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参崴来自古老的肃慎（满洲）原住民语言，汉译为“海边渔村”或“海边晒网场”。清朝时闯关东的河北、山东人把这里叫做“崴子”，以为当地盛产海参，所以汉译为“海参崴”。

历史上，海参崴自汉唐时起就有人类活动，由中国历代王朝管辖。17 世纪中期，沙俄伺机东侵，试图在远东地区开拓不冻港。1858 年清政府和沙俄签订不平等的《瑷珲条约》，规定包括海参崴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由中俄共管。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皇俄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清政府割让了乌苏里江以东约4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包括海参崴。

自此，海参崴被沙俄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统治东方”，成为沙俄在远东地区的重要军事要塞。由于沙俄把该地变成军事要塞，军队进驻很多，但是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一方面需要修建军事设施，另一方面需要为驻军及其家属和移民修造居所，为此大兴土木，导致劳动力严重不足，不得不从中国引进劳工，大量来自山东和河北的农民涌到这里。据该书记载，最多时这里有达10 万中国劳工。

在中国人的帮助下，临时炮台在季霍伊湾的岸上得以紧急建立起来，中国人在场进行试射炮击。中国人凭借自己的勤劳，很快就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他们在山谷烧砖，在山上伐木，在架桥造屋，在搞河上运输，在街上摆摊，给人挑水送菜，他们是人力车夫，给俄罗斯人当佣人，给俄军修建军事设施，没有他们不干的脏活、累活。他们筚路蓝缕，忍饥挨饿，聚居在一起，过着俄罗斯人难以想象的艰难生活。海参崴城市管理当局总嫌他们不讲卫生，担心他们给城市带来传染病，多次讨论要把他们从城里驱逐出去，另辟偏远地方让他们居住。但是，他们总是能够想办法逃回城里，就像大路上的野草一样，尽管屡遭路人踩踏，他们依然站起身来，擦去尘土，挺直身躯，顽强地生存下来。于是，就有了他们自己的小铺，有了自己的啤酒厂，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剧院，自己的“百万庄”，中国人成为海参崴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

中国搬运工

中国人在街头卖螃蟹1902 年，俄罗斯军事记者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到海参崴采访，描述了他对中国人的印象：“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一群群中国工人在僻静而遥远的街上步履蹒跚，在斯维特兰娜大街，则是买卖人、官员和军官。听得到夹杂着德语和英语的俄语，并被中国人的粗大嗓门所打断。符拉迪沃斯托克所有的‘黑工’和‘百姓’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在市场上做生意，中国人在火车站背东西，中国人是马车夫、船工、送水工、面包师、屠夫、厨师、裁缝、鞋匠、装订工、制帽师傅。只有载客马车夫是俄罗斯人。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位女士对我说：‘中国人在这里所做的最大的恶行就是他们一下子离开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比战争还糟糕，我们会死去。’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但是，的确，娇嫩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女士不得不下厨房，海关官员或其他人不得不自己提水桶、补靴子以及修补办公厅最需要修缮的地方。”正是由于在海参崴的俄罗斯人、中国人和朝鲜人等的辛勤劳动，海参崴逐渐繁荣起来，由要塞升级为城市，成为俄罗斯在远东的重镇。中国人参与建设的许多建筑，诸如1912 年竣工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直到现在还在使用，成为该城的名片，被命名为俄罗斯联邦级的建筑纪念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以公正地说：“如果对全景图（1888 年和1919 年）做个比较，就可以看出在不到30 年的时间里（不算俄罗斯与日本战争的两年，因为当时除了工事外，没有任何建设）发生的巨大变化，符拉迪沃斯托克变成了俄罗斯亚洲部分最大的居民点。几乎每栋房子，每块砖都‘记载着’中国建筑工人的劳动。”

州理事会大楼，由中国承包商刘寇默（音译）建设

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  1918年摄1922 年10 月，苏维埃政权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站稳脚跟后，坚决地与“人民的鸦片”——宗教做斗争，中国人过年的习俗也被当作宗教和“过去的残余”而遭禁止，他们的安定日子不再。苏俄当局对中国人聚居的地方一次次进行搜查。1920~1930 年代，符拉迪沃斯托克州党报《红旗报》连篇累牍地报道苏联民警破获中国人从事不法活动的消息。从1930 年代起，随着欧洲德国法西斯势力的掌权，远东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东三省扶植清朝末代逊位皇帝溥仪建立所谓的“满洲国”，对苏联蠢蠢欲动。海参崴的中国人的日子更加艰辛。1936 年6 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取缔中国人集中居住的“百万庄”问题。1937 年，苏联开始了席卷全国的大清洗运动，许多反对派势力和无辜民众被作为“人民公敌”而镇压，中国人也成为被殃及的池鱼。海参崴地方当局向苏共中央连发几份绝密电报，汇报取缔的进展情况，提出应对中国抗议海参崴当局欺凌中国人的对策，并且以罗织的中国人为日本人当间谍并潜伏下来的罪名，对海参崴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驱逐。于是，到1938 年底，10 万左右的中国人，像潮水一样从海参崴退得无影无踪。而整个远东30 多万人就从历史上消失了。30 多万在远东中国人的命运和财产被定格在193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