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玄烨出生于公元 1654 年农历三月十八日，彼时的紫禁城景仁宫内一片忙碌，随着一阵婴儿响亮的啼哭声，年仅 15 岁的庶妃佟妃诞下了他，这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康熙帝。当时顺治皇帝已在位十一年，国家尚未完全安定，战火叛乱时有发生，对于这个新生儿的到来，顺治皇帝并未表现出太多喜悦，毕竟玄烨的母亲是汉女，是因其祖父两代立有大功，才得以进宫。

按照清朝皇宫的规矩，皇子出生没几天，便要离开母亲温暖的怀抱，被移往别的地方抚养，亲生母子不能同居一宫。很快，玄烨又因当时天花病正在京城内流行，而被移到紫禁城外避痘，毕竟天花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皇宫内也不安全。在宫外，小玄烨有保姆精心照料，主要是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的妻子孙氏以及瓜尔佳氏，她们给予了玄烨母亲般的关爱，使得玄烨对她们感情深厚，后来两位保姆去世后，玄烨还特将二人追封做奉圣夫人和保圣夫人，并对她们的子女家人委以重用。除了保姆，还有宫女和太监负责照顾小玄烨，就这样，他在宫外慢慢长大。

然而，即便躲在宫外，小玄烨还是没能躲过天花的侵袭，在大约二到三岁的时候染上了此病。不过令人称奇的是，他竟奇迹般地康复了，只是脸上留下了一些斑斑点点。也正是这次磨难，让他获得了对天花的终生免疫能力，谁能想到，这竟成了他日后登上皇座的助力。

虽说自小在宫外居住，但在避痘的八年中，小玄烨还是会时常在保姆的带领下进宫向皇祖母、父皇、母后（皇后）和额娘（生母佟妃）问安。走在庄严肃穆的紫禁城里，看着那一批批对父皇顶礼膜拜的大臣和侍卫，玄烨小小年纪便感受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

有一次，小玄烨入宫给顺治问安时，顺治几个儿子正好都在身边，顺治随口问起几个儿子的志向，五皇子常宁才三岁，还不能理解问题，比康熙大几岁的二皇子福全则左右思虑，沉吟片刻后谨慎地回答说：“愿做贤王。” 而康熙却仰起头，无所顾忌地说：“愿效法父皇。” 一个年仅五六岁的孩子，出语竟有如此非凡气象，不禁令顺治皇帝暗自称奇，也从此在心中对玄烨留下了深刻印象。

玄烨并不能像普通孩子一样随心所欲地玩耍，到了五岁，所有皇子都要开始学习课程，读书识字，只是还没有正式的教师。玄烨五官端正，双目有神，口齿清晰，举止端庄，孝庄皇太后认为孺子可教，便令自己的侍女苏麻喇姑协助照看这个孩子。苏麻喇姑十分聪明，教小玄烨学习满文，后来已是皇帝的玄烨回忆说 “赖其训迪，手教国书”。当时，还有姓张和姓林的两个太监教他读写汉文。尽管还处于启蒙阶段，所能接触和领悟的知识有限，但在严格的督导和教育之下，小玄烨无论是读书写字，还是射箭骑术方面都日益精进，并且养成了良好的言行习惯，对知识的好奇和对学习的渴求更是让他一生中始终坚持勤奋读书、勤勉为政。据记载，玄烨读书十行俱下，略不遗忘，自五龄后，好学不倦，夜里读书，每至夜半。凡帝王政治，圣贤之言，六经要旨，无不融会贯通，洞彻原委。

可命运似乎总是爱捉弄人，玄烨八岁的时候，父亲顺治因病去世，因他已出过天花，被顺治指定为继承人，并给他起了玄烨这个名字，从此他才有了自己的正式名字。然而，两年后，玄烨再遭丧亲之痛，母亲佟妃也离开了人世。对于自己的童年，玄烨在晚年时曾感慨道：“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撼之处。” 可以说，康熙的童年充满了坎坷与不易，在锦衣玉食的皇室生活背后，是亲情缺失的遗憾和成长中的诸多无奈。

