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可以说是江西盛衰转折的分水岭，之前因文风兴盛，书院文化发达，理学蔚然成风，教化的引领相对掩盖了江西南部山区的“盗乱”，随着明万历后对书院的禁毁，很多社会问题逐渐暴露，盗乱和民变开始经常发生。到清朝初期，因连年战乱，江西不再幸免，失去了往日的繁花，再不是昔日的世外桃源。很多地方民不聊生，农民无法生存，开始上山为寇。江西虽无往日的兴盛，但凭借宋代以来打下来的深厚底蕴，江西还能吃些许老本。清代改江西布政使司为江西省，行政区域基本承袭明建制。同时撤销南直隶改为江南省，设两江总督管辖江南、江西两省，即现在的上海、江苏、安徽及江西四地。清初，江西省与江南省形成一个大区之后，就有了两江最富之名，而江西经济此时占到了两江的三分之一，而清朝1/3的财税来自于两江，两江三分之一的财税又来自于江西。明末清初，因江西相对富裕，一部分人口再次西迁至相对较近的湖广及川渝。

清时江西图

江西凭借近千年崇文的传统，江西文人依然走在科举博功名的路上，清代112次录取文科进士，江西共计1855人，占全国的6.91%，清代50名以上文进士的县即为科举发达县，全国114个科举发达县江西占9个，但状元却只有3名。而太平天国战争，真正拉开了江西衰落的序幕。曾国藩在给其弟曾国荃的家书中曾说“自己在外数年，吃的亏，受的气，着实不少，对人对事，全然没有愧疚感，唯独愧对江西绅士。”在这场拉锯十几年的战争中，江西成为湘军与太平军的主战场，曾国藩讲其愧对江西有两个理由：第一，我打太平军的军饷，都是从江西劝捐来的；第二，江西人出了钱，把钱都投到战争上了，但我未能为江西除贼安民。相反湘军为抵抗太平军，在江西实行焦土作战策略，以南昌城为例，当时湘军将城外民居烧了个精光，连滕王阁亦未能幸免；而从江西乡绅十余年的募捐多达1.3亿两之巨，排在全国前列。由于江西乡绅的无条件配合，导致太平天国后，无论何省有战乱，清廷首先想到的就是江西，以致最高峰时甚至出现了几省同时在江西设局劝捐的局面。当时人说，“江西厘金之重，尤甲于天下”。最高的年份，江西一省所征收的厘金，占到了全国的11%。江西乡绅数代人积累的财富就此毁于一旦，往昔富庶的赣鄱大地此时人烟寥落，不闻鸡犬之声。据测算，江西人口在这十几年间由1851年的2400多万锐减至1865年的1200万，十余年少了一半。加之沿海沿江开埠，商路和贸易重心转移，江西从经济干道变为商路死角，江西经济无可避免步入了衰退。

太平天国运动

兴也经济，衰亦经济。经济的衰败导致江西文化的衰退。千年的“文章节义”已深深刻进江西人的骨子里，但这种美德传承于封建农业社会的巩固，却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形成，导致江西受限于思想的保守，导致江西文化相对排斥近代文化，一定程度又反作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清代江西名人寥寥无几，较为有名的有著名画家“八大山人”朱耷、主持清代皇家建筑设计的样式雷家族等人。相反，近千年的文化繁荣导致江西文人沉溺于过往，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开展洋务运动时还迷恋着科举功名。崇文尚教的传统致使江西“既无用兵之材，更无带兵之人”，在清中后期这个讲究军功的时代，江西无“中兴之臣”，无法如湖南凭借湘军的军政人才而崛起，连清朝最初规划京广铁路动脉时因朝中无人，只能眼睁睁看着其路线从曾经的千年商路西移至湖南境内，江西从此开始走向“阿卡林省”之路。

晚清江西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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