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是无数国人心中的圣地，这里有太多标志性的建筑与风景值得去参观和瞻仰，每一个都能让人感到心神澎湃。

而要说这些景点里哪一个处最引人注目？那还得是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其与正对面的毛主席纪念堂遥相呼应，供人们瞻仰和怀念一代伟人。

几乎是从建国以来，毛主席的画像就已经出现在城楼上了，他老人家就这样一直默默注视着祖国与人民。

而关于毛主席的画像，其背后有着相当多的故事可以讲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寻。

在人们的印象中，天安门城楼上一直挂的就是毛主席的画像，似乎这是毛主席的独创和专利。

但事实并非如此，毛主席不是第一个画像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这个位置也从来不是被毛主席一人独占。

历史上这里一共挂过十二个人的画像，毛主席的画像只是其中挂的最久的一个。

天安门城楼上挂出重要人物画像是很早之前就有的事情，那是在辛亥革命以后，随着袁世凯窃取革命的胜利果实并就任大总统，他的画像就出现在了城楼上，并且存在了长达十六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袁世凯才是挂像行为的开创者，后来人也是受其启发才延续了这一习惯，造就了这一文化现象。

在袁世凯倒台后，他的画像也一直没有被拿下来。直到1928年张作霖离开北京，其才被孙中山的画像所取代。

只是孙中山的画像并没有在这里挂多久，随着张作霖遇刺、张学良东北易帜、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中国等事情的发生，他的画像就被拿了下来，重新换上了蒋介石的画像。

而蒋介石的画像在天安门城楼上一挂就是二十年，一直挂到了解放战争后期。随着平津战役结束，解放军进入北平，才终于让他也“下岗”。

1949年的2月12日，当天也是中国传统的元宵节，中央要在北平举行了庆祝和平解放大会，于是多达二十万市民齐聚天安门广场，让节日的气氛愈发高涨。

为了准备这次大会，宣传部门的同志决定在城楼上挂出领导人的画像。画像交由北平艺专（现如今的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一起绘制，其中主笔是董希文。

特别的是，当天的天安门城楼上不止挂出一幅画像，而是同时挂出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聂荣臻、叶剑英、林彪等九位领导人的画像。

这里还有一个人没有提到，但并非是有意要忽略，而是由于年代久远，人们已经无法辨认那张画像属于谁，而这也并没有资料留存，最终使其成为一个谜团。

当天的场景布置中，毛主席的画像挂在最中间的高处，其画像下面是一条横幅，写有一行大字“庆祝北平解放大会”，上面同时还有代表工农学兵商的五个站立的人的形象。

而在城楼的两侧，就是其他八位领导人的画像了，他们在两边一字排开，另外还有一些宣传画点缀其间。

这场面看着还是很震撼的，用时兴的话来说，这就是人民政权的“全明星阵容”。

这次大会是毛主席画像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也是天安门城楼上挂出画像最多的一次，也仅有那么一次。

而这九幅画像在城楼上一起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因为随后就是五一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了。

到那时城楼上另外挂出了三丈高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幅照片，照片下面也有一个横幅，上面写着：“纪念五一五四，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与朱总司令的照片同时展出的情况只存在了几个月，开国大典以后就只有毛主席一个人的画像了，此时展出的毛主席画像也来到了第三个版本。

在第三个版本中，毛主席头戴八角帽、头部微侧、脸上也带有一丝微笑，形象看起来亲和而不失威严，还是非常符合人们的预期。

至于这个版本画像的作者，正是画家周令钊，他参考了摄影师郑景康在延安拍摄的毛主席与朱瑞的合影照片。

不过画像与照片并不完全一致，照片中的毛主席并没有完全扣好扣子，而画像中则是扣好的。

出现这一变化，是因为聂荣臻元帅在看完画像初稿后，认为还是扣子扣好更严肃一些，于是就建议周令钊做了修改。

在这之后，毛主席的画像还曾在开国大典的前一夜进行紧急修改，将画像底下“人民的胜利”这五个大字给涂掉了。

这个主意是周总理拿的，他当时这样讲：“毛主席不会这么不谦虚，还自己为自己题词，赶快把这几个字涂掉。”

于是，周令钊就连夜做了修改，将字用颜料覆盖掉，并重新绘制了中山装。

可这样一来，上下颜色出现了很细微的差别，对色彩敏感的人很容易就能发现。受限于当时的状况，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另外要说的是，这张高6米、宽4.6米的画像虽然是画在油画布上，但出于抗风的需要而用铁板和五合板作为支撑，所以这幅画像的重量达到了惊人的一吨半。

为此，施工人员动员了两辆吊车和一辆货车，忙碌了一个小时才把画像挂了上去。

搞出如此结实的画像，想必国家也是为了能一劳永逸。但事实并非如此，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每年都要换新。

这并非是国家有意浪费，而是对于一张画来说，长期暴露在室外环境中，遭受风吹雨淋日晒，会非常容易褪色。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两个，其中一个是使用耐损耗不易褪色的颜料，尽可能地延长画像寿命，而另一个就是直接换新的。

国家也正是这么做的，早期画像换的很频繁，后来有了品质更好的颜料，画像的寿命才大大延长。但也只是延长了，每年一换还是非常必要的。

被换掉的不止是画像，其载体和材料也在随着时代进步而革新。前文提到国家为了抗风使用铁板来作为画布的支撑，但在九十年代，画板就被改为平面玻璃钢层压板，这相比前者要更为轻便耐用。