顺治十八年，弥留之际的顺治皇帝为避免 “权臣欺幼主” 的情况再度上演，一改此前由满洲宗室贵族担任 “辅政王” 的传统，任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四人为 “辅政大臣”，共同扶保年仅八岁的幼主玄烨，史称 “四辅政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了八年零五个月，直至康熙八年五月玄烨正式亲政。

这四位辅政大臣各有其背景和特点。索尼出身于正黄旗，兼通满、汉、蒙古语言，在后金对外交往和皇太极征伐中多有贡献，其孙女还是康熙帝的首任皇后，他作为首辅大臣，本应在辅政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可年事已高的他，在后续内部斗争中，更多是置身事外，不过在康熙六年三月，索尼带头上书请求康熙帝亲政，同年六月便病逝了。

苏克萨哈，来自满洲正白旗，是议政大臣，曾告发摄政王多尔衮图谋不轨，率军镇湖南建有军功。然而，由于他所在的正白旗与鳌拜等人所在的两黄旗存在历史矛盾，且他势单力孤，在反对鳌拜执意圈换旗地一事上，以一敌三，最终在康熙六年被鳌拜罗织罪名，矫诏枉杀。

遏必隆，属于满洲镶黄旗，母为清太祖之女，和硕四公主。面对鳌拜的不轨行为，他选择了明哲保身，不加阻止也未曾弹劾，这种态度虽让他暂时避开了斗争锋芒，却也在后来康熙清算鳌拜时受到牵连，康熙八年被下狱，后虽复职，但在康熙十二年便病逝了。

鳌拜，镶黄旗人，号称 “满洲第一勇士”，前半生军功赫赫，在攻克皮岛以及松锦大战等诸多战役中表现耀眼，深得皇太极的信任与器重，还曾为顺治皇帝的顺利登基做出过卓越贡献。但也正因他战功卓著，盛气凌人，在辅政过程中逐渐结党营私，妄图擅权专政。他与苏克萨哈矛盾尖锐，同苏克萨哈论事多有龃龉，积以成仇，在索尼病故后，更是无所顾忌，借苏克萨哈乞请守护福临陵寝之机，罗织二十四大罪状，将苏克萨哈杀害，为自己进一步擅权专政扫清了道路，此后更是操持国柄，结党营私，凡事在家中议定，然后施行，其行为严重地威胁着皇权。

起初，四大臣在执政初始，尚能齐心合力，基本上遵照福临制定的方针，继续完成统一中国的战争，比如康熙元年四月，奉四辅臣之命，吴三桂执杀南明桂王朱由榔，西南各地小股抗清势力纷纷归降，偏居台湾的郑氏部属亦有归顺者；三年三月，靖西将军穆里玛同定西将军图海，率八旗劲旅及湖广、四川、陕西三省绿营兵，镇压了大顺农民军余部李来亨领导的郧襄山区茅麓山抗清力量，至此大规模的民族征服战争结束，清王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同时，面对多年战争造成的社会生产极大破坏、经济凋敝、民生涂炭的局面，四辅臣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安插流民，奖励垦荒，施行赈济蠲免政策，以苏民生，还依世祖遗诏精神，将顺治年间改设的内阁和翰林院撤销，重新恢复内三院名称，并加强对官吏的管理，裁汰了十三衙门，扩建了内务府，并注重督抚的楷模作用，使得几年间经济发展，年谷屡登，社会秩序趋向安定。但随着鳌拜权势的膨胀，朝廷局势也愈发紧张，这也为康熙后续亲政面临的局面埋下了伏笔，年轻的康熙皇帝即将面对严峻的考验，去真正掌握国家大权，开启属于自己的统治篇章。

