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动物化的后现代》《游戏式现实主义的诞生》《弱关联》《观光客的哲学》这四本书几乎同时被译成简体中文出版。于是，我决定为其写一篇总序。
正因为这四本书是首次译为简体中文出版，所以有读者可能是第一次接触我的文章。
《动物化的后现代》（2001年）、《游戏式现实主义的诞生》（2007年）、《弱关联》（2014年）、《观光客的哲学》（2017年）这四本书的出版年份相差甚远，不仅主题和风格有所差异，预设的读者也不甚相同。关于这一点，我想简要地说明一下。
一
1971年，我出生于日本东京，曾在东京大学研究法国哲学，并取得了博士学位。所以，我也有学院中人的一面，实际上也在大学任教过。
如今，我已经不在大学任教了。与此同时，2010年，我创办了一家小公司，主要经营图书出版，并开展相关的话题访谈活动（talk event）。《观光客的哲学》就是在这里出版的。也就是说，现在，我的职业不是大学教师，而是一名中小型企业经营者。
为什么会走这样的人生道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因为在日本做“哲学研究”的曾经有两条路：一条是归属大学而成为一名研究者；另一条是在出版界以写作为生。选择后者的人被称为“批评家”，而非哲学家。
当然，这两者是无法严格地区分的。因为在大学任教的同时，写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有写出畅销书的人进入大学工作的。然而，就读者的感觉而言，将大学与出版的哪一边放在中心位置，通过文体、兴趣的差异，多少能够看出来。事实上，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出版为中心的思想家，也就是相比大学里的研究者，“批评家”在日本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是其他国家并不存在的特殊环境。由于这个话题太过冗长，就此省略它形成的过程。但无论如何，无视当时的环境，就无法理解日本思想史。在中国广为人知的，我也深受其影响的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在日本国内也曾长期自称“文艺评论家”。柄谷自称为哲学家，是在国外开始阅读他的著作之后的事情。
在日本，做“哲学研究”的曾经有两条路。之所以用“曾经”这个过去式来描述，是因为现在已经不存在那样的环境了。进入21世纪，大学与出版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逆转，在日本，如今的哲学已经完全变成了大学教职的事情。批评家这一职业几乎没有存在感。
然而，在我年轻的时候，“批评”这个词语仍然闪耀着光芒。所以我在职业生涯初期，并非对大学教职，而是对批评家有着强烈的憧憬。同时，我也被灌输了哲学就应该在大学之外实践的信念。这一憧憬和信念并没有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进入21世纪后，人文学科开始急速地学院化、体制化，而我并没能很好地融入其中。结果，为了找回自己曾经憧憬的思考方式，我决定创办自己的公司。
然而，我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完全切断，那也不是想切就能切断的。我的文章无论怎么说，都是具有“学术性”的，在日本实际上也只是学者或学生在阅读。我只不过是在承认这种局限的基础上，仍然不断地尝试让学术工作的面向尽可能地获取更广泛的读者而已。这次的四本译著，尽管在主题上有所不同，但在这种尝试上是共通的。
大学与出版之间的矛盾，学术与非学术之间的矛盾，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或许无法理解；即便是在日本，也不太能与下一个世代共享。然而，我的著作都是在这种矛盾中产生的。
我的名字在中国如何被知晓，我并不确切知道，只是听说过是作为一名日本动漫、游戏的研究者而广为人知。这次《动物化的后现代》与《游戏式现实主义的诞生》两本书同时翻译出版，恐怕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吧。现在，因为日本的内容（contents）产业受到了全球性的关注，所以我的工作首先在这样的研究脉络下被大家接受是能够理解的。
不能说这是错误的。但是，从作者心情的角度来讲，我并非想在动画、游戏等方面建立新学问，而是借由动画、游戏之力，试图改变学问的方向。
二
另外，我想要在此重新说明，我的工作与所谓的“政治”之间的关系。
在日本，偶尔有人会指责我对政治漠不关心。确实，我不参加政治活动，既不搞签名也不去示威游行。无论是《动物化的后现代》与《游戏式现实主义的诞生》以御宅族为主题，还是《弱关联》与《观光客的哲学》以观光为主题，所写内容看起来既与政治无关，又很抽象，似乎对改变这个世界并无帮助。
