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青梅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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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陶瓷塑像是一种造型，它是由陶瓷粘土作为原材料，经过雕刻和高温工艺的共同作用而产生的。
其创造离不开雕刻技巧，更离不开对“火候”的精准把握，堪称中国雕塑史上的一枝奇葩。
瓷塑是我国雕刻的一个特殊的门类，其产生发展从雕刻的其他门类，如石刻、泥塑、木雕等之中汲取养分，经过烧制环节而呈现出独特的魅力。鉴赏陶瓷塑像，要从各个时期的雕刻样式、胎釉特点入手。
我国雕塑发展的过程当人类的文化开始萌芽的时候，雕像也随之诞生。原始时代的人类，最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制作雕像.
他们的雕像通常都是浮夸的，很多雕像都是为了凸显女人的胸膛和小腹的弧度，所以被普遍视为是对生育的崇拜。
有些雕像的五官显得有些浮夸，有些则显得丑陋，这应该是与那个时代的宗教仪式有关。许多孩童时期的雕像，甚至还带着明显的工具痕迹。
这是由于远古时代的人们通过对自然事物的观测，看到了一些事物的相似之处，并通过模拟来创造出相似的事物。此时的雕刻尚未脱离工具化的功用，与单纯的雕刻尚有较大差距。
夏朝和商朝的雕像都是以笔直的线条为美，而到了那个时代，青铜雕像则是以笔直和折线为主体，给雕像增添了一种狰狞的美感。它反映了在奴隶主残酷的社会环境中，手工业者在极度的郁闷中对真实的认识。
周朝的统治相对温和，社会环境相对宽松，人们内心趋于安定，此时“S”形曲线开始频繁出现在青铜器上，整体流动感、动态感较之以前有了一定发展。
秦人作为周王朝抵御西戎势力的一支主要势力，因其有功而被分封于岐山之西，从而进入关中地带。
秦人最初是一种游牧民族，随着他们逐步安顿下来，其发展是建立在殷商的文化之上，同时也是受土著和周代文化的共同作用而产生的。
长年累月的战乱，以及比较艰难的生活，造就了秦人注重实用的个性，也造就了他们崇尚唯美，追求真实的生活。
在秦王朝由于残暴被颠覆之后，汉王朝采取了一种较为放松的修整策略。早期被压制的个体自我意识，在这种专制的氛围中逐渐被释放出来，其奔放的罗曼蒂克风格通过“S”型线的运用而表现出来。
汉人的塑像虽不及秦人的栩栩如生，但正是随意性更强的随形就势的大量作品，透露出生机勃勃的时代气息。
例如，四川地区的壁画不仅深受中原地区的影响，而且还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其中不少壁画所反映出的是儒家思想指导下所产生的“道义”。
六朝雕刻主要有两种，一是帝王陵墓雕刻，二是佛教雕像。这个时期的皇陵雕像，体型巨大，大部分都有三米多高，比起汉朝的时候，要大了不少，但从造型和气质上来看，却给人一种瘦弱的感觉。
帝陵中大量出现的神兽造型很多有羽毛形状的装饰，这是对汉代神仙思想的继承，同时也流露出浪漫主义情怀。
佛教在两宋之际的兴盛，使得中国各地涌现出了许多石窟艺术的瑰宝，这是雕刻发展史上所不可缺少的。
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雕，因其原始的禅修需求，在王室的扶持下，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如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佛教的岩洞，亦持续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冲击，由单纯的宗教观念的产品，转变成了世俗的真实世界的反映。
隋代时期虽短暂，但佛教依然繁荣，虽经几经转折，但皇室中仍有大量的忠实信众，佛教建筑也得以继续。
到了唐朝，无论是帝王陵墓的雕塑，还是佛教的雕塑，都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呈现出了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强调丰满，动感，膨胀。
在此期间，王陵的守护神动物从以往的麒麟、辟邪变成了一头巨鹿。从技巧上看，他对兽类的骨骼和肌肉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在陪葬品上，随着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多，女性在陪葬品中的身份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为陪葬品的创作带来了新的主题和新的组合。
无论是胡人俑，还是黑人俑和骑马俑，都显示了当时社会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许多艺术品不仅是一件独立的整体，而且是多件独立的整体，彼此之间又能互相呼应，显示出艺术家的设计灵巧。
初唐时期，佛教雕像有了明显的改变，雕像的姿势也有了明显的改变，不似以前的宗教雕像那么僵硬，而多了一种随性。
但是后来这种改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又回到了传统的宗教雕刻样式。在技巧上，他对身体的了解，比以前更深了。
以前对胸部、腰部和腹部的理解，就像是一个圆筒，而现在，他已经可以在技术层面上进行区别，并通过合适的“S”型曲线来表达，称为“三道弯”。
而以彩绘与线刻相结合，取代块状雕塑作为主体的艺术形式，至今仍十分普遍。说到唐朝，就不能不提到四川的木雕了。
由于地处偏僻，因此也就有了独特的地域特色。艺术家擅长用线条来表达物体，这种规则所产生的美，使得它有别于其他地方。
关中不多见浮华之风，菩萨形象柔和而美丽，特别是脸部五官及神情，流露出一种亲切之情。这里的雕像之所以栩栩如生，可能是因为这里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人民安居乐业。