康熙皇帝自幼聪慧且极具谋略，面对鳌拜的专权跋扈，他深知不能与其正面硬刚，而是选择暗中布局，等待合适时机将其一举拿下。

康熙先是以陪伴自己娱乐为由，下令在八旗子弟当中挑选了十多名身强体壮、头脑机灵且反应敏捷的少年进宫。这些少年每日练习并表演角斗、摔跤之类的活动，每当鳌拜来访的时候，康熙就故意让他看见自己与这些少年嬉笑玩乐的场景。鳌拜见此，以为康熙帝毕竟是少年天性，喜好玩乐、胸无大志，连政事都荒废了，假以时日自己必然可以取而代之，便对康熙彻底放松了戒备。

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谋划和培训，这些八旗子弟都成了康熙的心腹。康熙八年，也就是公元 1669 年五月的一天，康熙单独召见鳌拜。此时的鳌拜春风得意，以为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所以毫无防范，大摇大摆地跨进了宫门。谁知刚进宫门，忽然一群少年一拥而上，将他彻底包围，大家齐心协力，有的拧胳膊，有的拖大腿，任凭鳌拜力气再大，也敌不过人多，最终被制服在地。

与此同时，鳌拜集团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被捕。随后康熙亲自核实，列出了鳌拜多达三十多条的罪孽，鳌拜也都一一招认了。当时满朝文武皆上书，要求处鳌拜以极刑，不过康熙念在鳌拜为朝廷多年效力的份上，特别给予他宽大处理，免其死罪，改为终身囚禁。至此，康熙终于真正亲政，那些被鳌拜陷害冤死的大臣也都恢复了名誉。康熙帝用计除掉鳌拜，让朝廷上下都认识到了这位年轻皇帝的厉害，原本一些比较骄横的大臣此后也不敢在他面前肆意妄为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康熙虽在当时势单力薄，却能以计取胜、施展手腕，将鳌拜及其党羽这一后患铲除，使得清初政局迅速改观，也为日后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显其卓尔不群的政治头脑与才能。

清初，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统称 “三藩”），分别镇云南、广东、福建，形成了割据势力。康熙十二年（1673 年），撤藩一事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成为三藩之乱的导火索。当时尚可喜因自己年纪已大，上书康熙皇帝将自己的王位转封给自己的儿子尚之信，而自己则回辽东养老。康熙皇帝将尚可喜的上书交给吏部大臣商议，大臣们认为尚可喜还活着不应该将王爵转移给儿子，康熙接受了这一意见，下诏让尚可喜 “带藩北撤”。这一举动引起了吴三桂和耿精忠的警惕，他们怀疑朝廷已有撤藩之念，于是在当年 7 月 3 日、9 日分别上书请求撤藩，实际上是借此来探视朝廷的真正意图。

康熙深知他们的心思，在收到折子后马上召开庭议商量对策。当时大臣们商议，耿精忠可以撤，但对于实力最强的吴三桂却犹豫不决，大学士索额图认为，如果贸然撤藩，可能会激起他的反叛，建议让吴三桂继续留守云南，静观其变。然而康熙帝认为，吴三桂蓄谋已久，早晚都是要反的，与其静观其变不如先发制人，便同意了吴三桂撤藩的请求，以此来看看他作何反应。

撤藩旨意一下，吴三桂就明白了朝廷的意思。他于当年 11 月 21 日杀害了云南巡抚朱国志等，自称 “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改国号为 “周”，以康熙十三年为元年，宣布恢复汉制，留发易服，公开举起反清大旗，同时给尚可喜、耿精忠以及他在各省各地的老部下发 “讨清檄文”，众人纷纷响应，战火就此燃起。

得知吴三桂反叛后，康熙皇帝震怒，但面对大臣们提出的安抚、恢复吴三桂地位等建议，康熙帝坚决拒绝，并表示 “三藩日炽，不可不撤”，随即进行全面的军事部署，派遣大军进行围剿，同时囚禁了吴三桂的儿子吴应雄及其家属，还在康熙十三年正月下诏削除吴三桂的王位，向天下历数其罪状，彰显评判的坚定决心。