这种理解有一半是对的。之所以说“一半”，是因为这绝非单纯地表现为漠不关心。用日语检索一下便知，我一直在SNS或杂志专栏里就现实问题发言，偶尔也会批判一些政策或政治家。不过，我不仅避免做出被认为是特定政党支持者的行为，在著作中也尽量不透露对特定政治性集团有利的信息。
为何如此？这是因为所谓政治，归根结底是一种分割人类的行为。所以我认为，哲学决不能被完全卷入其中。
人类离开政治是无法生存的；然而，光靠政治也是无法生存的。在只有政治的世界里，所有人都会被分割为朋友和敌人。因此，为了团结被分割的朋友和敌人，我们必须要进行政治以外的活动。在这一点上，我要坚定地站在“去政治”性的，也就是站在连接朋友和敌人的立场上。
三
哲学务必是去政治性的。哲学的语言，必须是将人与人放置在政治之外来联结的。这是我的信念，也与我的出身和世代有关。
如前所说，1971年出生于东京的我，是在80年代的东京度过了青少年时期。
那是一个日本最富裕的时代，也是一个无须针对政治进行无限考量的时代。直到60年代，日本大街小巷都充斥着政治，不仅有学生运动、恐怖袭击，还有罢工。但是，这样的骚乱在70年代迅速得以平息，迎来了短暂的繁荣——人们可以轻率地梦想只要追求富裕，所有人都会拥有光明的未来——那就是80年代，即昭和时代的末期。人们感觉到当时的日本经济在持续增长，人口也不断增加，全世界所憧憬的索尼、任天堂在亚洲无竞争对手，说起战争也只能想象科幻小说里的末日，昭和天皇依然健在，自民党政权也宛如会永远持续下去。而我就是在这种思考停滞的氛围中度过了我的中学时代。
当然，如今的我终于知道了那是幻想。现实中当时的日本，问题堆积如山，有些人为此一直痛苦不堪。后来，这种扭曲喷薄而出，导致国家陷入了长期的停滞。在现在的日本年轻一代中，几乎没有人对昭和末期持有肯定的态度。
然而，在全面承认这种缺陷的基础上，我心中仍然残留着几份对那个时代的乡愁。不，我最近开始觉得，应该更积极地重新思考那个时代的氛围——无须考虑政治就好。那确实是思考停滞，但这种停滞同时也产生了特殊的宽容。比如说，这些恰好反映在当时就开花结果，至今仍然令世界为之着迷的动画、游戏的自由上。
现在的日本已经变成了完全不同的国家。与其他很多国家一样，日本媒体或网络上经常发生政治争论，每天都会产生朋友和敌人。所有表现的政治性都会被质疑，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取消。这一方面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又是令人窒息的、伪善的。不仅在日本，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开始感受到这种窒息般的痛苦。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重新自问自答：难道不参与政治真的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吗？
不管怎么说，这或许是我人性的局限，又或者是理论上的可能性。但如今的我，想尽可能地避免自己的话被特定的政治性格局所吞噬，也想从朋友和敌人之间的区隔中脱离出来，使用不同于政治的语言来推进我的思考。尽管这是《弱关联》和《观光客的哲学》明确的主题，但是《动物化的后现代》和《游戏式现实主义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也贯穿着同样的兴趣。因为在那两本书里，我使用了与政治语言完全不同的工具，试图用语言来表达人们如何联结、如何认知这个世界。
政治使人自由，也使人不自由。我非常清楚，这样的说法可能会引起日本以外读者的愤怒。世界上有很多想谈政治却无法谈、想发声却无法发声的人。你们也许会说，你说的这些只不过是日本特定世代的，而且是在首都优渥阶层长大的人的生活感受而已。假使受到这样的指责，我想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连我自己都觉得已经写了这么多矫情的文字。
即便如此，我仍然无法舍弃我的天真。倘若在不远的将来，你们的国家与我的国家之间发生了摩擦，我希望即使在那个时候，大家也能把我的文章理解成与政治毫无关联。我想哲学本来就是这样的，这样的可能性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我想我的哲学始终与去政治性同在。至于在中国会有怎样的需求，这是现在的我无法想象的。
最后，感谢这四本书的译者，尤其是参与了全部翻译、校对工作的王飞先生。正因为有了共同的译校者，想必文风和翻译语言会自然统一。我期待这些书籍能够变得通俗易懂，也希望它们尽可能地抵达更为广阔的读者群体。
东浩纪
2023年6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