到了宋朝，无论权贵也好，普通民众也好，像唐代一样，进取之心日渐淡薄，安逸之风到处蔓延。尽管在政治方面逐渐丧失了热情，但是在艺术方面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石窟中的神灵，已经没有了当年的虔诚。除四川和重庆之外，许多曾经繁荣一时的北方岩洞都已不再挖掘。
这一时期的帝陵前流行的神兽是角端，这是一种长着翅膀背着书而来的神兽，连神兽都透露着浓郁的文人气息。
这一时期，王建墓葬中的王建雕像，不但体型上有了明显的变化，雕塑语言更加纯粹，人物面相也偏清秀瘦削，传达出文质彬彬的个性风格特征。
在这一时期，四川乃至重庆地区的雕刻艺术表现出了明显的“世俗性”，这种“世俗性”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
佛教的“中国化”与“世界”的关系，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在佛教典籍故事雕刻中，除了单独的人物外，还运用了各种形式的组合与排列，使画面与剧情更为丰富。这种特点，在山西的寺院里也有很大的体现。
这个时代最大的改变，就是佛教的形象，也开始向世俗靠拢，不再是那种神圣的感觉，而是一种博学的态度，让人沉思。这既反映了儒家思想对社会各个信仰的深刻影响，又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
馆藏瓷塑赏析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的唐湘阴窑青瓷文俑（图1）是一件唐代湘阴窑瓷塑精品。湘阴窑是岳州窑的前身。
岳州窑以陆羽的《茶经》而闻名，是唐朝六大名窑中的一支，它的陶瓷制品就是湘阴窑烧制工艺的延续与发展。
湘阴窑的生产年代大约在两汉到唐朝之间，以湘阴城关镇为核心，生产的瓷器既有日用瓷器，又有明代瓷器，尤以胡人陶像、十二生肖陶像最为突出。在隋代墓葬中，湘阴窑俑是最普遍的类型。
湘阴窑瓷塑像被视为明代瓷器，在技术方面受到了极高的待遇。通常都是在一些有地位的贵族的陵寝里面发现的。冉仁才是重庆万州的一个大家族，他的家族在李渊一统天下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陶器的高温烧制，使陶器的质地变得坚硬，瓷体的颜色变得更加莹润。从服装上来看，这尊塑像是一尊头巾，穿着一件及膝对襟的长袍，腰身系着一条皮革腰带；
里面穿着一条长裙，脚踩一双尖头靴，它是一种在唐朝初期，延续了隋朝时期的一种官员服装，也就是它在对汉服进行传承之后，不断地演化出来的一种产品。
这尊雕像的许多细节都是用阴线刻画出来的，它的线条简洁而凝练，干净利落。这个雕像有着很好的身材，脸颊丰满，眼睛很长，鼻子很宽，嘴唇很厚，表情很严肃，这些都表现出了墓主的地位和一种很高的地位。
位于重庆的中国三峡博物院，现为成都红花村的明代琉璃厂窑青釉持巾陶俑（图2)，系成都市博物馆划拨使用。
这尊陶像是四川琉璃厂窑洞里的一尊明器，高四十公分，是一尊男仆陶像，五官端正精致，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礼帽，穿着一身孔雀蓝的长袍；
袖口宽大，下摆有许多天然的褶皱，腰部束着一条暗青色的带子，带子前端打了一个结，两头像彩带一样垂落下来，领口、袖口和下摆都是黄色的。
整个作品以蓝为主要基调，并选择了与之相对应的黄色来进行装饰，使得作品的总体感受更为生动。
而持巾俑的任务，便是为墓主随时准备好清洁、舒服的手帕，以改善其日常生活的舒适性。在墓主的身边，还有一个持巾俑在等待命令，这更是一种相比于普通人来说，尊贵地位的象征。
在发掘到这个俑的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与之相似但肩负着其他职能的仆从俑，这些都说明了墓主属于富裕的贵族阶级。
琉璃厂窑地处成都市锦江区刘江街街道琉璃厂老镇区域，原属于华阳县胜利乡琉璃村的琉璃村，也叫“琉璃场窑”或“华阳窑”。
这里的地势适合建造高产的龙窑，同时也能为烧制陶瓷所需的泥土和足够的木炭，千里之外还有一条富水的河流，可以为货物的运送带来便捷和廉价的交通。
该窑曾生产比唐三彩色彩更加柔和、素雅的宋三彩，在人物雕塑方面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明代生产这类蓝釉明器是适应当时成都地区丧葬文化需求的结果。
这件陶俑形象生动，比例协调，表情生动，釉色鲜艳，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明朝时期达官贵人们的日常生活，为明朝琉璃厂窑制的一件巴蜀陶俑。
“素纹瓷”是一种未经上釉而烧制的“青花瓷”。这一类型的陶瓷在经过无上釉后，会产生出强大的反射光效果，表现出了玉石的质感，古朴典雅。
它以瓷胎如玉，具有淡雅的质感，与精细细致的图案雕刻，将陶瓷的美学表现出来，具有独特的韵味，因此也会得到大家的喜爱。
陈国治，安徽祁门人，为清代道光咸丰时期景德镇地区的一位有名的瓷器雕刻家。他并不擅长绘画瓷器，但却以精湛的雕工，使瓷器胎体脱胎换骨，创造出惊人的陶瓷雕塑艺术瑰宝。
他的画以山川和人物为主，手法娴熟，设计精巧，风格优雅，无论是圆雕、浮雕还是雕刻，他都有着极强的造诣，将每一个细节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意蕴上来看，具有很强的道教色彩，在其画上多有自己的姓名。此画风格高雅，寓意吉祥，既有雅俗之美，又有景德镇瓷塑在清朝中后期的优秀表现。
结语陶瓷雕塑的创造离不开雕塑技术的支持，但在经过高温烘烤之后，却有着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
陶瓷雕塑不但以雕塑的方式呈现出立体的形状，而且也反映出当代工匠们对高温工艺的娴熟掌控。其出现是科技与艺术的有机结合。
早期的瓷器塑像以明器为主，反映了厚葬的传统；到了晚期，瓷器在实际生活中更多地以展示瓷器的形式存在，随葬品被削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具有美学功能和教育意义的瓷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