吴三桂率领主力大军，出贵州，进军四川，占据湖南、广西，陈兵长江南岸，兵锋一时不可阻挡。受其影响，定南王孔有德的孙女婿孙延龄与靖南王耿精忠也先后举起反旗，相继攻陷广西、福建，东南一片混乱。吴三桂的总兵官、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得到吴三桂的消息后，左右摇摆、举棋不定，后来经吴三桂多次威逼利诱，又看见东南形势一片 “明朗”，权衡之后决定兴兵造反，攻陷兰州，杀死了清朝经略大臣莫洛，西北形势也变得紧张起来。一时间，吴三桂的势力迅速扩张，在短短几个月内，已经占据了大清东南的半壁江山，东南西北烽火四起，刚刚建立不久的大清政权岌岌可危。

但康熙并未慌乱，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应对策略。在政治上进行分化瓦解，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比如在吴三桂举起叛旗之后，康熙立即在全国范围之内公布其罪状，处死其在京之子，并且停撤尚、耿二藩，对于耿精忠在京诸弟，仍采取宽容措施，此后对耿精忠、尚之信、王辅臣等叛变者始终进行招抚，称其变乱为 “无知被惑”，表白自己绝不是食言之人，会保持对他们的态度。

在军事上，康熙制定了准确且周密的作战计划。一方面派遣将士分赴常德、四川、荆州、安庆等地，阻截吴军以及割断吴、耿联系；另一方面积极部署后方，以山东兖州、山西太原为后方军队的集中点。随着战争推进，局势逐渐发生变化，康熙十五年（1676 年），陕西王辅臣和福建耿精忠在清军进攻下，先后投降。广东的尚之信也于康熙十六年（1677 年）投降，陕、闽、粤以及江西等地先后平定，吴三桂局促于湖南一隅之地，外援日益削减。

康熙十七年（1678 年）三月，心有不甘的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国号 “周”，但这也未能改变叛军的困境。同年八月，吴三桂病死，其手下军队已呈树倒猢狲散之势，其孙吴世璠继位，退据云贵。清军乘胜分路南下，收复长沙、衡州、成都、重庆、桂林等地。康熙二十年（1681 年）十月，清军攻破昆明，吴世璠兵败自杀，至此，历时 8 年的三藩之乱被平定。

这场战争消除了割据势力，巩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也为之后 “康乾盛世” 的开启奠定了重要基础。

台湾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三国时代的东吴政权就已涉足此地。明朝末年，在颜思齐、郑芝龙等人带领下，福建民众更是大规模移居台湾岛，使其愈发成为我国的实际领土。

到了康熙年间，明郑政权割据台湾，延续明朝政权，与清政府处于军事对峙状态。郑成功逝世后，其子郑经继续经营台湾，改东都为东宁，依陈永华之议，移植明朝中央官制，仍奉已死的南明永历帝之正朔，形成了明郑政权。

起初，清朝为断绝沿海地区居民与郑氏小朝廷的联系，于 1656 年颁布禁海令 “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同时制订了迁界政策，将山东至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再次申明 “片板不许下海”，违者误杀。这一举措虽在一定程度上断绝了郑氏的袭扰，但也让靠海为生的老百姓苦不堪言。

此外，清政府还采取经济战来困岛，当时明郑朝廷仅有 20 万人口，物资多依靠以台湾岛的蔗糖和鹿皮换取中国大陆的布帛和生活用品，海禁政策使其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清政府则乘机挑拨离间，致使不少明郑将领降清，郑经也因几次北伐失利而一蹶不振。

