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北京市西皇城根9号的一个四合院内住着一位普通老人，老人常常与夫人一同在院中操弄着瓜果蔬菜，幸福惬意的晚年生活与多数普通老人无异。

几十年前，这位普通老人由“两个凡是”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沉浮，不管所处地位如何变动，他都保持着接受现实的心态；而这位老人，便是由毛主席亲自选定的华国锋。

历史进程中的华国锋

毛主席曾5次选择“接班人”，最终选择了华国锋；他最终下定决心的时间是1976年初，当时华国锋正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4月30日，华国锋在毛主席的书房里向主席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全国形势、中央工作等。

当时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已不太好了，没有工作人员搀扶的情况下连起身都很困难，可为了表示对华国锋的信任，他用铅笔费力地写下了一行字：慢慢来，不要着急；你办事，我放心。

后面那一句，更是证明华国锋未来身份的有力凭证。

1976年历史的重大变革之后，未来的走向将成为重大问题，华国锋在处理这些事情上也费了不少心血。

中央宣传口的李鑫后来回忆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想要稳定局势就得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

而华国锋对于当时的其他变化并未完全重视，反而用“两个凡是”予以回应，这也使得他完全陷入被动，当时的他心存种种顾虑，处于犹豫、徘徊和等待时机的阶段。

李鑫主持之下，一份稿件中就有这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

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华国锋也明确提到了这两句话。

问题就在于，“两个凡是”不适用于解放思想，华国锋自己都认为这两句话过于绝对，就算将历史倒回去看，毛主席自己都对个人崇拜相当反感，尤其是从1966年开始，这种感受越来越深。

有人当时就在讲“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毛主席的话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甚至到达了“毛主席的话是我们的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等等。

这些话已经引起了毛主席的不安，他在一封长信中写道：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能有那样大的神通。

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毛主席也用“迫上梁山”形容自己的处境，还说：“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随着个人崇拜已经到达登峰造极的程度后，毛主席的塑像、雕像、像章到处都是，大家还呼“万寿无疆”、跳忠字舞等等，人们都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只有毛主席极为不满。

他在1966年7月就指示中宣部的负责人：“以后不要用‘最高指示’、‘顶峰’一类的语言。”

报告发出去了，可已经没有办法传达到基层了。

几年后在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列宁所写的纪念文章时，毛主席还写下了一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一些无用的，会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了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

第六次南巡期间，毛主席找到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谈话，没想到刚见面就发现华国锋还佩戴着自己的像章。

当时毛主席就显得很抵触，说道：“你还戴着？看着就讨嫌，不要戴了。”

一个月后毛主席在杭州对浙江负责人南萍、熊应堂等人说：“到处都立像，日晒雨淋，可怜。”

越是到了晚年，毛主席对这些情况就越是无奈。

1975年的国庆节，他已经躺在病榻之上，更是有了一种夕阳晚照的沧桑感，喃喃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

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后吓得不轻，赶忙安慰道：“主席，怎么会呢？您可千万别这么想。”

毛主席听后反驳道：“怎么不会呢？哪有人不死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万寿无疆’是天大的唯心主义。”

“万寿无疆”是人们喊出的口号，而那句反驳也是毛主席对个人崇拜的最后批判。

可以说，毛主席是极为反感个人崇拜的，但他在那些年里根本没有办法去改变什么，每个人都在高喊着他伟大，但只有了解他的人才知道，那些年他有多么孤独。

华国锋后来说出的“两个凡是”论调与毛主席的本意是截然相反的，即便华国锋有其他的一些用意，但他仍然不该违背主席的意愿。

1977年2月，李鑫在与汪东兴商量的情况下把“高举”的那些话加入了社论当中，其中也包括“两个凡是”，不过这些说法并不是原封不动的移植，而是作出了一些修改。

后面那句“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修改好之后，李鑫把稿子交给了汪东兴审阅，汪东兴认为文章已经经过多次修改，可以使用了。