另外，八九十年代使用的画布也升级了。此前为了满足大幅作品的需要，都是使用小块的亚麻布拼接。但在后来，哈尔滨亚麻厂生产出了宽幅亚麻布，这就让毛主席的画像不再因接缝而影响美观。

时间来到1950年的三月，距离第三版的毛主席画像使用也只是过去了五个多月，但上级突然下指示要重新制作毛主席的画像。

之所以中央这么心急，是因为毛主席在去年年底访问了苏联，而美国报纸同时刊登了毛主席和斯大林的照片来报道。照片中的斯大林一身元帅服，而毛主席却还是旧棉衣和八角帽，让人感觉这与主席的身份不相称。

于是，中央下定决心给毛主席重新拍标准照，另外把画像也换掉，时任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为此找来了北京人民美术工作室的画家辛莽，让他绘制一幅新的毛主席画像。

接到这个任务，辛莽也是兴奋不已，当即组织团队进行筹备，并花费了二十多天将其完成。

然而，新的画像挂出后，很快就惹来争议，以至于这个第四版画像仅仅使用了一天就被拿了下来。

原来，辛莽画出的毛主席像是一个侧身，有同志就有意见：“怎么只给毛主席画了一只耳朵呢？”

不仅如此，更有同志提出：“这幅画中的毛主席目光是向上的，眼睛看不到群众，这怎么能行呢？”

在这个问题上，倒也不是辛莽有意为之，他只是照着送过来的毛主席照片作画，没有考虑这么多。

当时，中央新闻外事摄影小组的组长杜修贤接到任务要给毛主席拍照，于是他就和几个记者来到了人民大会堂，想趁着开会的时间给毛主席拍张正面照。

让杜修贤没有想到的是，毛主席原本是正对着镜头的，但一眨眼的工夫整个人就侧了过去，结果留下一张侧身照。

杜修贤还想补救，但毛主席显然有些不耐烦了，脸色变得很严肃，深知毛主席不怎么喜欢面对镜头的杜修贤匆匆拍完了事。

事情过去后，杜修贤一直在琢磨，毛主席为什么要侧着身子拍照呢？

杜修贤起初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看到墙上挂着的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画像，他才恍然大悟：这些人的画像都是侧着身子呀！身为马克思忠实拥护者的毛主席当然也想和前辈们一样。

于是，毛主席的侧身照片就被送到辛莽手中，身为艺术家的他也只考虑到画面的艺术性，忽略了其政治功能，没有对照片中的形象加以调整，结果造就了“使用时间最短的毛主席画像”。

在这之后，辛莽也吸取了教训，重新绘制了新的毛主席画像，将毛主席的目光改为平视。这第五版画像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在后面使用了两年的时间。

到1952年，中央再次提出绘制新的画像，但这次没有交给某个人，而是在全国的美院广泛征集。

最终，张振仕先生的作品得到了中央的认可，被敲定作为第六版画像，而这张画作是毛主席的正身像，解决了只有一个耳朵的问题。由此，张振仕成为了专职的主席画像师，并从事这项工作长达十余年。

然而，张振仕在1963年创作了第七版画像，又将正身像改回了侧身像。

由于再次遭到“只有一个耳朵”的质疑，中央又让王国栋绘制出了第八个版本，这次的毛主席画像回到了正身像，并从此再也没有变过，这一版也就成为了最知名的画像。

据说，由于王国栋的生动刻画，几乎将人的神情描绘地栩栩如生，以至于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过去都会被毛主席注视。

神乎其技的表现巩固了王国栋的地位，中央为此在六七十年代成立了“领袖肖像班”，由王国栋牵头，招收了十个学生，专职创作毛主席的画像。

要知道，这可是知识青年需要下乡插队的六七十年代，很多人从学校毕业后都去了农村，极少数也会去当兵，但这十个人却可以留在北京，在敞亮的画室工作，这在当时很受别人的羡慕。

当然，想进入肖像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本人乃至亲属都经过了严格的政审，要“历史清楚，政治上靠得住”，而这十个人都是团员。

让人意外的是，这十个人的年纪都不大，只有一个人在读高二，两个在读高一，其余都是初三学生。招这些学生进来，就是为了协助王国栋的工作。

起初他们还觉得“画领袖像的人还不得经常坐小轿车”，但真正进组才发现，他们和普通职工并没有两样，设置在天安门后面的画室也没有多么高大上，甚至于他们的很多工具都要自己动手做。相对于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倒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事情。

到了八十年代，肖像班被撤销，王国栋也只留下一名弟子继承他的衣钵，也就是葛小光先生。

葛小光后来是唯一的毛主席画像师，并在这个事业上奉献了四十年，如今我们看到的毛主席像就是出自他手，且他的作品也始终维持了第八版固定下来的形象。

国家投入了这么多精力和物力去做这件事，其影响与价值也是难以估量的，事实上不仅是我们国人一直仰望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很多国际友人也都对它印象深刻。

一个意大利记者就曾这样问邓公：“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而邓公毫不犹豫地回答：“永远要保留下去。”

给毛主席画像，看起来是一件无关大局的小事情，但其实里面的门道也很多。有时候，画像所具备的能量要比文字更为巨大，是千言万语都代替不了的。

借助给毛主席绘制画像，让更多的人脑海中的主席形象变得清晰而具体起来，这在那个没有网络与电视机的年代是多么重要。

毫不夸张地说，天安门城楼上那幅巨型画作，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乃至于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醒目符号。

因此，给毛主席画像这个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那些美术工作者的付出与奉献也值得被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