在武力收复方面，康熙选用施琅率军出征。施琅原为明朝海军将领，和郑成功一起抗清，后来两人失和，施琅的父亲兄弟及子侄都被郑成功杀害，施琅便于 1651 年降清。1662 年，朝廷曾派施琅收复台湾，但两次都因遇上飓风，无功而返。不过康熙用人不疑，二十年后的 1683 年，依旧选择施琅率水陆官兵 2 万余人出兵。六月，清军出其不意进军澎湖，与台湾守军激战，六日后双方在澎湖海域展开决战，战况惨烈，清军各种火炮、火桶、火罐射向郑军，郑军船只多艘被烧沉入海底，最终台湾将领乘小船逃跑。澎湖海战胜利之后，台湾门户大开，郑军已无胜算，且台湾军民惧怕施琅会屠杀报复，施琅则放出话来，“仇人乃郑成功一人，郑成功已死，不会追究其他人”。随后，郑克塽率众归顺清政府，康熙接受投降，优待郑氏。至此，台湾在清政府直接统治之下，中国再次一统。之后，康熙在台湾设府、县等进行管理，这不仅加强了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当地发展，更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17 世纪 40 年代，沙俄侵略者开始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先后侵占了雅克萨（今属俄罗斯阿尔巴津诺）、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等地。清政府多次要求俄军撤出雅克萨，但沙俄置若罔闻。

当时清政府刚入关不久，忙于和南明政权进行战争，对沙俄的入侵难以顾及，尽管也曾任命将领率军讨伐，可由于指挥失误等原因，局势未得到根本扭转。后来沙俄残余侵略势力逃到尼布楚城伺机而动，康熙四年（1665 年），切尔尼戈夫斯基率军再次占领雅克萨并重新修建城堡，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侵略。而彼时清政府又忙于平定三藩之乱和统一全国的战争，无暇顾及东北的边疆危机，只能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向沙俄政府表示抗议和警告，然而沙俄不仅不理会，反而变本加厉。

直至康熙二十年（1681 年），清政府历经八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开始筹划派军进攻雅克萨，准备武力驱逐侵略者。他先是派人勘察和绘制从兴京（今赫图阿拉）通往吉林乌拉的道路地图，又派郎坦等人前往雅克萨周围探查沙俄的守城情形，同时向黑龙江上游地区运送粮食等军事物资，并在当地筑城屯垦，还在东北地区修建大量驿站和驿道，加强对黑龙江地区各民族的管理，任命萨布素为镇守瑷珲等处将军（即后来的黑龙江将军），组建了最早的驻防军。

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清政府派都统彭春等统率一支由驻瑷珲满洲兵、索伦及达斡尔士兵、京营八旗兵和福建藤牌兵等约 3000 名士兵组成的水陆军队，与驻瑷珲的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会师，向雅克萨的俄军发起进攻。在清军猛烈进攻下，俄军死伤惨重，向清军投降，彭春等接受了俄军的投降，并允其退回尼布楚，清军随后将雅克萨城焚毁，班师回朝。

可沙俄在清军撤退不久后就背信弃义，再次率领侵略军占据雅克萨。次年，康熙帝派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率军围攻雅克萨，清军用火炮向城内轰击，同时在城下东、南、北三面掘壕筑垒，在西面阻断俄军的水道。俄军首领托尔布津被清军炮弹击中而亡，城内俄军也被围困五个多月，弹尽粮绝。最终，沙俄被迫与清政府举行谈判，并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签署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明确了中俄东段边界，沉重打击了沙俄的侵华势力及其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扩张计划，使东北地区在战后保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对于社会稳定、巩固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清政府战后实施的一系列巩固和加强东北边防的措施，也极大促进了东北和黑龙江流域的开发，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漠西、漠北蒙古地区的局势一直关乎着清朝北方边疆的稳定。噶尔丹统一漠西蒙古各部，吞并回疆、哈萨克后建立了准噶尔汗国，势力不断壮大。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六月，噶尔丹借口喀尔喀蒙古宗教领袖哲卜尊丹巴和土谢图汗在调解喀尔喀两翼纷争的库冷白尔齐尔会盟时，不尊重达赖喇嘛的代表西勒图，便率精兵三万，越杭爱山，分三路向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发动突袭，又掠车臣汗部，血洗喀尔喀，致使哲卜尊丹巴、土谢图汗南奔，先后进入内蒙，请求清政府的保护与支援。