这篇社论名为《学好文件抓住纲》，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社论的最后就有关于毛主席的一段话， 概括了毛主席领导大家奋战的历史，最后则是“两个凡是”。

这次播发的“两个凡是”版本，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版本。

还是需要解放思想

其实，早在1977年3月的工作会议之后，华国锋就再也没有提到过“两个凡是”，这也说明：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到“两个凡是”的时期已经彻底结束，接下来就该认真考虑“两个凡是”是否正确了。

任何官方媒体、官方文件也没有再出现过“两个凡是”。

华国锋自己也觉得这些话说得太过了，也认为：其一是说得太绝对了，其二是确实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

当时华国锋还没有受到批评，他这也是脑海中的思考。

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也特意为这件事出面诚恳道歉，还告诉与会者：“过去的历史告一段落，但社会的整体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这个阶段，党的高级干部必须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不能让毛主席的伟大形象受到影响。”

面对“两个凡是”当时已经产生的影响，他还说：“我应该负有主要责任，因为‘两个凡是’束缚了大家的思想，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从这场会议中华国锋的发言内容来看，他的道歉是非常诚恳的，并暗示“两个凡是”的说法错误。

这一路走来，华国锋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些提法的错误，而是他确实有着自己的苦衷。

作为“接班人”形象出现后，他又得去纠正一些错误，又得保持社会的稳定运转实现平稳过渡，无论什么提法总会有人跳出来反对，他便觉得将毛主席搬出来是最好的方式，决不能允许损害毛主席形象的情况出现。

当“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开始了激烈的讨论与交锋后，很多问题也在讨论中被解决和验证，那么华国锋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此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全新历史时期，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

“实事求是”同样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核心指导思想之一，同样也是毛主席提出来的。

那段历史时期，华国锋与汪东兴的处境类似，他们在历史的旋涡中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1980年后，官方对华国锋主政的两年用了“一正四负”来改口。

“一正”也同样适用于汪东兴，他们身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新的历史阶段，华国锋同样为改革开放之路奉献很多，早在1978年8月中旬开始，华国锋就正式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从这些访问中也能看出华国锋的思想还是非常解放的。

尤其是南斯拉夫之行对华国锋的触动很大，他也对合作开放很有兴趣，那时的他就有意打开国门。

在企业改革方面，华国锋也有着自己的思考，特别是在考察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工厂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工厂和企业的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但效率要比中国高很多。

后来他还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关起门来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去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接受外国消费者的质量评判。”

这其实已经说明华国锋并没有死守特殊时期的思想观点，在对外开放这条路上，他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认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顺利召开，之所以能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华国锋的外出访问有着极大的促进意义，在这些事上，他都没有搞“两个凡是”，说明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并非如此。

回过头来看，华国锋是毛主席亲手扶起来的，在党内没有那么深厚的历史根基，加上他的“忠厚”性格，说出“两个凡是”也是他失策的一面；改革开放的开创之功，也是值得肯定的另一面。

1978年的新年，华国锋还冒着大风赶赴唐山矿区视察，矿区还有塌方的危险，所有人都建议华国锋在外面看看就行，可华国锋却坚持要下矿去看，大家还都捏着一把汗。

为了搞清楚矿工的工作状况、劳动强度等，他还是选择了主动调查；对待科学家，他也是极为重视的，还有一张“科学的春天”相片足以证明。

退出核心圈层后，华国锋基本步入养老生活。

家中的会客厅十几年都没有发生变化，书架中还是摆满了各种书籍、墙中央依旧挂着他与毛主席的合照。

2007年12月，一位记者老朋友前去探望，当时华国锋也已经因为糖尿病身体有些不好，他还关心着朋友，嘱咐道：“你和同行的年轻人都是为党工作，只是分工不同，做什么事情都要先学会做人，做到问心无愧。”

那天他坐在沙发上时，这位记者朋友为他拍摄了一张照片，华国锋又露出了笑容。

参考资料

1.历史转折中的汪东兴：与华国锋一起浮沉 澎湃新闻

2.两百多高级干部开会讨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华国锋检讨 北晚在线