具备把持朝政的条件。首先，他们不是单独与皇帝沟通的，中间需要宦官李忠言和宠妃牛昭容牵线搭桥。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政策发布和权力受到限制，无法做到独断专行。其次，从改革的措施看，他们要求的是权力回归朝廷。主要是宦官把持的禁军回归，和地方藩镇把持的权力回归。这些权力最终都不会落到个人头上，而是沿用初唐时代的制度。第三点，改革者们都是中下层官员。没有深厚的家族基础，难以一言而决。

因为上述原因，说王叔文等人“挟天子以令群臣”，完全是旧官僚的污蔑。实际上这场斗争就是中下层官员与上层官僚集团的斗争，目的是选择唐朝未来的执政路线。中下层官员要求回归到初唐路线，也就是从唐太宗李世民到武则天的路线。以中下层官员执政，限制上层贵族和高门大阀的权力，削除宦官集团和藩镇集团的权力。而倒向宦官集团和旧官僚的李纯，自然不在王叔文等人拥护的名单内，所以改革集团反对立太子是理所应当的选择。而这次的反对失败，最终也为改革失败埋下大患，让唐朝错过了最后的中兴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