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噶尔丹又以追击哲卜尊丹巴、土谢图汗为借口率兵南向进入内蒙地区侵掠，严重威胁到清朝北部边疆的安全。尽管康熙皇帝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劝其罢兵息战，但噶尔丹依仗着第巴桑结嘉措和沙俄的暗中支持，继续向东进发。面对此种情况，康熙决意亲征。

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三月二十日，康熙帝从理藩院侍郎文达的奏报中得知噶尔丹已兵至塔米尔的北劳齐河，立马调集兵士 6000 人，跟着文达奔赴土喇河；安排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等人到文达驻军所在地设立沿途驿站；指示都统额赫纳、护军统领马喇、前锋统领硕鼎到文达所在地一齐配合带兵等诸多军事部署。六月二十一日，康熙帝更是下定决心亲征噶尔丹，命令盛京将军卓克托等人率领开原、兴京、东京、辽阳、广宁、锦州、易州等城的兵力 3000 余人出征。

在第一次亲征过程中，康熙做了诸多朝政安排，比如让各部院衙门本章停其驰奏，凡事俱着皇太子听理，若重大紧要之事，着诸大臣会同议定，启奏皇太子，以此锻炼皇太子。同时，他任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当副手，出古北口；任命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简亲王雅布、信郡王鄂扎为副手，出喜峰口；内大臣佟国纲、索额图、明珠等为参赞军务。两路大军按计划调发，不过福全率军与噶尔丹在乌兰布通战斗时，因清军仓促应战等原因失利，噶尔丹趁黄昏率部撤走，后改用议和手法，但康熙深知其狡猾，依然在大同、宣府、古北口、张家口等处增兵防备。

此后，噶尔丹率残部逃往土谢图汗部的汗乌拉山，并进一步乞援于沙皇俄国，多次派人到伊尔库茨克、尼布楚和莫斯科请求军事支援，然而并未如愿。康熙则多次下谕警告噶尔丹，还安排昭武将军郎坦率军驻扎在甘肃，防备噶尔丹进犯。

康熙不仅运用军事行动亲征来应对漠西蒙古问题，还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手段维护与蒙古贵族的关系，比如沿袭盟旗制度，通过这种方式对蒙古各部进行有效的管理与掌控，同时与蒙古贵族进行联姻，进一步巩固双方的联系，加强彼此的纽带关系，以此来巩固北方边疆，确保清朝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

清军入关之后，曾推行圈地等政策，八旗子弟能骑着马跑出多少就圈定多少土地归属，以此来解决安置问题。但这一举措使得很多汉人平民流离失所，失去生计，民族矛盾进一步扩大，而且许多八旗子弟并不善于耕种，土地被白白浪费，还演变成了各旗之间权力的较量，政治矛盾突出，社会生产力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康熙亲政后，深刻认识到这些问题，宣布停止圈地，准许壮丁 “出旗为民”，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再次下令 “嗣后永不许圈”，将土地让与百姓耕种，同时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鼓励百姓垦荒，恢复农业生产，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在治理水患方面，康熙更是尤为重视，黄河、淮河等河流的水患问题一直困扰着沿岸百姓，也影响着漕运这一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运输通道。康熙十六年（1677 年），平定三藩的战争还未结束，康熙帝就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展开大规模的治河工程。靳辅和他的得力幕僚陈潢不辞辛苦，用开引河和筑减水坝的办法减杀水势，仅仅五六年的功夫就成功堵塞了下游大小决口，修治了河、运堤防，使黄、淮重归故道，大片被淹没的土地重新涸出。此后，靳辅又命人在上游两岸筑堤束水，防水冲刷；还在黄河北岸张庄运口到清河仲家庄之间开挖中河一道，使漕船出清口仅二十里就能驶入中河，无须再借黄运行，避免了黄河 “一百八十里波涛之险”。靳辅之后，王新命、于成龙等人相继担任河督，他们遵循靳辅的治河方针，进一步巩固了河防和漕粮运道，使黄河在数十年间没有发生大的决口。

康熙皇帝自己也多次南巡，实地考察黄河、淮河等河流的治理情况。他每次视察，都亲临工地，有时甚至亲自测量，提出意见。回京之后，还会遍览古今治河典籍，研究治河方案。比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玄烨第三次南巡时，已对治河形成自己的看法，任用张鹏翮为河道总督，提出自己的方案，按照新的方案，拆除一些水闸，导黄河入故道，减少河水往淮河下游的流量，再将黄淮下游的积水引导入海，让黄河、淮河复归故道。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以后的 40 年间，河道基本畅通，很少发生决口之事，这一系列举措保障了漕运的顺利进行，也让沿岸百姓免受水患之苦，对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康熙自幼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 “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他强调兴礼教，在康熙十六年（1677 年）十二月，于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尤其是程朱理学）为治国之本。他曾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了南书房制度，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积极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典籍编纂方面，康熙更是有着卓著的贡献。他组织编辑与出版了诸多极具影响力的典籍，如《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子史精华》《朱子全书》《大清一统志》《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图书、历法和地图等。

就拿《康熙字典》来说，这部字典的编撰工作始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 年），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前后经历了 6 年，由张玉书、陈廷敬两位负责，修纂官凌绍霄、史夔、周起渭、陈世儒等合力完成。它是我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工具书，也是集历代字书之大成的古代官修字典，共收录了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汉字，其中包括了许多冷僻、古怪、异体、俗写等字，是中国收录汉字最多的古代字典。它不仅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文字资料，也为汉字的研究和保护做出了贡献，对传承我国汉字文化、推动字典事业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古今图书集成》同样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类书，它涵盖了众多领域的知识，对于文化的传承与整理起到了关键作用，方便了后人对各类知识的查阅与研究，在文化发展历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康熙主持纂修的这些典籍，对文化传承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充分展现出他在文治方面的非凡成就与贡献。

康熙皇帝有着多面的性格特点，这些特点在他处理政务以及应对各种复杂情况时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对清朝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一是忠厚仁慈，这在古代帝王中是较为少见的品质，无论是对兄弟、臣子，还是百姓甚至敌人皆是如此。就拿擒鳌拜一事来说，鳌拜擅权专政、嚣张跋扈，历史上像这样的大臣一旦被皇帝清算，往往没什么好下场，比如唐朝的长孙无忌被逼自尽，明朝的张居正死后被抄家，家人饿死十多口。但康熙念及鳌拜资深年久，屡立战功，且无篡弑之迹，便对他宽大处理，免死禁锢，在鳌拜死后 44 年，康熙还念其旧劳，追赐一等阿思哈尼哈番爵位，足见康熙的宽仁厚道。对待兄弟时，康熙同样尽显忠厚仁慈，他与兄长福全感情深厚，两人自幼被孝庄皇太后抚养，福全对康熙照顾有加，兄弟俩形影不离。福全去世时，康熙亲自祭奠，出殡时又亲往王府，恸哭不止，还特命画工绘制两人并坐于桐荫之下的画像，以表手足情深。对于弟弟常宁，尽管康熙并不喜欢他的懒惰习性，但常宁去世后，康熙还是按照程序妥善安排后事，履行了作为兄长的责任。

其二是勇于担当，康熙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气魄与担当精神。年仅 8 岁登基，14 岁亲政，面对鳌拜专权的局面，没有选择退缩隐忍，而是主动谋划，凭借着过人的胆识，以一群少年巧妙地制服了鳌拜，夺回朝廷大权，开始真正亲理朝政，为后续一系列治国举措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在面对三藩割据、边疆不稳等诸多内忧外患时，康熙也始终坚定地站在主导位置，承担起守护江山、巩固统治、维护国家统一的重任，用智慧和谋略逐一化解危机，开启了 “康乾盛世” 的繁荣篇章。

其三是处变不惊，在复杂多变的局势面前，康熙总能保持冷静沉稳的心态。例如在三藩之乱爆发后，吴三桂等叛军势力迅速扩张，短时间内占据了大清东南半壁江山，局势一度岌岌可危，可康熙并未慌乱，而是有条不紊地采取应对策略。在政治上进行分化瓦解，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处死其在京之子，停撤尚、耿二藩，对叛变者采取招抚措施；军事上制定周密作战计划，派遣将士分赴各地阻截吴军、割断联系，积极部署后方力量。正是这种处变不惊的性格，让他能够在动荡局势中准确判断、果断决策，最终成功平定叛乱，稳定了国家局势。

其四是善于反思，康熙在处理政务和经历诸多事件后，常常会进行反思总结，以便更好地完善治国策略和处理方式。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面对河道总督靳辅与直隶巡抚于成龙在 “治河” 方略上的不同意见，他先是让双方御前辩论，各抒己见，在难以达成共识时，又命家乡临河的在京官员搜集情况，最后将各方意见交给九卿会议裁决。通过这样不断地整合意见、分析思考，康熙得以做出更为合理有效的决策，推动治理工作顺利进行，也体现出他善于从不同观点中反思总结，进而提升治理能力的特点。

康熙之所以被后世誉为 “千古一帝”，是综合了他一生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以及在清朝兴盛、中国疆域巩固、遏制西方殖民势力等方面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政治方面来看，康熙实行了多项改革举措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官制，推行科举制度等，让清朝政权更加稳定高效。他先是智擒鳌拜夺回大权，结束了鳌拜专权的局面，使得朝廷秩序得以恢复正常，为后续的改革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而后又通过平定三藩之乱，消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管控，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让百姓免受战乱之苦，也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军事成就上，康熙更是功勋卓著。他收复台湾，结束了明郑政权的割据状态，将台湾纳入清政府直接统治之下，设府、县进行管理，不仅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还促进了台湾地区的发展，加强了两岸的交流与联系；反击沙俄侵略者，通过两次雅克萨之战，迫使沙俄进行谈判，并签署《中俄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明确了中俄东段边界，沉重打击了沙俄的侵华势力，保障了东北地区在之后一百多年的和平稳定，也为东北地区的开发以及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环境；亲征朔漠稳定蒙古，面对噶尔丹的侵犯，康熙多次亲征，运用军事行动与政治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有效遏制了噶尔丹势力的扩张，稳定了蒙古地区的局势，巩固了北方边疆，进一步拓展和稳固了清朝的版图，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文化事业方面，康熙同样有着杰出贡献。他自幼对儒家学说兴趣浓厚，强调兴礼教，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之本，积极推动文化教育发展，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南书房制度，还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并且组织编辑出版了众多极具影响力的典籍，如《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等，这些典籍涵盖了文学、历史、地理、天文、历法等诸多领域，对文化的传承与整理起到了关键作用，方便了后人对各类知识的查阅与研究，充分展现出他在文治方面的非凡成就，极大地推动了清朝文化的繁荣发展。

此外，康熙还注重民生，重视农业生产，治理水患，多次南巡考察黄河、淮河等河流治理情况，任用贤能的官员主持治河工程，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保障漕运顺利，减少水患对沿岸百姓的影响，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在民族关系上，康熙也展现出高超的统治智慧，采取怀柔政策，缓解满汉矛盾，与蒙古等少数民族贵族通过联姻、沿袭盟旗制度等方式加强联系与管理，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使得清朝成为一个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强大帝国。

康熙皇帝凭借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文化成就以及对国家全方位的积极治理，让清朝在他的统治下走向繁荣昌盛，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强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